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勇气将心里的话讲出，低着头，痛苦地抽着香烟，麦荷门一再提出询问，要我说出中止翻译的原因。
——为什么？他加重语气问。
——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这还用得着说吗？不过，没有傻子去阻止文学开倒车，中国还会有希望吗？
——用这样薄弱的力量去阻止文学开倒车，会产生效果？
——纵然是螳臂当车，也应该在这个时候表现一点勇气。
——你知道我们的杂志决不会久长？我问。
——是的，麦荷门答。
——那末，杂志关门后，我将依靠什么来维持生活？
——这是以后的事。
——如果现在不考虑的话，临到问题发生，只好坐以待毙。
——香港穷人虽多，饿死的事情好像还没有发生过。再说，就算现在不办《前卫文学》，你也不一定有办法立刻找到工作。
——我打算写黄色文字。
——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怎么可以可以贩卖毒素？
——只有毒素才可以换取生存的条件！
——如果必需凭借散布文字毒素始可生存的话，生存就毫无意义了！
——人有活下去的义务。
——必须活得像一个人！
——像一个人？我现在连做鬼都没有资格了！
——你又喝醉了，这个问题，等你清醒时再谈！
说罢，悻悻然走了。毫无疑问，麦荷门已生气．我与麦荷门结识到现在，小小的争辩时常发生，像这样的吵嘴，从未有过。我虽然喝了四杯酒，但是绝对没有醉。只因莫雨给我的刺激太深，使我激动得无法用理智去适应当前的现实环境。麦荷门对我期望之深；甚于我自己。然而为了生活，我必须反叛自己，同时拗违他的意愿。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下决心去编辑《前卫文学》；另一条是不理麦荷门的劝告，继续撰写通俗文字。
我不能作出决定。
我有了一个失眠之夜。
第二天早晨，刚起身，雷老太太匆匆走来，说是外边有一个人找我。
是莫雨派人送来一封信。
信极简短，只有寥寥几个字：“兹饬人奉上港币五十元整，即祈查收，至诚相助，并希赐覆为感。”
我很生气。当即将五十元塞在另外一只信封里，附了这样两句：“即使饿死，也不要你的施舍。”然后封好，交由来人带回去。
（在香港，友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我想。现实是残酷的，不能继续再做傻瓜。）
于是，决定撰写可以换稿费的文字。
将格拉蒙的文章塞入抽屉，我开始用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黄色文字。题目是：《潘金莲做包租婆》。计划中的故事梗概是：
潘金莲死了父亲，到胶花厂去做女工，结果给工头胡须佬搅大肚子，心里十分焦急，要求胡须佬到婚姻注册处去登记，胡须佬送了一百块钱给她。她将钞票掷在地上，捉住胡须佬一阵揍打。打得正起劲，忽然来了一个中年妇人，拦住潘金莲不许她打胡须佬。金莲颇感诧异，一经询问，原来那人就是胡须佬的老婆。潘金莲一气，离开胶花厂，打算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但是香港是个人浮于事的社会，找工作谈何容易。没有办法，只好嫁给包租公矮冬瓜做老婆。矮冬瓜是个鳏夫，身材奇矮，一无所长，专靠收租度日。
潘金莲无亲无眷，失业后，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既有矮冬瓜向她求婚，为了衣食，也就颔首答应。婚后不久，矮冬瓜忽罹半身不遂症，躺在床上变成活死人，幸而有租可收，生活还不致发生问题。然而饱暖思淫欲，潘金莲不愁衣食后，长日无所事事，难免不生非分之想。于是，先向头房的小阿飞下手，然后又跟小阿飞的父亲到酒店去开房；然后与中间房的“糖水七”发生关系；然后搭上了尾房的“大只佬”；然后跟睡床位的看相佬拉拉扯扯；然后……总之，只要是这一层楼的男人，全都有了性关系……
这样的“小说”，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有害。
但在香港，这样的“小说”最易换钱。
如果我能将潘金莲与各男房客间的性爱关系写得越透彻，读者一定越喜爱。
以时日来计算，只要读者有胃口，连载十年八年也可以。
我准备以十分之九的字数去描述潘金莲与男房客间的性爱生活，写潘金莲如何淫荡；写她如何在床上勾引男人；写她如何使那几个男房客获得最大的满足……诸如此类，不必构思，不必布局，不必刻画人物，更不必制造气氛，只要每天描写床笫之事，就不愁骗不到稿费。
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写红了，不但酒渴可以解除，而且还可以过相当舒服的日子。
我不能挨饿。
我不能不喝酒。
我不能因为交不出房租而发愁。
从上午十一点开始，写到下午三时，我已经完成六千字，重读一遍，觉得《潘金莲做包租婆》的开头，颇具商业价格。
有点饿，将稿子塞入口袋，先到邻近一家上海菜馆去吃一客“四喜菜饭”；然后到中环一家专刊黄色文字的报馆去找该报的编辑。
——你看看，能不能用？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