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彼得见面是租界沦陷的第二天。那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毁了一艘英国军舰，降了一艘美国军舰，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战时俘虏）。日本兵占领了沙逊大厦，占领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动产业。我在早晨七点多来到彼得家的弄堂，用传呼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立，无言了很久。
彼得还没有梳洗，睡得一侧面颊上全是枕头的褶皱。我看着那一半面颊，好心动。似乎只有爱人才会看见这片面颊，因为它不会公开，是体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诉他，什么都怪我，我该早点来安慰他的家人，让大卫不至于想得太绝，对自己干得太绝。现在想来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岁的我真觉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千万别急，我从没来得及撤走的美国女同学那里打听到，即便上海和美国的航路中断，我们也可以溜到澳门，从那里乘船去葡萄牙，再转道去美国。然后我说：我知道大卫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点吃惊，似乎想问我是听谁说的，但马上又抿紧了嘴。谁告诉我的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慢慢往里弄口走。里弄尽头的光线好得多。
彼得说全家没一个人意识到大卫会想到绝处。大卫一直安安静静，用推车帮母亲把加工成的绸伞从杨浦区作坊运回来，仔细地一个个地检验瑕疵。十八岁的大卫从母亲那儿挣零花钱，拉一车阳伞，挣五根烟钱。那时的烟纸店什么都可以零买，包括一根香烟。大卫是在难民大宿舍养出的烟瘾。
谁也想不起大卫显露过任何异常。父亲从轮船底舱出来之后，就一直患有神秘的晕厥病，无论是过马路、坐马桶还是登楼梯都会随时晕倒，所以大卫尽量不离父亲左右。
大卫每天下午六点左右，都拿一个竹篮去不远的菜市场买菜，那时蔬菜都是残枝败叶，非常便宜。他每天走到菜市场中段，都会碰到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卖一种梗子又厚又长的绿叶菜，一棵就差不多一斤。大卫有时从菜场一头走到另一头，竹篮仍空着，不是菜太贵，就是菜太糟，或是一些菜他不认识。走过去走过来，老人筐里的菜还是卖不掉。
这天老人对他招招手，说他的菜横竖卖不出去，不如送给大卫。大卫问他，为什么他的菜卖不出去，老人说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阴沟里都能活、冬天也冻不死的长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难逃到上海，住在一个炸塌的房院里。没有足够的土地种其他东西，只能种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着两筐菜来，运气好的话他能卖点钱。到了市场落市，他无论如何挑不动剩下的菜走回闸北。大卫的上海话只够他和老人聊这些，关于老人的孩子们怎样了，是活是死，他都没听懂。
老人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大卫，用下巴点一点破烂棉鞋前面蔫头蔫脑的菜，要他全都作礼物收下。大卫若放下几枚零钱，老人便做出一张老虎脸，奓起脏兮兮的胡子。老人的这些礼物给彼得母亲做成各种炖菜，只需薄得透亮的一片黄油，阴沟里都能成活的菜也挺可口。大卫自杀的那天晚上，他仍然带了一篮菜回来，什么异常也没有。
