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是的，我真是应该抽身而出了。从加利亚尼老师家里出来，我感觉非常苦涩，嘴里也很干。我没有勇气对老师说，她不应该那么对待我：尽管她可能很早就有我写的那本书了，她一定已经看过了，至少大概看过了，她对我写的书只字不提也就算了，她没要我专门给她带去的、上面有题赠的那本。在离开之前，因为懦弱，也因为想要以一种柔和的方式中断这段关系，我还是坚持把那本书留给她了。她没有说接受，也没说不接受，她微笑了一下，继续和莉拉说话。特别是，关于我的文章，她只字未提，她提了一句也只是为了引出对《团结报》的负面评价。她拿出了莉拉写的那几页纸，和莉拉谈了起来，就好像关于那个话题，我的观点一文不值，就好像我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我本想对着她喊：“是的，莉拉非常聪明，这是真的，我一直都知道她很聪明，我爱她的聪明，她影响了我做的所有事情，但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取得现在的成就，所有人都很欣赏我，我不像你女儿那样，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但我一直沉默不语，我在那里，听她们讨论工厂里的工作，还有工人的诉求。一直走到楼梯间时，她们还在那里交谈，到最后，加利亚尼老师漫不经心地跟我打了招呼，但她还在对莉拉说话。她们已经开始用“你”相互称呼了：“你要常和我联系啊！”然后拥抱了她。这让我觉得很屈辱。娜迪雅和帕斯卡莱一直没再出现，我没机会向他们发泄我内心郁积的怒火：帮助一个朋友有错吗，为了帮助她，我不是一样出头露面了吗？他们怎么能那样批评我的所作所为。最后在楼梯上，在门厅那儿，在维托利奥·埃马努埃莱街上的人行道上，只有我和莉拉两个人了。我感觉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对着她叫喊：“你真的觉得，我怕你给我丢脸，你脑子到底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说那两个人是对的，你真的太没有良心了。我想尽一切办法想帮你，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你的脑子真是有病。”但我们刚一到外面，我开没有开口（假如我说了，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就挽住了我的胳膊，开始捍卫我，说起了加利亚尼的坏话。
无论是关于她支持帕斯卡莱和娜迪雅，还是说我不让她参加我婚礼的事儿，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指责她。谈到这些事情，她现在表现得像是另一个莉拉，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儿的莉拉，让她解释也没用。真是一帮烂人——我们一路走到阿梅戴奥广场的地铁站时她都是这么说的——你看看，那老女人是怎么对你的，她想报复。她根本无法容忍你写书、写文章，她无法容忍你嫁得好。尤其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娜迪雅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成为人上人，娜迪雅本应该成为她的骄傲，但现在却一事无成，不仅如此，她还和一个泥瓦匠搞在一起，在她母亲眼皮底下，做那些伤风败俗的事。是的，加利亚尼根本就无法容忍这一点，你不应该为此感到难受，管她怎么说呢。你不应该把那本书留给她，你不应该问她要不要，你不应该给她写赠言。这些人，应该用脚踹他们的屁股，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你太好心了，人家说什么你都听。那些上过学的人，觉得只有自己有头脑，但事情不是这样的，你要放松，去吧，去结婚，蜜月旅行。你已经照顾我太长时间了。你要赶紧再写一本小说，你知道我期望你活得精彩，做出很棒的事儿，我爱你。
我非常震惊，一直在听她说话，跟她在一起，根本没办法平静。我们之间的关系每次停顿，迟早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她脑子里会蹦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让她失衡，也会让我失衡。我不明白，这番话是不是为了向我道歉，还是她故意这么说的，来掩饰自己，不想向我坦白她的真实感受，还是要和我彻底告别。当然，她很虚伪，也没什么良心。我呢，尽管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我还是依附于她。我觉得，对于她的这种依附，可能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了，这让我觉得难以忍受。我希望——我没办法抑制自己的冲动——那个心脏病医生的诊断是错的，阿尔曼多是对的，我希望她真的病得要死了。
从那时候起，有很多年，我们都没见面，我们只通电话。对彼此而言，我们都成了断断续续的声音，没有任何目光的交流。但渴望她死去的那种念头，留在了我脑子的某个角落里，一直驱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