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带着那首《留别云妹》诗下山的。这首留别诗，用一个“完”字，寄寓自己灰丧的心情，对自己曾付出心血，为之追求的大革命，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和挫折，他感到失望，失望不是来自敌人，而来自革命阵营里的，原来都是朋友和偶像！这首“留别诗”并非诗人诗情喷发的产物，而是苦闷心情的宣泄，从喧闹的革命漩涡中心武汉，来到清凉世界庐山，静寂的山涧，伶仃的孤寂，茅盾只好以译书为打发日子，因而，奔泻的思绪，失衡的情绪，流淌的，是一二首诗。一二首借爱情外衣，抒发内心的苦涩和孤寂及革命的失望情愫，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挫折？
越思想，越觉得革命前程的迷茫。
后来，茅盾曾对此作这样反思和自白：
“我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
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要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
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
这一番经过思考后的自白，很能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在1927年夏季这个历史横断面上，后顾前瞻，这种思想是极正常的。
茅盾从庐山秘密下山，乘船去上海，因为怕船上熟人多，他在镇江就上岸，坐火车到无锡，又转夜车去上海。一路上，曲曲折折，回到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家里时，已是半夜。悄悄叩门后，不见夫人出来，而是母亲来开门。
见是儿子回来，自然十分惊喜，没等母亲问，茅盾却边进去，边问母亲：“妈，德沚和孩子都睡啦？”
“两个孩子都睡了，德沚还在福民医院里。”茅盾母亲一边关门，一边说。
“什么事？”茅盾一怔，他知道夫人即将生产，忙急急地问。
“都是那个姓宋的不好，自己家里钱那么多，偏偏要住在这里，还要德沚腆着大肚子，替他拉蚊帐，自己坐在一边看，结果德沚跌了一交，小产了，已经送医院好几天了。”茅盾母亲忿忿然地告诉儿子。“宋”就是宋云彬，他先于茅盾下山，在给茅盾家里捎个信后，就躲在茅盾家里。宋家在与茅盾故乡乌镇相距几十里地的硖石镇，素有“宋半城”之称。
“那我去医院看看她。”茅盾问清德沚病房号码，乘月色朦胧时直奔福民医院，看望夫人。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朦胧中惊醒的孔德沚见丈夫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惊喜不已。
“刚刚到家，妈妈说你小产了，我就赶来。”茅盾用手按着妻子的额角，又关切地问：“现在怎么样？”
“好了，就是力气没有。”孔德沚脸上露出笑容，回答道。“路上有没有麻烦？”
停了停，又问。
“还好，我都避开了一些熟人。本来去南昌，路不通，就想翻过庐山去南昌，结果那条路也封锁了，在山上又突然泻肚子，躺在山上的旅馆里，不能动，所以能走动，就赶快下来，路上怕熟人见，就绕到无锡过来。”茅盾简单地把自己和妻子分别后的经历说了一下。
“听说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中，有你的名字，所以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支部里的人也替你担心。不少熟人碰见我，就问你在那里，我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如果熟人见了怎么解释？“孔德沚躺在床上，把自己的忧虑对茅盾说了。
茅盾听妻子这么一说，陷入沉思，现在一时这么混乱，自己也需要作番调整，而且一旦传出去，难免不遭国民党的毒手。因而，他对妻子说：“在武汉我写了那么多文章骂蒋介石，通缉也是意料之中。所以，你干脆仍对外说，我去日本了，我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了。”
“也只好这样了。”德沚苦笑一下，说。孔德沚此时脑海里，着实为茅盾的安全担忧，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而苦恼。其实，早在两个多月前，南京政府主席胡汉民就签发通缉令，共有88人被通缉，其中茅盾被列为第58名。这是国民党的秘密，外界不得而知。
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从旧报纸上发现形势比想象的还要黑暗！上海地下党机关被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连自己介绍来上海的郑明德、梁闺放也被捕了。他大吃一惊，急忙把这张8月11日的《民国日报》上的《清党委员会破获共党秘密机关》一文往下看，该文报道了郑明德、梁闺放、顾治本、曹元标在7月6日夜被捕的情况后写道：
“7月7日晨，该社又派员3人，驰往闸北公兴路仁兴坊45号、46号前楼，皆铁锁严扃，于是毁其锁进内一窥，除少数木器外，累累者皆印刷品，共50余大包，又觅得藤箱一只，内藏去年跨党分子提取款项之支票存根簿4册，中央交通局各省通信留底全部，汪精卫致沈雁冰函三通，日记数册。其他共产党书籍不计其数。
乃雇大号运输汽车一部满载而归。“
茅盾又发现8月13、23、24日的《民国日报》上3篇题目相同的报道，都是对茅盾曾主持过的交通局破坏后的披露。8月20日《民国日报。党务》上也报道：“十五年四月中央交通局设于上海，主持者为著名跨党分子沈雁冰，兹搜得该局各省通讯留底二十三本，书籍无数，支款存根四本。取款者皆著名共产党人，如罗亦农、侯绍裘、高尔柏、沈雁冰、宣中华、梅电龙、赵醒侬、刘峻山、徐梅坤、邵委昂、蒋裕泉等，……。”
茅盾看着这些报道，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感到痛苦、愤怒，也感到心血付之东流的失望。整整一个晚上，茅盾彻夜未眠。其实，上海这形势的险恶，已经容不得他跨出家门一步了。
上海已变得不认识了。
第二天，妻子回家了，也给他带来许多未曾知道的昨天来不及说的消息。