谁都无法猜想，大卫怎样对父母“就会好的，只是暂时的”这类话听够了。或许，他自杀的念头产生得很早。也许在奥地利至意大利的火车上就产生了。他看着他的鸽子一程一程跟着火车飞，便萌发了不如一死的闪念。或者，在他认识一个中国的卖菜老人之后，他才明白他是不可能像中国老人那样忍下去，把日子挨下去的。老人让他明白，他的忍受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大的余地。人对于忍受原来有如此惊人的潜力，他可不要发掘自己的潜力。老人对他那样笑眯眯地招招手，他想，他不可能笑得出这样的微笑，对所有忍受下来的和将要忍受的如此宽厚不计。
彼得把他弟弟的照片从皮夹子里拿出来，递到我手里，只说了一句话：大卫是服毒死的。为了防止蚊子消灭臭虫，彼得母亲的六六粉储存非常丰厚。大卫从家里拿了足够的毒药，独自去黄浦江边饮尽了它。
走了一条街，就上了茂海路。往北，是东海大戏院，隔壁的咖啡屋兼餐馆已经开门了，我挽着彼得往那里走。彼得像个乖觉的盲人，任我领路。
柜台边站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德国犹太女子，化了一个大妆，严严实实罩住了她灰暗的脸。她非常多礼地告诉我们，由于租界沦陷，昨天的面粉供应停止了，所以她今天卖的还是前天剩下的糕点。她宁可面包卖不出去，也坚持诚实。她怕不新鲜的糕点破坏她店铺的名誉，我们会以此来给她的货品质量一个总体打分。
我们在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早点铺坐下来。老板居然投其所好，供应犹太面包圈。一个犹太老头穿了一件面粉口袋改制的棉袄，背后一个醒目的红十字。难民营不少人开始穿这种面粉口袋改制的衣服，因为跟着他们漂洋过海而来的衣服被肢解拼凑，终于化为乌有。老头聚精会神地读着一份英文报纸，一面端起茶往嘴边送，害帕金森病的手把茶抖到报纸上，他也不在意或者无所谓，似乎到处是不在意或者无所谓的人们。犹太难民和刚来时不大一样了，渐渐跟中国人一样对事物和自己马虎将就起来，听从宿命比什么都省劲。
彼得对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也将就吃得挺好。他告诉我，这家中国餐厅老板人很大方，允许难民们赊饭吃。难民中偶然也有一两个败类，欠了一串面包圈的账从此没影了。
因为粮价和其他物价飞快上涨，彼得必须做两份工作：在船运公司上大半天班，再去毕勋路的犹太医院上六小时晚班。彼得是住院病房的监护医师，在主治医师下班后，临时处理住院病号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用这两份工资积攒出去美国的船票？彼得“呵呵呵”地笑了几声。
彼得现在某些句子不说完，而用这种“呵呵呵”的笑声来结束：
我父亲还想着他埋在维也纳家里的一包钻石呢。以为将来……呵呵呵……
我母亲受一个英国女客户邀请参加茶餐会，发现那女人原来是想雇她做狗的保姆，呵呵呵………
我妹妹异想天开地想买一架钢琴，呵呵呵……
好了，现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了！去美国？别逗了！所有犹太佬只能烂在上海，呵呵呵……
彼得走过了什么样的心路，才笑出如此不快乐的笑声？我回到美国的那段时间，跟表姐们逛寄卖行首饰店，跟杰克布荡来荡去，他在这里经受了怎样的日子，让他现在笑得我浑身发冷？这样笑着，他还能相信任何事物吗？我呢？他这样一笑，还能相信我吗？相信我可以要他而不要命吗？
我告诉他，最多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去澳门，再从那里乘上去葡萄牙的船，然后，就直奔美国。一切都在准备中，放心好了，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呵呵呵……
