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又有两家报馆派人走来跟我接洽，要我为他们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以及《刁刘氏的世界》之类的黄色故事新编。我不想过分虐待自己，只好婉辞拒绝；但是他们将稿费提高到千字十五元，还讲了不少好话。
我的自尊已恢复，然而又极悲哀。我从十四岁开始从事严肃的文艺工作，编过纯文艺副刊，编过文艺丛书，又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来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今，来到香港后，为了生活，只好将二三十年来的努力全部放弃，开始用黄色文字去赚取骄傲。
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感情极其复杂。一方面因为生活渐趋安定而庆幸；一方面却因强自放弃对文学的爱好而悲哀。
写黄色文字是毋需动什么脑筋的，不过，兴趣不在这上面，容易变成负担。
过年时，麦荷门没有跟我见面。当我接到旅居法国的一位老作家的来稿时，不得不亲自到麦家去找一次荷门。
这是一篇论文，以一位中国小说作者的立场研究“反小说派”的理论，写得非常精彩，实为近年少有的佳构。
麦荷门见到我，眼光里充满敌意。我知道我们之间已隔着感情上的铁丝网，暂时无法撤除。我将那位老作家撰的论文交给他，加匕这么几句：
——这是一篇有精辟见解的论文，对沙洛特、都亚苏诸人的“反小说派”作品加以审慎的批判。作者认为“反小说派”的主张写出人类的内在真实，是极有价值的看法。不过，在表现手法上，譬如主要人物没有姓名，用几何学的名称去描写风景等等，似乎仍在实验阶段。纵然如此，他们的“革命”也不是完全孤立的。我们仍可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乔也斯、纪德、福克纳、甚至沙特的影子。
说完这番话，将稿子递与麦荷门，荷门看见题目，又翻了一下。然后将稿件放在茶几上。
耐不住难堪的静默，我问：
——“创刊号”的稿件该发齐了吧？
——还差一两篇结实的论文，你现在拿来的这一篇，正是杂志最需要的。
——内容方面是否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
——创作部分比较弱一些，几个短篇小说全不符理想。
——好的小说可遇不可求，只要不患“文艺幼稚病”，也会产生一点作用。
麦荷门似乎对《前卫文学》已不像先前那么起劲，说话时，口气冷得像冰。
（我应该走了，我想。）正欲告辞时，他提出这样一个询问：
——听别人说，你最近替四家报纸写黄色文字，有没有这回事？
——有的。
——这是害人的工作。
——我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写？
——为了生活。
——恐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吧？
我叹口气，无意置辩。事实上，如果麦荷门不能了解我的话，那就不会有人了解我了。香港这个社会的特殊性，非身受其苦者很难体会得到。在这里，有修养有才气的文人为了生活十九都在撰写通俗文字；但是荷门却不肯体谅我的苦衷。我还能说些什么？除了叹息。
离开麦家，感情在流血。（也许酒是治疗创伤的特效药，我想。）我走进一家酒楼。
有一出悲剧在我心中扮演，主角是我自己。
上帝的安排永远不会错。
年轻的女人必虚荣。美丽的女人必虚荣。贫穷的女人必虚荣。富有的女人更虚荣。
但是上帝要每一个男人具有野心。
丑恶的男人有野心。英俊的男人有野心。贫穷的男人有野心。 富有的男人更有野心。
我已失去野心。对于我，野心等于残烛，只要破纸窗外吹进 一丝微风，就可以将它吹熄。
一个没有野心的男人，必会失去所有的凭借，我必须继续饮酒，同时找一些虚伪的爱情来，当它是真的。
我到中环去送稿，有意喝些酒，结果走进了一家西书店。我对文学已灰心；但是我竟走进一家西书店。企鹅丛书出了很多文学名著。像格拉夫斯的《我，克劳迪亚》，V．吴尔芙的《前往灯塔》，汤玛斯·曼的《魔山》，乔也斯的《都柏林人》，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纳布哥夫的《短篇小说集》……等等，都很便宜，三四块钱就可以买一本。此外，新书也不少，其中不乏佳作，特别是格兰斯登的《福斯特》与贝尔的《福斯特的成就》，对这位《往印度》的作者有极精辟的分析。
一个女人如果看中了心爱的衣料，只要手袋里有足够的钱，一 定会将它买下的。
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看到了心爱的书，只要口袋里有足够的钱，一定会将它买来的。
《福斯特》与《福斯特的成就》定价不算贵，前者仅五元港币，后者稍贵，亦不过二十五元。
然而我没有买。
走出书店，我忽然感到一种剧斗后的疲倦。魔鬼与天使在我心房中决战，结果魔鬼获得胜利。然后，在一盏橙色的饰灯下，我向侍者要了一杯威士忌。
（如果别人不能原谅我的话，我不能不原谅自己。）
今后必须将书店视作禁地，家里所有的文艺书籍全部送给麦荷门。如果麦荷门不要的话，称斤卖给旧书店。
我必须痛下决心，与文艺一刀两断。将写作视作一种职业，将自己看成一架写稿机。
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最低限度，我不必担心交不出房租，更不必担心没有钱买酒。——虽然我已无法认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我变成一条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