可是她家并没有人在台湾。
没有人在台湾并不等于你就得拒绝承认你家有人在台湾。有时越是不存在的问题，你越矢口否认就越像是在编造，这“编造”有时能使你前功尽弃——你刚才的一切对答如流都成了编造。
司猗纹在用心。
“解放后我参加工作填表的时候就做了交待。”司猗纹说，“我家没有人在台湾。我的父母、公婆、丈夫早已死了。他们虽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也有过剥削，也有过错误，可是没有人在台湾。”
“司猗频那边呢？”显老的问。
司猗纹沉默片刻。她想，问话的症结既已明悉，本可以立即做出回答：司猗频那边也没有人在台湾。但为了不叫来人感到她回答得草率，她必得给人造成一种不草率的印象——她在努力想。她想，司先生死后不久，刁姑娘又改嫁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于是那军官就成了司猗频的继父。那军官解放前夕分明已经阵亡，刁姑娘才卖掉响勺胡同的宅院，靠了这笔钱活到解放。难道她们指的是司猗频的继父，那位阵亡的军官？
也许所有外调者和被调者根据一点蛛丝马迹都须展开些想象，比如现在，她们都应该不谋而合地想到那军官并非阵亡，而是去了台湾。如果再想得深入些，还可以变成司猗频原本也有随继父出走之动机，由于种种原因才未能如愿。当今，台湾和一切海外关系既已成了时代的一个兴奋点和敏感区，那么双方都须为接触这个兴奋点之后的更大兴奋而动些心思。
司猗纹决定让那个死去的军官在台湾。
“您这么一提醒我才想起来。”司猗纹一阵苦思冥想之后说，“先前对那件事，总觉得离自己太远，现在提供出来也是我的责任。”
一个兴奋点到底引出了一个盼望，两位外调者眼睛亮了。显少的打开了已经合上的本子。
司猗纹继续：“司猗频的继父是个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突然失踪了。您想，他不在那边儿又在哪儿呢？”
司猗纹在这里用了个“那边儿”，似乎她不直接说出“台湾”二字，就能减少自己对妹妹的一份歉疚。
外调者被司猗纹弄得直兴奋，她们不断会意地交换着眼色，像是说：这趟远征西城总算如愿以偿。
“你能把刚才说的都写下来吗？”显少的问。
“行。”司猗纹说。
她本想拉开架势用蝇头小楷写出自己的证词。这是证词，也是炫耀给她们的书法。转念一想她还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不该炫耀的炫耀有时会弄巧成拙。司猗纹拿出一支旧钢笔，故意显出缓慢而不流利地在她们交给她的一张纸上努力写着，写好之后又按上手印。
司猗纹送走客人便不停地做起家务：擦桌椅，擦玻璃，洗茶壶，洗茶杯，洗茶盘，连不常擦的花镜都擦拭干净。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去想东城她那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又像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是东擦西擦，家里并没有来过什么人，刚才的一切不过是她做了一次不声不响的想象而已。再说她的想象深究起来也没有大错，假如司猗频的继父不阵亡他定而无疑得去台湾，那么为什么他又非得阵亡不可呢？对于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派，司猗纹让他去哪儿不行？非得死？
让杌凳说。司猗纹在擦杌凳。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接待了几批外调者。频繁的外调锤炼了她的接待艺术，她知道怎样迎合不同来者的不同需要，投不同来者之不同所好。该云山雾罩便云山雾罩，该“丢个包袱”便“丢个包袱”，起誓、痛哭、坚决、彻底甚至逗逗来人，都要看来人的需要、所好。有时为了增添些声色，她不惜将自己的一些往事转借他人。如果被调查者是男人，她便用丈夫和公公去作些作借鉴。有时她竟能指鹿为马故意把永定门说成动物园。
比如有一次两位远道而来的外地调查者坐上了司猗纹的杌凳，他们神不守舍地问着司猗纹东西南北，司猗纹也神不守舍地支应他们。三五句对话之后其中一位便向司猗纹打听：“哎，上万寿山咋走？”司猗纹决定逗逗他们，说：“出胡同坐102
无轨到永定门换335.”二人按司猗纹的指点来到永定门坐上335（火车），那车是永定门开往郑州的。
然而她的那些无比鲜活的事例毕竟令多数外调者眼界大开，他们大都带着满意而去。连陪同他们的罗大妈也受了吸引。
接待外调者使司猗纹又往“台前”走了一步，不，是好几步。不久，就连国庆之夜绕胡同巡逻这种只有政治上最可靠的人才能担当的任务，居然也有了司猗纹的份儿。司猗纹开始把心放在肚里了。
但是有一个黄昏，司猗纹的杌凳又坐上了两位自称是一个什么部来的中年男人。
他们的突然到来他们那明显的与以往外调者不同的气质使司猗纹觉得一切都非同一般。杌凳没有从屁股上猜出他们的身份，司猗纹也没有从他们的腿脚、五官上猜到什么。她只预感到他们不是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物的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来，她觉得他们和他们的目的都是从天而降。
果然，他们开口就提到了华致远。中华的华，一致的致，永远的远。
华致远打乱了司猗纹的接待艺术，她不再准备去云山雾罩地制造悬念，更没有去作张冠李戴。她不知道她要做些什么，他们又将要她做什么。她变得一无所知了。
他们问她是否认识华致远这个人。
“我，记不清这个人了。”她说。
“你们曾经是同学。”来人提醒她。
“同学？噢，让我想想。”她不慌张，真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