我心里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冲他叫唤：这种笑声太不可爱了，太不像你了，亲爱的！可我使劲忍着。他向我诉过苦吗？有过一句怨言吗？一天上十四小时的班，在城市里蹬着咔啦啦作响的自行车飞窜，他自哀自怜过吗？没有。还不允许他为这样的重负打几个冷哈哈？
下面他说了一件让我非常意外的事。在此之前他说了两遍，船票可以解决。船票的费用相当可观，靠我从家里偷字画和摆设出去变卖——此勾当我从美国一回上海就着手了——根本办不到。彼得说他做了几笔生意，做得还不错，赚到一些钱。
彼得做生意？我看着他。我回美国不过才大半年，他不只学会对失望和希望打冷哈哈，以及吃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他竟然学会了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大米。
大米？！
对，是大米，有时也做做面粉和珍珠米（他用上海话把玉米说成珍珠米）。
怎么……做呢？
别问了，May，反正什么钱都不是那么好赚，呵呵呵。
我慢慢拿起盛着豆浆的粗搪瓷勺子。一勺豆浆举在我嘴巴前面，动荡不停。绿色的笨头笨脑的勺子上面，我的脸一定很傻。奸商们囤积粮食，造成粮食大恐慌，这在前一年就有。难道彼得也干这个？在人为的粮食大恐慌中，捞哄抬米价的油水？
我喝下豆浆同时对自己说：这是你死我活的年头，若想不死，他们或许就要置他人死活于不顾。他一家的命是从希特勒手里抢出来的，现在正要从日本鬼子手里再抢一次。
豆浆里的糖精片放过头了。
彼得告诉我，他是向菲利普贷了第一笔款做粮食生意的。他工作的那家公司一个部门经理从中搭桥，给彼得提供了门路。从美国回来后，我去过菲利普家。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一样，下人们都静悄悄灰溜溜地在曲里拐弯的家具和摆设的夹缝里擦灰、打油，比以前更像影子。我坐在客厅里等待菲利普的几分钟里，留声机一声不响，钢琴也一声不响。在这幢房子里，这两样东西从来不会一块儿沉默。
果然，菲利普一看见我眼睛就红了，世海不见了，不知去向。好好一个世海，某天傍晚出门去看美国对英国的拳击赛，走前还要他妈妈给他留一碗他爱吃的闽南式花生猪蹄汤，结果就没了这么个人了。菲利普断定这个小鬼头不知怎么又惹了日本人，让日本人收拾掉了。日本人加上汪伪政府的特务，收拾起人来快当得不得了。温太太在如此打击下得了嗜哭症，晴天雨天都让她想到儿子从出生到十八岁的一个个细节，熟人生人面前，她头一句话总是“侬阿晓得阿拉世海”……眼泪就下来了。
菲利普自从失去世海，对聚财敛富无心无意，船运生意随它自己的惯性去运转。谁上门去求职，他都对总管说：弄桩事体给伊做做吧。总管若说：做啥呢？没空缺呀！他便说：随便做点啥，事体是人做出来的，多做就多出事体来了。
一年之内，他公司雇了七八个犹太难民。有一个犹太人是化工天才，用垃圾提炼天然气，可以作燃料。所以菲利普就开了一个分公司，让犹太人去研究垃圾提炼。菲利普把款项借贷出去也懒得问彼得做什么。彼得和他的协议是一个月之内还本加五分利。物价天天飙升，五分利息的贷款等于菲利普在送礼。
囤米是危险的事，日本当局和汪伪政府都会给这种商人判重刑，我不做任何道德评判地劝阻彼得。我父亲偶然托人带回的信中，谈到在内地的学生和教授已经谈不上什么营养和口味，现在只图饿不死。奸商和官僚，一个哄抬物价一个贪污腐败，轮到师生们，通常一天只吃得上一顿饭。我曾经当过代课教师的那个江湾的私立中学，教师们几次参加示威游行，要求严惩发国难财的粮贩子。那些教师都饿急了，这会儿可以扑上来生撕了彼得。
我十分婉转地说，如果赚够了船票钱，就趁早洗手退出。我非常含蓄地劝他千万趁早：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没有把目光转向你这犹太瘪三，把你当制造粮荒的奸商除掉之前，赶快金盆洗手。
彼得说他在上海可饱尝了做下等人的滋味，到美国，他至少要和体面的白人地位差不多。再说他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想到母亲和妹妹走街串巷，推销伞具……呵呵呵……
