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回到家里就给阿黛尔打电话，想知道我的书的德语译本是怎么回事，就是安东尼奥送给我的那本。她也云里雾里的，对此也一无所知，她给出版社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她又打过来了，对我说，那本书不仅仅在德国出版了，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出版了。这时候我问，那我该怎么办？阿黛尔的声音有些不安，说：“你不用做什么，这是一件好事儿。”我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我当然很高兴，但我要做什么具体的事儿吗？比如说，我要出国去推广吗？她很温和地回答我说：“埃莱娜，你不需要做什么，不幸的是，那本书在哪儿都没卖出去。”
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我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他们关于我的书翻译出版的消息，但让我愤怒的是，没有任何人想过通知我这些事。最后，我对一个无动于衷的职员说：“我是从一个半文盲朋友那儿，而不是从你们这里得知：我的书在德国出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后来，我向她道歉，我觉得自己很愚蠢。最后，那些法语、西班牙语还有德语的翻译版本都发到我这里，德语版本不像安东尼奥带给我的那本那样皱巴巴的。那些翻译版本都很粗糙：封面上有穿着黑衣服的女人，有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头上戴着鸭舌帽，还有晾在外面的衣服。我翻阅着这些国外的版本，我给彼得罗看，最后我把它们和其他书一起放在书架上。没用的纸，沉默的纸。
我开始了一段疲惫的、心烦意乱的时光。我每天都给埃莉莎打电话，问她马尔切洛是不是还是那么客气，问他们是不是决定要结婚了。听到我的啰嗦，她会很欢快地笑起来，跟我讲了他们的愉快生活，他们开车或者坐飞机进行的旅行，以及我两个弟弟的发展，还有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现在有多好。现在，我时不时会对她产生嫉妒。我很累，也很心烦，艾尔莎不停地生病，黛黛希望得到关注，彼得罗一直无法完成他的书。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发火，我骂两个孩子，和我丈夫吵架，结果是他们三个都很害怕我。最后，两个孩子看到我经过她们的房间门口，都会停下游戏，很警惕地看着我。彼得罗有越来越多的时间，都待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而不是家里。他一大早出去，晚上才回来，他回来时，身上好像带着冲突的痕迹。我现在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我只能在报纸上看到那些冲突：法西斯分子拿刀子捅人、杀人，那些极左人士也毫不示弱。警察现在获得了法律许可，他们可以开枪，在佛罗伦萨也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最后发生了一件在我预料之中的事：彼得罗成了一桩糟糕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事儿在报纸上也激起了各种争论。某次考试，他给一个学生判了不及格，而这个学生是投入战斗的积极分子。这个年轻人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了他，并用一把枪对着他——这不是他跟我讲的，而是一个熟人讲的，这个人当时也没在场，也是听人说的——这时候，彼得罗不慌不忙地把不及格的分数写上，把学生证还给那个男生，然后他清清楚楚地说：“您要么现在开枪，要么赶紧把武器拿开，因为过一分钟，我一从这个教室出去，就会去告您。”那个男生拿着枪，一直对着他，过了很长的几秒，他把枪放进口袋里，拿起学生证跑开了。过了几分钟，彼得罗去了警察局，那个学生马上被逮捕了。但事情还没结束，那个男生的家长，不是直接和彼得罗，而是直接和彼得罗的父亲沟通，让他父亲说服他收回起诉。圭多·艾罗塔试着说服他儿子，他们通了好多次电话，每次时间都很长。让我吃惊的是，在通话过程中，我听到老艾罗塔教授失去了耐性，抬高了嗓门，但彼得罗毫不让步。直到最后，我很激动地问他：
“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
“那我应该怎么做。”
“不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
“我不明白。”
“那是你不想明白，你和我们在比萨时的某些教授一模一样，就是那些最让人讨厌的教授。”
“我不觉得。”
“这是事实。你已经忘记了，我们当时多么努力才能通过那些没用、也没意思的考试，简直是白费力气。”
“我的课程并不是没意思。”
“你最好问问你的学生。”
“那要问那些有资格做出回答的人。”
“假如我是你的学生，你会不会问我？”
“我跟那些真正学习的人关系很好。”
“也就是说，你喜欢那些巴结你的人？”
“你喜欢那些狂妄自大的人，就像你那不勒斯的那个朋友？”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老老实实地学习。”
我一时语塞。
“因为我以前很穷，我能走到这一步，简直就是个奇迹。”
“好吧，那个男孩和你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你和我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你想说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很慎重地绕开了这个话题。但之后，我的怒火又上来了，我开始批评他一根筋。我对他说：“你已经让他不及格了，你再去起诉他，这有什么用？”他嘟囔了一句：“这个学生犯罪了。”我说：“他想吓唬你一下，他是个孩子。”他冷冰冰地说：“他手上拿的是一把手枪，不是一个玩具，那是七年前在洛韦扎诺警察局和其他武器一起被偷走的一件东西。”我说：“他没开枪。”他有些恼怒地说：“枪上了子弹，假如他开枪了呢？”他没开枪，我喊道。他也抬高了嗓门：“我要等着他开枪了，才去起诉他？”我叫喊道：“别嚷嚷，你太神经了。”他回答说：“你想想你自己吧。”我太激动了，跟他怎么解释都没用。虽然我忍不住和他吵架，但我觉得，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危险，让我非常担心。我说：“我是在为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担心。”他不会安慰我，让我放心，而是把自己关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写他的书了。几个星期之后，他才告诉我，有两个便衣警察找过他几次，问了他关于几个学生的事儿，而且给他看了他们的照片。他第一次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信息，就把他们送走了。第二次，他问他们：
“这些年轻人犯罪了吗？”
“没有，现在还没有。”
“那你们调查什么？”
他把警察送到门口，是那种客气的，但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