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杰克布打电话把我约出门，说晚上请我看话剧。我先到达虹口公园，等了几分钟，突然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杰克布已经走到我跟前。他比往常更风尘仆仆，两眼放光，熬夜熬过头，人的眼睛就会发出野猫的光亮。他说昨夜幸亏他们干得快，否则真会出麻烦，那个偷跑的人把日本税检局的人招来了，其实谁都明白他们是日本便衣。所有违禁物什早已被藏妥，他们没找出任何茬子，但杰克布估计他们一定会再次突袭，下次不会那么客气了。
你到底在制造什么？我问他。
问得好，他笑笑，又想蒙混。
我都不能知道吗？我说。
做了未婚妻就可以接触高一等的秘密，他说。
你必须告诉我。
什么都制造，除了合法的，他又笑着说。
你现在的状况叫什么你知道吗？我说，用中国话，叫做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这句俗话，还是知道危险程度？
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安分点？我不是把你带到上海来送脑袋的。战争不会因为你担当风险而改变什么……
他说：可是风险总得有人担当。
我说：战争是几个大人物在打牌，不靠你的勇敢……
他说：没人勇敢，只好我来勇敢。他翕翕鼻子，鼻梁上的伤疤令他不适。他的手在那个带机油污渍的裤袋里挖，挖出一个小东西，包了一层印花棉纸。差点忘了，他说，这个你要吗？
我想这样的包装里面可能只是一块巧克力。打开一看，吓我一跳，竟然是一枚戒指。戒面是长方形的蓝宝石，左右各一颗小钻石，不是了不得的瑰宝，但从眼前这位不修边幅、形容邋遢的人口袋里挖出来，还是令我瞠目了一大阵。
我抬起脸。他嘴角动起来。我现在一看他这种笑容就知道他要讲自己坏话了。
他说像他这样品位低下的人，买不出比这枚蓝宝石戒指更高雅的订婚礼物了。
我心想，谁说要跟他订婚呢？他自作主张要把我下半辈子归属到他那儿去呢，而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归属到哪里。他从德国晃到美国，又晃到上海，晃晃悠悠做了二十四年寄居客，倒想跟我从长计议？我心里是那样想，但话还说得蛮漂亮，说我多么喜欢蓝宝石，说它是最朴素最低调的瑰宝，所以我喜欢它远超过钻石。
我现在也能看懂杰克布的笑容。哪一种是在笑我满口胡扯，哪一种是笑我胡扯扯得动听，他不相信，但是他爱听，等等。他看着我把戒指在手指上摆弄，让八月底的夕阳投射到那一滴海水般的蓝石头里，脸上就是享受我胡扯的笑容。他可是把我看得太透了，我在唐人街专门挑最大的钻戒试戴，跟表姐们说发了横财一定来买它的情景，他可没忘。他用一个月的薪水，逛了所有旧货店，买下这枚戒指，是倾其所有。
喜欢就好，他说。
我们往公园外面走。一个犹太难民小男孩上来给我们擦皮鞋，杰克布用德语跟他说了句什么，男孩看看他，失望地让开路，杰克布给了他一点零钱。
走到一个街口，又有两个小男孩上来，都是七八岁左右，要拉我们去理发。
杰克布跟他们对了几句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全家不饿死，学都不上了，出来挣钱，晚上由父母教他们简单的功课和希伯来文。物价上涨得太可怕了，难民营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还是老一套，掏出零钱给那两个男孩。但男孩不放过我们，硬把我们拉到一间新搭的棚子里。棚子四周插满色彩鲜艳的纸风车，表示开张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个大铁皮灶，竖着长长的烟囱。灶上坐了四个铁皮水壶，蒸汽在落山的太阳中成了粉红的。
这是难民们自己开设的低价理发店。难民们试图让自己的钱财和技能形成个内循环，用中国语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发师们是他们自己开设的职业训练班培训的。一位前律师穿的工作服就是一个完整的面粉口袋，上端和左右两端各掏出三个洞，成了领口和袖口，背后，一个红艳艳的国际红十字会徽章。另外两个理发师有六十多岁，背弓下来，从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标本。
年岁大的一位理发师态度极其认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张开，吐露一截舌头，每动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里站了两分钟，才认出那个老理发师是寇恩先生。前银行家对着密密麻麻的账目，一定不会如此紧张。
我赶紧从理发棚转身。寇恩一家，过得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苦。
