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从我父母的家里，给彼得罗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我详细地跟他讲述了发生在莉拉身上的事情，我说我很想帮助她。他在电话的那头，很耐心地听我讲，后来他甚至表现出了合作态度，他想起了比萨的一个研究希腊文化的年轻学者，那人对计算机非常狂热，想通过计算机在语文学领域掀起一场革命。这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彼得罗总是一门心思地在做自己的事儿，但在当时，出于对我的爱，他想做一件对我有用的事情。
“你联系一下他，”我恳求他，“你跟他说一下恩佐，没准会有帮助呢，说不定能冒出来一个和计算机相关的工作机会呢。”
他向我许诺说，他会做的。最后他补充说，他记得，马丽娅罗莎和一个那不勒斯的年轻律师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他也许能联系上这位律师，问问对方能不能帮我。
“干什么？”
“帮你的朋友把钱要回来。”
我一下子充满了热情。
“那你给马丽娅罗莎打电话。”
“好的。”
我又叮嘱了一句：
“不要只是表面上答应我，你真的要打电话啊，拜托了！”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
“你现在说话的语气，特别像我母亲。”
“什么意思？”
“她特别在意一件事时，就是这个语气。”
“不幸的是，我和她差别太大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幸好你和她不一样。无论如何，在这方面，谁也没法和她比。你跟她讲讲这个姑娘的事情吧，她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我给阿黛尔打了电话，我觉得有些尴尬，但我想到了她为我的书，还有佛罗伦萨的房子做的事情，我就忘记了自己的尴尬。她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女人。假如她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就会拿起电话，一环套一环，总能达到她的目的，她总能让人无法回绝她的请求。她能自如地跨越不同的思想，她不尊重既定的社会等级，她对那些打扫卫生的女人、公司职员、企业家、知识分子、部长都一视同仁，都用一种客气的、保持距离的语气和他们说话，就好像不是她请求别人帮忙，而是别人有求于她。我给阿黛尔打了电话，先是对我的打扰表示歉意，我很仔细地讲了我朋友的事，这激起了她的好奇，也让她义愤填膺。最后她对我说：
“让我想想。”
“好的。”
“我能给你一个建议吗？”
“当然了。”
“你不要害羞，你是一个作家，你要利用你的身份做些事情，让人感觉到你的分量。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一切都在毁掉重来，你要加入其中，你要出面。你从这些人开始，要让他们无路可走。”
“我要怎么做？”
“你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要吓吓索卡沃，还有那些像他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写，你能答应我吗？”
“我试试。”
她给了我一个名字，那人是《团结报》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