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30年夏秋的季节里，茅盾搬过几次家，最后住进了静安寺附近愚园路口的庆云里的一个三楼厢房带过街楼，共有三间房子。楼下住的是二房东，茅盾称自己是教书的。而此时，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要茅盾少用眼多休息。茅盾的表叔卢学溥此时也在家里赋闲，他对晚辈茅盾十分赏识，小学时代显示出来的聪慧，就认为自己这个表侄能成大器，曾作“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的评语。卢学溥与茅盾谈起往事，还十分得意。另外，此时茅盾虽加入“左联”，但对“左联”的做法、“左联”的左和幼稚，都十分不理解，但又不便反对，只好作逍遥派。因而，这个时候，茅盾有事无事都往卢公馆跑。
卢学溥在沪上作寓公，又有这样有气派的大宅，因而许多同乡故旧人来人往，当中有开工厂的、有卢表叔的银行同僚、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搞投机的，高谈阔论有之，慷慨激昂有之，切齿痛陈有之，窃窃私语有之，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中，茅盾听到不少关于中国形势的种种内幕。
这些同乡故旧当中，茅盾也大多认识，他们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因而政界、军界、金融界、商界上的内幕，并不避嫌，都乐意和茅盾谈。这些同乡故旧还热情邀请茅盾去他们那里玩，于是茅盾又有参观丝厂、火柴厂、纱厂、银行、商店的机会。在参观中，茅盾自己也感觉到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日本时那种灰暗的情绪、不稳定情绪，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他看到了世界经济萧条，向中国倾销商品时，中国民族工业的衰败以及一些同行老板的艰辛。
他看到证券交易所那“搏斗”的场面，股票指数的上扬下跌，对那些在股市“搏斗”的人们，也带来了兴奋、沮丧。那些兴奋和沮丧的面孔后面，茅盾似乎感觉他们更关心股市之外的形势——战争的胜负；政界变幻，直接影响着股市交易的人们，而操纵这些场面的人，是从来不在交易所里露面的，他们住在豪华饭店，带着情人，或者带着姨太太，出入交际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谣言、谎言，操纵着股市风云。这些操纵者，都有外国势力作后盾，实际上在充当买办的角色。因此，茅盾在与这些故旧同乡的周旋中，了解到不少经济与整个社会形势相联系的东西，这些老板们的“悲欢离合”，最为集中表现在交易所这个小天地的大世界里，包括人情世故，也似乎和整个经济相联系。同乡一个老板，曾告诉茅盾这样一个可耻的故事。有个小老板因为打听股市发展趋势内幕，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去充当股市操纵者的情妇，让女儿把情报弄到手，再决定抛还是收。结果，女儿不谙世事，失身于操纵者，“情报”又没有弄清，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小老板觉得无脸见人，就上吊自尽了。这个细节，给茅盾心灵十分震撼，金钱让人灵魂堕落到这个地步！
在卢公馆，茅盾听到作公债投机的人曾以30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30里，以蛊惑市场，投机人乘机活动得利十分丰厚，这又是给茅盾心里一次震撼。因此，茅盾对中国社会现象看得更清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同时，茅盾又从不同渠道，听到工农红军的消息，这个消息，对茅盾这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来说，自然十分高兴。
在卢公馆里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消息，茅盾又忽然想起不久前学术界人们很热闹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另一种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第三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茅盾从自己大量耳濡目染的现实和材料中，觉得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然，茅盾觉得这些素材，不宜写论文去证明，而宜写小说去证明，因而茅盾打算写一部都市、农村交响曲，而且都市部分可写三部曲，并着手拟大纲和梗概，定名为《棉纱》、《证券》、《标金》。茅盾还读了周培兰的《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等专业书，深入研究中国棉纱业的历史和现状，为使小说更具有坚实性。
但写完提纲以后，茅盾又觉得都市部分好写，而农村部分十分为难，二者的配合、呼应等都会产生轻重不当的感觉。因而茅盾把这个已拟提纲的写作计划放下，转而去写中篇小说《路》。不料，《路》只写了一半，眼疾发作，只好遵医叮嘱，不看书不写作，休息三个月。但用茅盾的后来说，眼睛不能用，大脑却异常活跃。
他在眼睛休息时，反复比较思考，决定改变原来写城市农村交响曲的计划，专门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同时，把原来的一些分散的故事选取之后，集中在这部长篇之中，在重新构思时，茅盾又仿佛重温素材，心里觉得更加有底了，并把纱厂改为丝厂。于是，茅盾又去重访故旧，有目的地进一步搜集素材，在这些同乡故旧中，茅盾了解到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的缩影——丝厂的情状，上海倒闭30家，无锡、广东、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各丝厂十之八九都倒闭，同时，茅盾也了解到，由于国际竞争而使中国火柴厂大面积破产，因而坚定了茅盾原是以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瑞典的同行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计划。
茅盾带着眼疾，又参观同乡人创办的丝厂和火柴厂，实地观察。正在这时，卢表叔的继母，也就是茅盾的姑祖母要做“还寿经”，在卢公馆举行盛大的场面。茅盾执晚辈礼，去参加了卢家的“还寿经”，在那里，茅盾又目睹了举行还寿经这样的场面，还到寺里参观那制作冥器的工程，目睹那些现代迷信的时代特色。
茅盾列了详细的提纲，设计了人物和情节，此时，一年多的搜集和调整，人物、情节等，基本上在茅盾头脑里形成了，甚至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也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等，后来才定名为《子夜》的。
《子夜》是1931年10月正式动笔写的，到1932年12月5日脱稿，历时一年多，其间，在与瞿秋白长谈以后，又改变计划，缩小范围，强化作品的时代性。
当时，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两人天天谈《子夜》的故事，谈情节结构。革命家瞿秋白的文人本色，此时也得于充分展示，秋白在听了茅盾的构思和看了已写的几章后，帮助茅盾从政治上分析当时形势，建议茅盾在小说中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代表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
茅盾连连点头称是。秋白看了初稿后，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根据秋白的观察，大资本家愤怒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茅盾听了秋白的分析，十分新鲜，后来都作了改动。对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秋白也向茅盾作了介绍。但后来茅盾觉得自己不了解实际情形。凭耳食描写风景可以，凭耳食去取故事材料，觉得没有把握。因此，只把第四章保留下来。