杰克布跟上我，问我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满脑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样子，还有顶在面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头推子时发作，面前的脑袋会怎样……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杰克布问是谁。
我摇摇头，接着我来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说：犹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触很多，是吗？杰克布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又来了，跟老寇恩默默地承受、极端认真的模样相比，我特别讨厌他现在这笑容。我原来想跟他感叹难民们的韧性，在“终极解决方案”的阴影下，该开张还在开张，暂时不被“解决”掉，总得理发呀。但我突然什么都懒得说，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蚀在我的脑子里。
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住，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1933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之一……
你和这人熟吗？我问道。
熟，杰克布说。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钟他就能把这条马路上任何人变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视线从那个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着他被病魔、饥饿一点一点吃掉的。能相信吗？半年前他还在足球场上当过裁判。
我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
他说中年男人问他听说“终极解决方案”事端的进展没有。杰克布笑了一下，这个笑我现在也懂了。它一般发生在他要讲一句残忍的话之前。他说：他还担心那个？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们走进一家糕点铺。铺子后面是个天井，摆开四张小桌，顶上有葡萄架，中央有一口井。这里是消夏的小天堂，井边吊下一个木桶，木桶拉上来，取出水凉的瓜果、啤酒、汽水。
听着，May，杰克布说，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
我打断他，说假如那枚戒指是为了昨天夜里那桩事的补偿，大可不必。
他又来了，装着情场老杀手那样一笑，说有补偿比没有补偿好，不是吗？
我瞪着他说：我不要补偿！
他才不生气，说：那我要补偿，我的肩膀险些就让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亲而讨厌的自家表兄模样。他把你逗急，为的是捞到把你哄好的机会。
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人？福州路上“咸肉庄”女人？让个小毛孩来打发我走！
他说：我跟他说，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杰克布惹生气不大容易。
接下来的对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是那样的，我们表面在拌嘴，实际上呢，在掩盖我和他对一个事实的认清，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过渡到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说：谁会把太太丢在那个臭烘烘的圈里？
他说：你们中国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住在圈里，你只好跟着住。
“咸肉庄”站马路的都不会跟你去那里，卖肉的也会挑个好点的地方！
别这么说她们。
你跟她们来往过？
不是在上海。
在哪里？
他耸耸肩。
你真让我恶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从妓女那儿变成男人的。
你脏得像猪！
那是人对猪的误解。其实猪更喜欢在雪白的天鹅绒里打滚。
我恶毒地瞪着他，嘴唇绷紧，一松口就会朝他伤疤累累的脸啐过去。
请不要剥夺一只猪对一只天鹅爱的权利。