彼得！我突然拉紧他的手。才半年多一点，这双手上，那白皙的贵气不见了。这是很实际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手。彼得这么个人，他可以把一切事情做到理想。做一个囤粮的奸商，他也勤勉无比，事必躬亲，每花出去一份气力，就完成一份任务，收到一份成果。一旦彼得这个事不厌精的人来了，大多数人是要败给他的。
这是我一贯爱彼得的地方。
没什么可说的，世道连一个无邪的彼得也不放过，活活地要把他逼邪，逼恶，逼成江洋大盗。一旦爱上了，就爱上了，他是江洋大盗也没办法，我的爱非常包容，非常护短。哪一个死心塌地的女人会去挑三拣四她爱的人呢？我的爱也像一件衣服，弹性极大的衣服，可体随身，包裹着彼得，他胖也好，瘦也好，长着长着长歪了，畸形了，都不要紧，它是随着伸缩的。
彼得说到他的下一宗买卖。所有的环节都铺排得完美无缺。谁谁需要送钱，谁谁却只需要两张日本相扑的门票，谁谁需要引见一下犹太医院的董事长，等等。他的周密和认真简直可怕。每天每时，他从来没有随心所欲做任何事，事事都达到他的预期目标。
而我，做十件事至少八件是因为“我开心”！不做，是因为“我不开心”！
听彼得头头是道地说着，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杰克布来。他和我狠狠地嘲笑过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共同点，其中一点就是目的性。这两族人因为受够了灾难，因此都非常现实，每做一件事都要得到一个结果，有结果的事还来不及做，何况没结果的事。
我突然笑起来。彼得的囤粮计划做得多完美呀，他那双曾经不谙世故的眼睛多么咄咄逼人啊，我还为着杰克布相片上和彼得形象的差异担心什么呢？
彼得问我笑什么，我不说话。他又催问一句，我叫他现在别问，留着，等我们上了去美国的远洋轮，再提醒我回答我现在笑什么。
你好漂亮啊，彼得说。他这方面教养太好，过头的话和太有想象力的词汇都属于非上流。不自觉地，我又想到杰克布，那是个绝不掩饰欲望的家伙。
谢谢了，我说。我还能怎么说？我一心只想打扮漂亮，讨他欢心，讨出他一句不同凡响的夸奖，可他在我们见面一小时后才看到我似的。
从1942年早春到初夏，我的记忆比较混乱。无非是打打零工，在杰克布和彼得之间两头跑跑，谈恋爱或随意调情。我只记得这么一个晚上，好像是6月初，典型的梅雨季。我教了两堂钢琴课回到家，在门厅里脱套鞋。杰克布不在家，因为他的套鞋不见了。这是个胆大包天的人，在美国和日本交战后毫不低调行动，照样出入公开场合。他的德语和德国口音很重的英语帮了他大忙，路上偶然遇到日本人盘查，都不把他当作持敌国护照的侨民拘到郊外的敌国侨民集中营，而把他当成无国籍的犹太难民放过了。
老旧的房子在雨季有一股朽木气味。我听见凯瑟琳在问顾妈，父亲收藏的那个白玉度母哪里去了。十多年前我父亲刚回中国时，看什么什么是宝，那时钱经花，家里收藏了不少艺术品和佛器。
我把脚伸进毫不干爽的拖鞋，一面朝凯瑟琳叫喊：别找了，卖脱了！
凯瑟琳说：啥人卖脱了？
我说：还有啥人？我！
她问：啥辰光卖脱的？
我回答：老早卖脱了！
我走进客厅，打开电灯，小继母马上又关了它。她特别要面子，电灯也只开给客人看看，没有客人她可以昏暗到晚上七点。父亲的积蓄早已见底，内地挣的薪水还不够他自己吃饭。凯瑟琳继续在上海做寓婆，不出去正经找份事做，只能和我一样下作，偷卖父亲的收藏品。
她迎头瞪着我，问我为什么把好好的白玉佛器卖了。我说这很简单呀，我不卖她会卖呀。
她说：侬勿要觉着有个外国人住在这里为侬撑腰！
我渴得要死，自顾向厨房走，走过贴在门框上听壁脚的顾妈也当看不见。然后我端起冷开水瓶，往玻璃杯里倒水，动作过猛，水溅出一大朵花，落在六棱形黑白瓷砖上。凯瑟琳跟到厨房门口，我正把杯子举在嘴上牛饮，杯口扣住鼻子，厚实的绿玻璃杯底正好是个单筒望远镜，凯瑟琳在取景框里又远又变形。她真无知啊，犹太人跟其他高鼻子凹眼睛的西方人在她那儿完全没区别，统统是外国人。顾妈精神十足地出去了，这年头吃不起好吃的，我和凯瑟琳闹一闹，还是能给老太太提提胃口，解解馋。