知道好友郑振铎因其岳父高梦旦怕他被蒋介石留难，已于5月20日离开上海，去法国、英国了。住在隔壁的叶圣陶接替郑振铎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经历了这场大变动后，经过近十年的文学活动的茅盾，突然冷寂下来，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人的音容笑貌，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或亢奋，或悲观，或厌世，或逃遁，喜怒哀乐，像电影一样，在冷寂下来之后的茅盾的脑海里发酵、过影。于是，面对生活无着，不能出门的现实，茅盾决心把大革命中热辣辣的一幕记录下来，艺术地再现刚刚发生的这悲壮的一幕。这种选择，对茅盾来说，实在是个回归举措，他原先在这场政治活动寻找自己的价值，寻找自己的位置，但大革命的失败和崩析，茅盾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已任的宏愿，一盆水凉到脚，因而，这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富有历史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又选择了文学这个途径，继续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尽管此时上海整个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被杀的、叛变的、逃逸的，四处云散，各奔东西，但茅盾通过文学，寻求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求真理的追求，依然是那样执著！因而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说：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过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往日生活中积储的素材，一下子在静寂的脑海中闪现，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激情，在孤独的茅盾心里燃烧，他在这种热烈的激情中，时而兴奋，时而悲愤，时而迷惘和困惑。往日的激情此刻即将化为行动——从茅盾笔端汹涌而出。几年前的情景，正好印证了茅盾对大革命的认识。去年秋天，茅盾听到当时团中央负责人梅电龙追求一位姓唐的姑娘，追求到发疯的程度。有一次梅问唐，究竟爱不爱他？唐答“又爱又不爱。”因此，梅电龙从唐的宿舍出来，坐人力车，老是在研究“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到了入神的地步，乃至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走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文件，结果晚了。茅盾听到这桩事，觉得反映大革命前中国青年中一部分人的典型思想，而且情节曲折，富有现代意识。这是极好的小说材料，当时因忙于工作没有动笔，现在这情景又重新浮现在自己脑屏。
茅盾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茅盾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茅盾和唐棣华共持一伞，送她回家，路上，茅盾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现代女性的形象，忽来忽往，或隐或现，此时，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个同伴，完全进入忘我的创作激情状态，写作冲动异常强烈。
茅盾还记得在武汉时，在与自己宿舍隔街相对的一个宿舍里，住着3位既漂亮又有活动能力的革命女性黄慕兰、范志超等，她们的革命热情令人钦佩，她们单身的生活、漂亮的姣容，又令不少革命青年倾倒和追求。还有军校里那些追求革命而来的大批女生，她们的革命热情以及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情绪，也深深地印在茅盾脑海里。
茅盾还清楚地记着，大革命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受到极其残酷的挫折，许多满腔热情、富有思想的革命家，却因此而惨遭杀害，其中有曾共事过的、相知甚深的肖楚女和侯绍裘等。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又落低潮，各地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以十倍的疯狂，向农会反扑，惨无人道地对革命者进行报复。在革命发生逆转时，许多原先叫喊得很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便发生动摇，“躲进租界者有之，化装潜伏者有之。”他们都感到幻灭，原来革命美好的希望，已成泡影。这种中国1927年的现状，汇成一曲中国革命悲歌，这歌，茅盾是听到了，看到了，现在隐居在上海家里，耳畔还在回响着。
酷暑盛夏的上海，热浪一阵一阵，景云里的邻居们，一到晚上，便带着蒲扇、桌椅去门外纳凉，谈笑。男女老小，笑声哭声和这热浪混成一片。而茅盾则在家里，不敢出门去享受深夜里吹来的凉风，在家里或坐或躺，任凭脑海里那四海翻腾的风云起伏。大革命啊，大革命，茅盾此时脑海里尽是大革命的时代风云，溽暑里，茅盾在清理自己脑海里的万般素材，那些是云，那些是雨，那些是肉眼看不到，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风！想着想着，脑海里正在过电影，突然，一墙之隔的大兴坊住户在牌桌上用力一记，闷重的声音仿佛攻克汀泗桥的一枚炸弹，突如其来，真有些心惊肉跳！
茅盾把这些热辣辣的材料经过梳理后，选择了从五卅到大革命这段令人兴奋令人失望的岁月，选择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小说人物原型，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把自己所见所感写成小说。第一部《幻灭》，茅盾在妻子的病榻边，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他把自己写的第一部小说取名《幻灭》，用意是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在况人的同时，又是自况。
因为茅盾当时也只是个30出头的青年知识分子。
小说《幻灭》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着重描写女主人公章静的一段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即双重幻灭——为了追求恋爱自由、爱情幸福、妇女解放的所谓个人的完善和报效民族、国家的双重理想所做出的努力，及这种理想的无法实现，这种努力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无情吞噬，展示出一段人生之旅和人生之梦。静女士从某小镇到上海念书，因在初恋时遭军阀暗探抱素欺骗，感到幻灭；后来大革命兴起，到武汉投奔革命。但是，实际斗争使她厌倦，誓师北伐典礼又给了她勇气。不久大革命失败，静女士又感到失望、幻灭。
而静女士的朋友慧女士则是一个见过世面、看透人生又到法国念过书的女性，因而在静女士纯洁的感情被青年学生抱素（一个暗探）玩弄后，形成了一个貌似三角恋爱的关系，最后，静女士在武汉当看护，认识了连长强惟力，后来强惟力奉命归队，静女士又陷入幻灭之中。