我绷紧的嘴唇喷出的是一个哈哈大笑，连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气怎么就被泄了出去。
走出糕点铺我们步行去剧场。我用不着认路和辨别方向，杰克布走在这一带驾轻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时期的柏林社区。
爱尔考克区有一座犹太难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话剧演出就在那里举行。一间巨大的寝室容纳了几百张床，因此就有几百人相互做室友。现在上下铺排整齐后，变成了剧场的座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大集会。一个青年男演员走上台，站在幕前，领诵经文。我转过脸，悄悄注视杰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颌，双眼紧闭，不是在听经文，而是在嗅经文。
诵经结束后，他对我耳语，说他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德国和美国很少去犹太会堂。在上海却不一样，他第一次感到跟犹太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也许他感到寄居客必须紧相依偎。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
不止杰克布一人到这里来壮胆，大多数人都从别人均等的恐惧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温馨。这样的集会上，大家热切交流着各种消息：有一个中国人的秘密组织，正在犹太难民中征集志愿者，逃亡到内地。尽管路途上凶吉未卜，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跟上海相比，更难以适应，还是有千余人悄悄报了名，因为这是唯一能逃出“终极解决”的途径。
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晚上的话剧演出。台词是德文的，旁边竖起的白布帘上打出英文字迹，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剧情。彼得母亲的朋友（那对开餐馆的夫妇）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让你想到纳粹有多活该，让奥地利戏剧损失了这两颗明星。
杰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个精彩片段，我们的手就热切交流一番。我们的座位是一张上下铺的上铺，和我们同坐的一对男女四十来岁，一面看戏一面从一只扁酒瓶里呷威士忌。“终极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就要来了，但该喝威士忌还要喝，该看戏还得看。奥地利的话剧明星毫不因为莫测诡异的命运而省一点嗓门，减一点动作。这是一个习惯在末日前照常过活的民族。死亡和灾难留下一个个缝隙，他们在其中独善其身，学十八般手艺。
话剧演完后，杰克布看见了罗恩伯格一家，把我拉过去。我眼睛盯着从后台走出来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围住他们，献的花层层叠叠。女主角走到观众席，跟一个女观众拥抱起来。那个女观众穿着黑色长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转脸，我看出那跟彼得一模一样的侧面轮廓。紧接着，彼得的妹妹、父亲都从人群里一一浮现。装束讲究的寇恩家成员在向每一个人昭示着，他们有过怎样辉煌的往昔。彼得晚上在医院值班，不然所有冤家真的要聚头了。
我在人群里东钻西钻，怕五米外的寇恩一家发现我。这个难民大营地对我有利，几百张上下铺可以障眼，所以他们陪着男女明星往外走时，没有看见我。
出事就是在话剧上演的夜里。我原先和彼得约好，十一点在他办公室见面，可我被杰克布绊住，只能让他空等。回浦东的渡船已经停了，杰克布提议在汇山路一家小客栈住宿。这家客栈的老板是苏州人，对犹太难民很照顾，一些刚到的难民还没租到房子，他提供低价客房，所以德文、英文都能说几句。老板用英文说房费涨了，因为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杰克布说那是应该的，米价涨了那么多，老板也是天天要吃大米饭的。老板说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现在天天吃大米粥就是福气，偶尔还要吃珍珠米粥。一边说闲话，老板问道：有证件吗？
杰克布掏出他的假难民身份证时，碰响了他衣袋里的钥匙。没有比这天夜里更好的机会了，我可以很容易就拿到钥匙。最迟后天，我和彼得就可以离开上海。