和瞿秋白作长谈以后，茅盾掂量着已经写的部分稿子，重新对全书大纲结构进行调整，于是便成了现在这个《子夜》的样子。
《子夜》于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至此，一部巨著诞生了。它的诞生，凝聚着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子夜》的第二章以《火山上》的题目，先行发表在《文学月报》一卷一期上。第四章以《骚动》为题，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二期上，全书以1930年上海这个大都市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影响下，奋斗、挣扎、直至破产的必然命运，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品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矛盾冲突，并以此为主线，描写了吴荪甫与同行，与裕华丝厂工人，与双桥镇农民及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和纠葛。书中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吴荪甫的果断又刚愎自用的性格，赵伯韬的财大气粗和一批小老板的走投无路的神态，几乎都栩栩如生；周仲伟、王和甫、陈君宜、朱吟秋等老板之间的金钱至上，勾心斗角，都活灵活现；与这些相匹配的，还有一批以吴府为中心舞台的各式公子小姐、少妇、交际花、诗人、学者、政客、军人以及土财主冯云卿父女等形象，都作了周到而逼真的刻画。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茅盾这一部近40万字的小说里装进了1930年前后中国都市及部分农村的庞杂的内容。
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先验的政治主题，选择好并精心塑造的人物，及独具匠心的结构，使小说具有宏大的气势，成为多声部、多色彩的都市交响曲，并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动荡时代的风云和人们的活动、情绪、心态，成为一部活的历史。“
这部《子夜》是茅盾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广泛收集，耳闻目睹的生活的流露。
作品里，到处都可以见到作家熟悉生活的影子，吴府大宅，实际上就是以其表叔卢鉴泉大宅为原型的；双桥镇的原型，来自作家故乡乌镇。因而，《子夜》恢宏的气势中，处处有生活，有真实。因而一出版，立刻轰动中国文坛。
茅盾在《子夜》出版后，送的第一人，是鲁迅。一月份出版，茅盾在开明书店拿到几本样书后，于2月4日立刻偕夫人、孩子去鲁迅家拜访，并送上还飘着油墨香的《子夜》，并应鲁迅的要求，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
鲁迅先生指正茅盾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从鲁迅那里题字送书以后，茅盾送书都题字签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逝世。《子夜》一出版，立刻脱销，不到3个月，重版4次，初版3000部，再版5000部，当时北平某书店于一天之内售出“子夜”
100多部，这在当时实为少见。茅盾见到大江书铺的主持者、老友陈望道时，陈望道告诉茅盾：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写到她们。茅盾到卢公馆去，表妹宝小姐告诉茅盾：她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看了表哥写的《子夜》，发现《子夜》里的吴少奶奶，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
茅盾听后，笑笑，不置可否。
一时间，争阅《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一个时髦，不少人还组织“子夜会”
进行学习讨论。甚至连舞女也谈《子夜》。因而当时有人冒充茅盾下舞池，与舞女跳舞这样的怪事也随着《子夜》的出版而出现了。在《子夜》风行时，瞿秋白等一批评论家撰写评论。《子夜》一出版，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国内文坛除了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
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寄上），计30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子夜》出版，鲁迅是引以为豪的。瞿秋白在《子夜》一出版，最早发表评论，他在3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高度评价《子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他还预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后来，瞿秋白又写了《读〈子夜〉》一文，认为”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朱自清也在评论《子夜》时也说：
“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当年和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在研读了《子夜》之后，用“云”这个笔名，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评论文章，称赞《子夜》：“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
“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吴宓对《子夜》的文字也极为赞赏，“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
茅盾当时见到这篇评论，虽没有公开表态谈什么，但内心极为佩服吴宓的细微。
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部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子夜》热的出现，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149种著作，茅盾的包括《子夜》在内的已经出版的7种创作，全部都在被“查禁”之列。后来经一些书店老板的力争，《子夜》列为应删之列。国民党的检查人员在《子夜》这部书下面用朱笔批道：“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l24（即第四章）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于是，从第五版起，《子夜》便以肢解的形态与读者见面了。
但令茅盾欣慰的是，在国民党查禁《子夜》之后，巴黎进步华侨办的“救国出版社”却全部翻印了这本书，并在前言中高度评价了这本书。
《子夜》成为30年代中国东方都市的一道风景线，在这道风景线上，映出芸芸众生，映出时代风云，映出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也映出茅盾作为一代大师的地位和才智。《子夜》的出版，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茅盾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他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和评论，也和上海的朋友们一道，参与社会活动。他依然在“左联”的大旗下，奉献自己的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