茅盾那如火如荼的创作激情，大胆地批判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揭露大革命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讴歌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又把发生不到一个月的南昌起义写进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幻灭》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十分成功，极为真实地写出了那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内心世界。
小说语言绚丽、犀利、清新。
《幻灭》写到一半，茅盾从稿纸堆里抬起头来，发现酷暑已经消去，书中人物的各种纠葛和矛盾却依然没有理清，随手便在书名“幻灭”下面署了个“矛盾”的笔名，准备让隔壁的小说家叶圣陶看一下。为什么茅盾当时取了个“矛盾”的笔名，作者后来有过一段解释：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茅盾的这段解释基本上是真实的。茅盾当时让妻子将部分稿子送给叶圣陶看，第二天，叶圣陶就到茅盾家里来，兴奋地对茅盾说：“写得好，写得好，昨天夜里，我一口气读完你让德沚嫂送来的稿件。我准备登在这个月的《小说月报》上，马上就发稿。”
茅盾听后，吃惊道：“我还没有写完呢，送给你的，也只有一半。”
“没有关系，九月登一半，十月登一半。”叶圣陶也信心十足地说。
茅盾觉得这样也好，也可及早给家里补贴些油米钱，便说：“这倒也是个办法。”
“只是沈先生用的那个笔名，恐怕再改动一下，用‘矛盾’二字作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而且内容又是写这场大革命的，万一国民党方面来查问，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想了一下，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这样，姓茅的人很多，人家就不会引起注意，而且口音上依然是‘矛盾’，不失沈先生本意，不知您以为如何？”
茅盾一听，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
岂料，“茅盾”这个笔名一经起用，竟成了茅盾一生中和本名齐驾并驱的一个笔名，也是最为辉煌的一个名字！
《幻灭》在《小说月报》九、十月号上发表以后，书中清新绚丽的语言，热辣辣的题材和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立刻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不少人写信给《小说月报》，追问“茅盾”是谁？茅盾故乡邻镇的著名诗人徐志摩看了茅盾的《幻灭》以后，写信给叶圣陶，打听“茅盾”是谁。叶圣陶回信说：
“作者不愿意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决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徐志摩知道叶圣陶不肯告诉，但凭自己聪慧与敏感，一定是参加过大革命的沈雁冰。所以，后来在一次看戏时，他对同乡、茅盾的朋友宋云彬说：“绍钧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
宋云彬一听，颔首大笑。
当茅盾交出《幻灭》后正打算写第二部时，不料叶圣陶来对茅盾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来了，你最好写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文章，算是我们对鲁迅的欢迎。经过叶圣陶的劝说，茅盾同意了。但过了几天，叶圣陶来取稿时，却不是评议鲁迅的，而是一篇《王鲁彦论》，在叶的催促下，茅盾再写了《鲁迅论》，两篇作家论，是茅盾回到文学界后的新奉献，而叶圣陶仍坚持先发《鲁迅论》，在11月的《小说月报》发表了，署名方璧。
茅盾知道鲁迅10月3日到上海了，8日住在茅盾近邻，但一直不敢轻易出门去看他。10日那夭晚上，鲁迅由周建人陪同访问茅盾，茅盾十分歉然地说：“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然知道你已来上海，且同住隔壁，却未能来拜望，很过意不去。”
鲁迅却摆摆手，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茅盾和鲁迅各自说了武汉和广州的情况，周建人也讲了上海的事情，三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末了，鲁迅说：“看来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了，但我们的有些人却仍在唱革命不断高涨的论调，这就令人费解了。”
茅盾一听，接着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茅盾问鲁迅今后的打算，鲁迅表示来上海住下去，不打算再教书了。茅盾苍白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临别鲁迅握住茅盾的手，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说“多保重。”
送走鲁迅，写完两篇作家论文章后，茅盾又着手写第二部小说：《动摇》。
《动摇》是茅盾经过冷静思考，比较有计划地来写的，杂取茅盾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所见所闻，基本素材，取之于发生在湖北钟祥县的大革命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小说借此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以一个县城的变化来以小见大。
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国民党左派人物方罗兰和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
方罗兰这个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在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上和对待爱情问题都异常动摇、软弱。因而其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
而土豪劣绅代表胡国光，混进革命队伍后，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他们用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革命，破坏共产党的声誉，血腥镇压革命。在《动摇》中，茅盾第一次塑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李克。但在这部小说中，茅盾从史实出发，没有浓墨重彩去描写，因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李克也无回天力，责任只在方罗兰们。
