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荷门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要我介绍一些作品给他，我仅就记忆所及，说了几位优秀作家的作品：
——汤玛斯·曼的《魔山》，乔也斯的《优力栖斯》与普鲁斯特的《往事追迹录》是现代文学的三宝。此外格雷夫斯的《我，克劳迪亚》；卡夫卡的《审判》；加谬的《黑死病》；福斯特的《往印度》；沙特的《自由之路》；福克纳的《喧哗与愤激》；浮琴尼亚．吴尔芙的《浪》；巴斯特纳克的《最后夏天》；海明威的《再会罢，武器》与《老人与海》；费滋哲罗的《大亨小传》；帕索斯的《美国》；莫拉维亚的《罗马一妇人》，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短篇等等，都是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必读的作品。
麦荷门脸上忽然出现一种奇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像苦力驮着太重的物件。
麦荷门是一个好强的青年，不但接受了我的劝告，而且还一再向我道谢。他是决定将文学当作劳役来接受的。我觉得他傻得可爱，至少在香港就不容易找到像他那样的傻子。
又过了一天，司马先生再一次向我提出严重警告，说是：如果再调戏他的女儿，他就要到法院去控告我了。我竭力否认此事，他不信。
又过了一天，我做了一场梦。梦见我编的《蝴蝶梦》已拍成，在港九两间专映头轮西片的戏院联合献映，卖座极盛，创立了本年度国语片最高票房纪录。
又过了一天，我在“告罗士打”遇到张丽丽。她与一个肥胖的男人在一起，打扮得十分花枝招展。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用眼色交换寒暄。
又过了一天，我找到一间光猛的梗房，月租一百二，包水电。包租婆姓王，是个半老的徐娘，皮肤很白，丈夫在船上做工，每年回港两次。她有两个孩子，都是男的：一个二十岁；一个九岁。二十岁的那个名叫“王诚”，不读书，跟着父亲在船上当学徒；九岁的那个名叫“王实”，很笨，读小学一年级，还要留班。这一家人说是四个，实际等于两个，很清静。王太那一层楼并不大，两房一厅，分租了一间给我。看来，她的经济情形还不错，丈夫在船上做工，经常带些私货，赚钱不会有什么困难。照说，她是不应该分租的，但是她觉得太冷静，家里需要多一个男人。
又过了一天；我搬家了。除了书籍以外，只有简单的家具：一只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椅子，一只五斗橱以及一只比五斗橱几乎大两倍的书架。我租了一辆小货车，由两个苦力将家具抬下楼去。司马夫妇出去打牌了，只有司马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听东尼·威廉姆斯唱的《只有你》。
——走过来，有话跟你说。
当苦力们正在搬东西的时候，她忽然粗声粗气对我说。我走到她面前，问：
——什么事？
——将你的地址告诉我！
——为什么？
——难道这也需要理由？
——是的，非有充分的理由不可。
——怕我吃掉你？
——怕你再制造谣言。她笑了。她点上一枝烟。她将烟圈喷在我的脸上。她睁大眼睛。她说：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等你到了二十岁时，再来找我。
我挪步朝卧房走去。她追上来，将嘴巴凑在我的耳边，声音低若蚊叫：
——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
——你必须发誓不再讲给别人听。
——那末，不必告诉我了。
我走去收拾东西。她追上来，将嘴巴凑在我耳边，声音依旧像蚊叫一般低。
——你是一个固执的男人。
——是的，我是一个固执的男人。
——我喜欢你的固执。
——不必再说这种话。
——所以我还是愿意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你，谅你也不会对别人讲的。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会有什么秘密？我想。考试作弊；抑或偷了别人的粉盒？）
吸一口烟，将话语随同青烟吐出：
——我在十五岁那年已经堕过胎了！
话语犹如晴天霹雳，使我感到极大的诧异。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她在笑。她的笑容极安详。
——亚莉，我说。你还年轻，不能自暴自弃。
她将长长的烟蒂子往地板上一扔，用皮鞋踩熄后，说：
——你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但是头脑太旧。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头脑太新，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危险？有什么危险？
——再过十年，你会了解我今天所说的话了。
苦力已经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搬了下去。这间小小的梗房，空落落的，只有一些垃圾与旧报纸堆在地板上等待扫除。
——再见，我说。
——你还没有将地址告诉我。
——还是不说的好。
走出司马家大门，我就听见司马莉在后面大声哭了起来。（眼泪是女人的武器，我想。它可以使软心肠的男人跌入陷阱。）我不是傻瓜，特别是头脑清醒的时候。
又过了一天，发现包租婆酒柜里放着不少洋酒，以为她也是一个酒鬼，后来才知道她并不嗜酒。
——既然不喜欢喝，为什么放这么多的酒在酒柜里？
她的回答是：
——有了酒柜总不能没有酒！
又过了一天，包租婆请我喝了半瓶“黑白”威士忌。她的理由是：反正没有人喝。
又过了一天，我不但将剩下的半瓶“黑白”威士忌喝尽；而且另外还喝了几杯VAT69威士忌。王太赞我酒量好。我觉得她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