凯瑟琳还在一口一个外国人，我把嘴和脸从杯子后面露出来，说要是她觉得外国人好撑腰，我可以把这位外国人让给她。
凯瑟琳和杰克布虽然话讲不通，却不少打情骂俏。我这句话捅了她的马蜂窝，骂我“勿要面孔”，“多少勿作兴讲这种闲话”！
门响了一声，顾妈存心吊起嗓门：哦哟，艾先生回来啦！淋着雨吧？
凯瑟琳不作声了，做个小动作叫我也别作声，别给中国人和家里人丢脸。她在所有外国人面前都有点自卑，这一点让她完全属于她那个上海中下等市井阶层。
电灯马上全打开了，冰镇的杨梅、枇杷也端了上来。每天早上送冰的车到门口，凯瑟琳都会痛苦一刹那，想到是否就此停掉这项奢侈开销，但犹豫之后，还是为艾先生忍了痛把冰钱付出去，因为杰克布喜欢什么都冰镇过。家里的开销来自艾先生，所以凯瑟琳的殷勤是有来由的。只有我心里好笑：这位阔气而豪气的艾先生从他父母那里借了钱，又从哥哥那里借钱。他的电报一份比一份长，谎称要做的生意一笔比一笔宏大。杰克布总是通过我把钱交给凯瑟琳，支付煤气、水电、伙食，渐渐地，他这个身份模糊的客人在这幢房子里住成了主人。除了我之外，房子里的其他成员全对他赔小心，摆客套。反客为主的变化，除了杰克布自己，我们全看清了。
杰克布用英文小声跟我说了句话，告诉我，我不在家的时候，来过一个客人，他是跟这客人出的门。我问是什么样的客人，他说很年轻，也就十八九岁。这位客人从门缝塞进一张字条，写了句英文：Hi，May，please come to the tea-stall around the street corner.（玫，请到街角的茶摊来。）当时家里没人，杰克布拿着字条便替我接头去了。
杰克布把字条刚展开，我就认出了温世海的字迹。世海写一手老掉牙的花体字，原先塞在我伞套里的油印传单，不少题目就用这种字体写出。
我看着字条的眼睛半天不会眨。什么鬼年头？天天有人死，偶尔也有人复活。
我转身便去抓电话。杰克布上来便捉牢我的手腕，一面说：千万不能告诉他家里。
我问杰克布，世海是否说了找我的事由。
杰克布替我拿了把伞，说要和我一道出去走走。
不久我们已经走在了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林荫道形成了大致的拱顶，雨又小又密，打上去的声音像无数条蚕虫在啃噬桑叶。这一带洋房集聚，即便打仗没一块好地方了，这里还是如故。仅仅截下这一小段上海，似乎宁静宜人，还淡淡地有一层寂寞。
杰克布说詹姆斯·温是个很有趣的男孩子，开始神秘多疑，但很快就忘了杰克布和他不过萍水相逢，热烈地讲起抗日活动来。他告诉杰克布，只要一出上海，到处都有抗日武装，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上万人马，只要有好武器，部署得巧妙些，他们可以一夜间端下日军驻上海司令部，然后眨眼间消失。
等杰克布跟世海去了一趟浦东，詹姆斯已经称新四军为“我们的人”了。
我问杰克布，世海带他去浦东做什么。
他说：詹姆斯·温在那里的一家工厂做工。
我说：可我还是看不出来，他带你去那里的必要性。
他说：那家厂里缺一个会讲英文的总管，薪水很好。我去看了看，这家厂加工机件，把它们伪装成美国进口的，利润不错。他们什么都干，大杂牌，有个车间加工钢管，我怀疑是土炮管。
我说：给谁加工炮管？
杰克布咧嘴一笑说：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我说：我还没问完我的问题呢——温世海起死回生，专门来找我是为什么？
杰克布说：那你得让他回答你。走，去跳舞！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很开心！我来到中国这么多天，第一次有个好心情。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见了侵略军立不了足。哪儿这么容易？抗日分子就在他鼻子下开兵工厂！詹姆斯的同伙偷运出去的钢，都给新四军造武器了！那个满嘴大牙东倒西歪的日本赤佬（注意：杰克布的不雅词汇添了上海特色），动手就给人耳光，挨打的中国人撅撅屁股行个礼，转过身就造炮管去了！