老板找出许多话来聊天，其实是想细看身份证上模糊的字迹和照片。杰克布抱歉说，洗衣服不当心，证件在肥皂水里稍微泡了泡。老板转身把身份证放进了柜台内一个办公桌的抽屉里。
杰克布对我的耳朵悄声用英文说：怕我们夜里偷偷跑了，赖掉房钱。
老板听懂了，笑着说并不怕我们赖账，而是怕违反日本人刚定的新住店规矩。一旦日本人来查夜，会首先在柜台查看住店人的证件。
常常有犹太难民来住宿？杰克布问道。看他的样子又要热情搭讪了。
老板回答了几句英文。我慢了半拍的理解力翻译出来是这样：对呀，难民营一屋子几百人，小夫妇们没法过夫妻生活。老夫妇偶尔也会来的。有时他们住店的钱不够，他就给他们打很大的折扣。
老板从一大串钥匙里取出一把，尾巴上拴的布条上写有房间号，又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两条毛巾、两双木拖鞋、一只便盆，说：喏，都消过毒的。
我们刚要走，他又说：不过像你们一对这样，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我第一次接待。
我们没听明白，请他再讲一遍。
他刚说完第二遍，杰克布哈哈大笑，说：我妻子怎么惹你了，你要中伤她？把她说成日本人。
然后他搂紧我的腰，往楼梯的方向走去。
不用告诉你，我再一次做了长长的、大汗淋漓的牺牲。然后我躺在熟睡的杰克布旁边，感觉到时间在我太阳穴里敲打，一分一分，微微疼痛地过去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牺牲太大了，把这个杰克布带到危险的上海，让他陷在他那些不可告人的危险活动里，也是牺牲。还有彼得，我的小彼得，不得不去冒囚禁杀头的危险去偷贩盘尼西林，囤粮欺市，多好的一份品行，也给牺牲了，我不成功对得起谁？
杰克布听见我悄悄起床问我干吗。我说我受不了便盆，要去走廊尽头的厕所。他说当心一点，谨防厕所没有灯。后面两个字在他嘴里含混了，再一听，呼吸又扯得很长。我站在那里，黑暗渐渐淡了，又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家具的轮廓浮现出来。杰克布的喘息声又深又长，气息从嘴唇吐出时，轻微地爆破一下，类似活门的声响。世界上竟有如此酣熟的睡眠。下面的一切，我做得近乎完美。就是换了彼得来做，水平也不会更高。
我在走廊辨认杰克布那串钥匙环上的每一把钥匙，然后摘下那把半圆形匙头的。等我把钥匙轻轻放回杰克布的裤袋，海关大钟敲了十一下。一桩长达十分钟的偷窃终于完成。杰克布睡得还是那么好。我再次走出门，在走廊里扣好纽扣，系上鞋带。快要到楼梯口时，我用手指把头发理整齐，又从皮包里掏出口红，抹了抹，一边在想，这个钟点抹口红真不是个东西。
走到柜台时，看见守夜的是个年轻男人。我留了张字条，写了几句话给杰克布，大意是告诉他我回家了，怕我继母担心我。
我皮包里剩下的钱只够付黄包车费。我不知道心急火燎往家里奔是奔什么？也许预兆这东西是存在的，但当时我只想快快回家，快快洗个澡，把麦秸上的一夜、客栈里的半夜，通通洗下去，把自己再洗成彼得的。不洗，我自己都没法和自己相处。
那个夜晚是必须清清楚楚告诉你的。那时上海还没有这么热，离现在热门话题所说的全球变暖还早。所以1942年8月30日的夜风一阵一阵过来时，凉得激人。我到家刚洗了澡，电话铃就响了。午夜的电话都是不能接的，一接肯定没好事。果然，世海万分紧急地请我立刻去找彼得，有个受重伤的垂危的人急需救护。
我问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他的声音和萨克斯管混在一起。
他在我家附近一个舞厅里，用的是公用电话，趁着红男绿女的笑声把消息传递过来。我们的英文对话让凯瑟琳和顾妈听去，大概是小两口的无聊斗气。
我说我疯了吗，半夜十二点去把彼得叫出来。
接下去温世海拿出了另一种腔调。他说彼得不敢不救这个人，因为他就是盘尼西林的买主。彼得从他手里赚过多少钱，好几个人都清楚。
我说他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搞讹诈算什么抗日好汉！
我把电话一挂就上楼睡觉去了。五分钟左右，我卧室的窗户被一颗小石子击了一记。我怕凯瑟琳和顾妈听见，在第二颗小石子打上来的时候，匆匆套上衣服。
温世海一见我便用英文说：May姐姐，你不愿被牵连进去，就把彼得·寇恩家的地址告诉我好了。
你去见鬼！我怕什么牵连？你不是早就牵连了我！我的美国平民英文又快又侉，揭他的短：曾经把抗日宣传品藏在我的阳伞里，又在吃不消拷打时把我介绍给了日本宪兵。
我们是迫不得已来求助你的。
这时我才看见马路对面还站着一个人，身后停着两辆黄包车，车夫当然是他们的同志。我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你们为什么不送他去急救室？任何医院都有急救室！
如果能送他去急救室，我会来这里求你吗？
你这是求？你在绑架我！
那是你的理解。
我只好跟他们一块往虹口去。两辆黄包车开始飞奔，温家小少爷坐在我左边，眼睛看着我，好像说只要我狗胆够大，敢跳车，他会露出好汉本色，对我拔出手枪。