回忆有时是美好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尤其是自己孜孜以求过的事业惨遭损失的回忆，更是令人扼腕！茅盾在写作《动摇》时，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说自己创作心境：“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所以，茅盾写作《动摇》是非常痛苦的事。
这自然是不以茅盾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1927年底，茅盾的《动摇》方始改定。望着这一大握和着血和泪的稿纸，茅盾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妻子孔德沚和母亲她们已经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茅盾有意观察一下当时文坛的反映，发现有部分评论《幻灭》的文章，对《幻灭》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茅盾觉得这个批评就作品而言，也许是对的，但从作者个人主观上而言，这种反映并非本意，大革命的失败使自己悲痛消沉，同时又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又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完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变，相信革命还会起来。总归要胜利。这一点，茅盾是坚信的。因此，茅盾转而写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一个中篇。借以调整自己那陷于悲观状况的思绪。
同时，他为了对这些批评辩解，也是为了表白自己的这种信念，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形式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这个短篇小说是茅盾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小说写的是君实和娴娴夫妇的故事。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而娴娴是个“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给丈夫一句话：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赶上来吧。其实，这篇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生动性也很缺乏，但构思非常经济，寓意也深邃，作者借小说暗示自己的一个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自然，茅盾这篇小说，也不可能给革命者指一条路，不可能写出娴娴上山之类的途径来暗示革命，只是表明作者的信念，来回答那些对《幻灭》责难的评论家们。后来《幻灭》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茅盾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和信念。
茅盾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从1928年4月开始动笔写《追求》，原来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重新点燃希望之炬，去追求光明了。但革命发展的事实，并没有茅盾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单纯。动笔之后，茅盾从妻子孔德沚那里听到许多迟到的消息，这些关于中共内部的消息，使茅盾感到悲痛、苦闷、失望，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因而，写着写着，茅盾原先调整好的情绪，又回到原先那种困惑、失望的情绪里去了，并表现在小说中。以至写到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后都失败了。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因此，茅盾的《追求》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小说用放射性结构，采用多线索多人物平行推进的方法，塑造了一群身经大革命洗礼、现在已经幻灭、失望了的青年男女知识分子，他们精神苦闷，思想混乱，却又不甘了此一生，在幻灭的痛苦中各自有所追求。张曼青决心通过教育，寄希望于新的一代，但社会现实让他的理想粉碎了。王仲昭想改革报纸并借此获得理想的爱人，当婚期将近突然传来爱人病危的消息，从此一蹶不振。女青年章秋柳想竭力振作，追求光明，但又自暴自弃，把追求享乐和肉欲刺激作为她向她所厌恶的现实报复的手段。
厌世主义者史循经过坎坷人生不仅革命理想已经幻灭，而且完全丧失了生活信念，只求以自杀了此一生。从而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悲观色彩，成为一部缠绵幽怨的哀伤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共存的乐章。《追求》在《小说月报》19卷6至9号上发表后，依然是一片轰动。连一些中学生上课时，也在偷看刊有《追求》的《小说月报》。
1930年5月，茅盾把《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之所以取名“蚀”，茅盾说，其寓意在暗示小说中的人和事，正像月蚀和日蚀一样，只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
出版时，他特地在卷首写了几句活，作为自白：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
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励。
《蚀》三部曲的问世和出版，轰动了文坛，对认识当代历史，再现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而茅盾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积累和写作训练，为这部作品带来绚丽的文采和细腻的描写，从而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所以，《蚀》使茅盾奠定了文坛上的地位，赢得了声誉；但长期的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也损害了茅盾那本来孱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