他一只手挽在我腰上，我不自觉随着他的步子出左脚出右脚。他的邀请向来不客气，并武断地代受邀请一方接受邀请。我们坐黄包车往外滩走的路上，他居然玩起水手们常玩的把戏来，让两辆车并驾齐驱，他好拉住我的手。几个月前，他宁肯车夫们把西北风当晚餐，也不肯让他们变成马来拉车。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跟着他起哄，唱起淘金人留在旧金山的老旧歌曲来。年轻就这点好，只要有个人陪你哄你热闹，你就忘情。杰克布把他皱巴巴的手绢拿出来，结起四个角，做成一顶犹太小帽戴在头上，这点儿把戏也挺有玩头，让我们乐半天。
他的样子像口袋里有掏不完的钱，先点了两杯香槟，又点了两杯白葡萄酒，我渐渐开始担心再点下去他和我会付不出账进巡捕房。上海夜总会在晚上八点还有些冷清，跳舞的人还有点羞羞答答，杰克布把我旋转在露台上，江面上来了一阵小风，酒意经风一吹，十分爽人。
十点钟敲响，露台上的舞伴多起来。杰克布又点了冰激凌和咖啡，对他这样耍阔，我紧张极了，好几回想借口去漱洗室扑粉补口红悄悄逃掉。
在盥洗室的镜子里，看见两个非常华贵的女人，一个在我左边，一个在我右边。俩人都旁若无人地盯着自己，把扑了粉的胸脯向外多展示一些，再多展示一些。这类不是小姐也不是夫人的华贵女子很多，上海是个让各种族人做不名誉事情的好地方。我在她们眼中也是这么一个女子，往嘴唇上涂鲜红唇膏，涂了厚厚一层，肥腻得要汪出油来。
老远就看见杰克布在和一个穿小礼服的男人说话。对于杰克布，你看不出他和他的谈手是刚认识还是旧相识，他上来就是很开怀的样子，十分钟之后就开始讲他自己的坏话：
我这人肤浅，只能看看赛马……
我对中国历史的知识等于零……
用不了半小时，他就可以拿出自己的一个秘密去交换对方的秘密，对方若不跟他交换秘密，和他的亲密程度也会激增。比如他说：老实说我来上海是风月上的原因。对方先是让他的口无遮拦吓一跳，接着便拍肩打背，笑声也是那种单身汉狐朋狗友间的笑声了。
所以我看他和那人哈哈大笑，就知道杰克布要么刚说了自己的坏话，要么刚说了和我有关的什么话。他俩笑着向我转过脸来，杰克布把一杯酒递给我，气度不凡地向那位新友人和我举了举还不知将由谁来付账的“约翰走路”。
这个新朋友也是犹太难民，四十岁上下，只介绍几句，就发现他在挣谁的钱。菲利普不久前开的那个燃气公司头头，正是这位罗恩伯格先生。罗恩伯格是个天才发明家，被赶出德国之前，被迫丢弃了二百多项发明专利，杰克布兴冲冲地向我介绍。假如他弄的燃气发明成功的话，上海就不会坐落在垃圾山谷里了。
我一再证实一个挺乏味的事实，上海的所谓上流圈子就那么几个人，很快就让你看不见新面孔。盥洗室里珠光宝气的女人们跟罗恩伯格也是熟人，跳舞时翩翩地送一个媚笑过来，或一个飞眼过去。
喜欢她的项链吗？杰克布突然凑到我的耳边说道。别抵赖，你一定喜欢！我会打听出她是从哪家珠宝店买的。
我笑起来。这时我没办法，知道自己酒后会厌恶自己，却还是会趁酒兴做些夸张的表白。我说好啊，我等着他去为我买，然后就一头栽到他怀里。又一轮伦巴开始了。
我们玩到天蒙蒙亮，有钱来堕落一回真不错。杰克布和我在一夜间都长了不少酒量，酒做燃料我们都不觉得累，累也是一种舒服的累。我不停地跳舞，杰克布在舞池边略略歪着头看我跳，他为自己有能力纵容我而自得，而感慨。
他跟罗恩伯格谈了许多许多，一定是相互交了底：家庭，如何逃出德国，如何在国外生活。本来就不爱掩蔽自己的杰克布，异国遇到同类，都是寄居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是环球性的。
我最担心的事终于没有发生，杰克布林林总总掏出的钱居然凑了个很大的数目，付了我们的账，他的律师和医生哥哥请了我们所有人喝酒跳舞。
走到刚刚休闲下来的马路上，他捏捏我的胳膊，叫我别担心，说他有一份薪水很好的工作了。我说好极了，但愿从此不必去电报大楼了。他不理会我的打趣。我们在上海清道夫哈欠连天的清扫中都有着醉汉的好脾气——什么都好说，吹牛或说谎，揭穿或附和，彼此都包庇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