快要到外白渡桥了，世海把手枪往身子下面的坐垫里一塞，伸手搂住我的腰。日本兵搜身时，世海和他的那位同志的鞠躬和日语都非常正宗。日本人眼里，我们一行无非是上海滩的纨绔男女，对此类男女，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可以做我们的主，谁来了谁去了都不碍我们的事，一样的夜夜笙箫。
过了桥我们的英文对话又续起来。他说这个伤员是日方通缉的新四军军官，在上海领导地下党为新四军搞募捐，买药买兵工设备。十点左右他们正从苏州河起航，被鬼子的巡逻艇发现。牺牲了两个新四军，那个军官也负了重伤，但在几个同志掩护下逃了出来。两船的药品和枪械修理机床，以及一些初步实验成功的特殊武器，落到了敌人手里。局势非常严重，也许紧接而来的是全城范围的大搜查，因为日本人发现居然有人在上海开抗日兵工厂。
这事杰克布知道吗？我问。
我们找不着他，世海答道。
整个事端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头绪。温世海这个小抗日英雄把杰克布拉入了抗日武器的秘密制造。他们用了犹太难民的精华，比如罗恩伯格的技术发明，杰克布的社交周旋能力，把相当先进的军工产品输送给了抗日力量。所以下面我不是用提问而是用推断把细节侦察出来的。
那种燃烧油膏做的燃烧弹摧毁力很有限，我说。
如果一个班的鬼子在睡觉，扔一颗进去，能烧伤一多半，他说。
主要是烧仓库、停泊的飞机，比较好用，我说。
那倒不见得，袭击火车、运士兵和军械的卡车，都很好用，他说。
我心想，原来杰克布整天就在忙这个。
罗恩伯格在你爹地的公司搞出这项发明，看来是间接地反法西斯了。
罗恩伯格和我爹地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派了什么用场。
真不知道？
我爹地是真不知道，罗恩伯格是不愿意知道，所以请你帮着隐瞒。
我也不愿意知道，所以等于不知道。
温少爷呵呵地乐，一派久违的顽童感出来了。借着路灯一看，他上下眼皮那些未老先衰的皱纹全没了。过去他只是没找到有劲的事做，才会没长大先长老。
凌晨的路好走，我们很快就到了彼得家的弄堂口。
温世海把烟纸店的窗子敲开，说是要付双倍的钱打电话。
我拨通了彼得家房东的电话号码，用英文堵住他的啰唆，请他务必叫彼得·寇恩来听电话。三分钟后，睡意蒙眬的彼得来了。
我说：听着，彼得，我被绑架了。
什么？他下了夜班，刚睡了一小时，一定以为噩梦成真。
你马上到弄堂口来。
……要我给巡捕房打电话吗？
彼得呀彼得，这种时刻还向我讨主张。
你到弄堂口来，什么都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把枪口顶在我脊梁上的是温世海。他们需要你的救护。
伤在哪里？
我看了一眼世海，他飞快地指指肝部。我对着电话筒说：肝。
叫他把能堵塞上去的东西立刻堵塞！衬衫、棉衣里抽出的棉花什么的，压住！以免失血过多！我这就下来！
我鼻腔酸胀，两眼泪水滚烫：彼得这么在乎我。他上了钩，就因为在乎我。
世海的那个同志始终没吭过一声，此时说：你俩别动！他不是本地人，听上去带常州口音。看不清他的年纪，但从他动作的敏捷程度看，惯于非侠即盗的生活。他横着身屈着腿，紧贴楼房的一溜门洞跑过去，跑得比我这样的人正常短跑还快。然后，他脊梁贴在彼得家门洞的旁边，身体贴得又薄又扁，都贴没了。他两手都拿着手枪，枪口一只明一只暗，明的对准即将出现的彼得，暗的把可能发生的突变都罩在里面。
我和温世海等在弄堂口的黑影里。世海那支枪对着我，我耳语说他别一慌神走了火，真把我毙了。他耳语安慰我说不会的，枪保险关着呢。
门一响，彼得走出来，正在愣神，双枪大侠已把右手的手枪抵在他后腰上。我在黑影里看得清清楚楚，彼得的双手飞快地举过头。
我用上海话骂了温世海一句：下作坯，求人家救命动枪做啥！
我的一声骂让那位大侠火了，一支枪口马上指向我。
彼得两手举在耳边，头半耷拉着。他已明白温世海并没有受伤，而他们挟持我和他，想必有更危险的目的。
他们把我们押到里弄口，我还是跟世海乘一辆黄包车，彼得旁边坐着那个双枪好汉。
车跑起来后，世海的手在口袋里弄出一声响，是金属的碰击声。我用英文问他：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关上手枪保险。
我用鼻子笑了一声。
我笑得他不自在了，解释说不是他不信任我，而是他们同志之间也不敢完全信任。现在他真的把枪保险关上了。
也就是说，刚才在弄堂口，他对准我的枪口，果真卧了一颗充满杀机的子弹。假如我朝还没出门的彼得喊一句：别出来，这是个圈套……那颗子弹也许已经在我正冷却的身体里了。世界上刹那间转变的敌与友、亲与仇、生与死还少吗？1938年11月，那个犹太青年在法国向德国领事馆三等秘书开枪的刹那，给了希特勒完美的口实，导致了“水晶之夜”的大迫害。温家小少爷的一颗子弹，险些划时代地改变了我们的亲、仇关系。
到了毕勋路，我看见一辆马车停在犹太医院门外不远处。车厢里跳下一个人，动作麻利地把另一个人抱下来。彼得动作也飞快，上去就用手搭那人的脉搏，检查他的枪伤。
他对温世海说：要手术。我没办法手术，没有执照。
温世海跟那个双枪大侠小声嘀咕了一句，又回过头对彼得用英文说：有没有执照我们不在乎。
彼得说：我在乎。没有执照，就是技术不过关。
温世海又从大侠那里讨来了指示：过不过关都得做。
然后彼得改口说了一句德语。世海犹豫了一下，让彼得再说一遍。他听德语的时候脸朝彼得的方向偏斜，似乎这样就可以离理解力近一些。彼得又说了一遍，放慢了速度，加强了重音。世海的回答简短而肯定：好的。或者：是的。
门铃被按响了。门房是个中国汉子，把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打开，问道：啥人啊？
双枪大侠右手的手枪已经捅进那个方洞。常州话被他一说，毫不软弱：出一声就打死你！
大门被拉开，常州人先进去把门房绑了，嘴塞住，又蒙了眼，然后把我们放进去。穿过冬青树通道，就是主楼。楼上只有每层的医护值班室亮着灯。虽然在枪口的逼视下，彼得依然冷静地向这一行人打手势，让他们闭住嘴，放轻脚步。
就在我们进入一扇大门之前，彼得站住了，再一次用德语问了世海一句话。和先前相同的那句话。
温世海这次是用德语回答他的。俩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彼得轻轻地推开门，下巴向里面一摆。人们一点声响也没有，飞快地沿着走廊小跑。
我赶到彼得旁边，拉住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这样就好了许多。我们非得这样定定神，压压惊。
手术室在一楼，门是无法开的。常州口音的抗日志士向那个架扶伤员的悄声交代了一句，那人把伤员往世海肩上一靠，就出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听见侧面的窗子轻轻响了一下。门从里面打开了。彼得立刻说：不要开灯。
走进手术室，彼得从门边一个挂衣架上取下一只巨大的手电筒。挂衣架上有七八只同样的手电筒，是为了常常发生的断电准备的。他轻声指示道，为了手术不被打扰，只能用手电的光源，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做他的无影灯架。只要一开灯，马上会引来值夜班的医生或护士。
彼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没有麻醉师，手术还是做不了。温世海把话翻译过去，双枪大侠一口常州土话，叫彼得少找借口。
彼得说麻醉弄不好会出性命。
伤员突然开口了，说：出了性命再说。他基本没有声音，就剩下气了。
彼得仍说他不敢做。常州人说：你有意拖时间！做盘尼西林的地下买卖，你胆子大得很啊！他的枪朝上升了升，枪口和彼得的太阳穴平齐。
彼得从柜子里取出消毒手术大褂，让每个人都穿上。然后他让每个人都去洗手，戴上胶皮手套。
双枪大侠就像没听见，仍然握着双枪，枪口仍然把彼得和我照看得很紧。
彼得问我能不能替他递工具。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点点头。他把刀、钳、镊子、剪刀……的名称一样样告诉我，说：亲爱的，用力气记，会记住的。
手术在三只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麻醉，切口，止血。彼得的手很忙，却不乱，不时说：灯光近一点！左边！右边！我一手拿手电筒，另一只手还要给他递工具。有时我两只手弄错，把手电筒递给他。他也不吱声，自己伸手在工具盘里飞快地拣出他要的工具。
手术室是一间大屋，中间拉了一块白布帘，大约以此来隔开另一张手术床。
我举手电筒的胳膊开始还觉得累、酸，渐渐就好了，完全失去了知觉，化成了那只巨大手电筒的支架。
直到最后一针缝合，我都没感觉自己只换了一只手术鞋，另一只脚仍穿着半高跟凉鞋。整个手术有两个多小时，我始终这么一脚高一脚低地站着。
彼得把两只血淋淋的手套摘下来，然后各个柜子里去找消炎药。但一颗药也没找着。他想到布帘子的那一边，说不定会有个药柜。
刚一拉开布帘，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至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
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
那一枪打在哪里？
打穿了动脉。
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
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住，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别，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飘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