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厂名──‘红达榨汁机厂’或‘昭和饮料机械厂’，你认为我们更应该确定哪一个？”
石根先生那双目光一向冷峻的眼睛，咄咄地盯住韩德宝的脸，用生硬的中国话慢条斯理地发问。
韩德宝明白，这就等于他是在接受面试了。他思付片刻，自信地回答：“当然是后一个。”
“为什么？”
石根先生不动声色。一般人是难以从这日本小老头当时的脸上捕捉到什么的。因为那张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但韩德宝非是一般人。这从生活最底层胸有成竹踌躇满志地向上攀爬的中国青年，靠的就是善于察颜观色的高超本领。这种本领其实社会向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传授过。它并不需要太高的天份。只不过需要格外的细心。然而在这浮浮躁躁的大时代，许多中国青年不经意间便彻底丧失掉了的便是审时度势的那份儿细心。韩德宝却是社会这一位导师的高材生。他注意到，在他回答了之后，石根先生的目光，向桌上的烟盒瞥了一下。吸烟之人，中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当他们内心里感到满意的时候，吸上一支烟是他们的本能的反应。他知道自己答对了，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回答，和对方心里早已确定为正确的答案是相一致的了。尽管对方的手并未伸向烟盒。他暗自庆幸，得意地笑了。笑在心里。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得意也仅仅在心里。丝毫没呈现到他脸上。连老奸巨滑的石根先生，都是窥见不清他当时的内心活动的。
他说：“第一，‘红达’两个字，太中国意味儿了。而‘昭和’两个字就不同了。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昭和’曾是日本的年号。这就向世人确定了这一点──我们这家厂，主体上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厂……”
石根先生的手终于伸向了烟盒。
“第二，普遍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时候，现在都有一种‘日货消费情结’。利用这一种情结，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推销……”
韩德宝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按着了，恭恭敬敬地一手擎着，一手护着火苗，举至石根先生面前。
石根眼中不禁掠过一诧。这日本小老头虽然老奸巨滑唯利是图，但同时却是个倔老头儿。他不大喜欢对上司过份殷勤的人过份殷勤的举动。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如果一个雇员对上司太善解人意了，那则证明那个雇员太善于揣度和研究分析上司了。经常处于被揣度被研究分析之境的上司，是有被下属经常利用的隐患的。他更喜欢那类对上司并未公开宣布的意图始终处于懵懂状态，既不费心思揣度更不暗自进行研究分析的下属和雇员。也就是那类指东向东指西向西，从不庸人自扰地去想为什么的人。
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同时研究地分析地注视着韩德宝。一时拿不定主意是留下他还是打发走他。韩德宝身上有石根先生较为赏识的一面，也有石根先生较为警惕的东西。
“年轻人，说下去。”
韩德宝来见石根先生之前，对于这家合资小厂的前景，是预先做了种种思考的。他有洋洋万言的十一条之多的合理化建议。起码自认为是合理化建议。字迹工整地写了十几页，就揣在他衣兜里。然而他却不打算掏出来了。凭着一种本能，他感觉到石根先生未必会真的赏识一个见解周详侃侃而谈的中国小子。何况，他自己知道，他那洋洋万言之中，含水量太大，十一条建议，一半左右是纸上谈兵，华而不实的。是打算借助自己的伶牙俐齿，当面炫耀能力，以博得对方大的好感的。
“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已简短地回答完毕。”
他想他还是少说为妙。
“怎么？再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么？”
“您不具体问的，我不具体去想。我认为，在合资企业中，这是一个好雇员的标志之一。”
“那么，雇员又怎么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呢？”
“任何一个企业，只需要极少数聪明的头脑去思考就够了。绝大多数雇员的作用并非是像上司一样去想，而是去干。去努力实现上司的想法。”
“噢？那么好，我再具体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更言简意明地回答──我们这个厂的至高精神应该是什么？”
“敬业精神。一切雇员的敬业精神。”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正在聆听着。”
“我们这个厂的至高原则应该是什么？”
“统一的权威，和统一的意志。”
“它又是什么？”
“董事长的绝对权威，董事长的绝对意志。”
“也就是我的罗？”
“是的。”
“但我并不能常驻中国。”
“您不在的时候，便是总经理的绝对权威。总经理的绝对意志。”
“请吸烟吧。”
“不。”
“你有打火机，证明你是一个吸烟的人。”
“一个雇员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上司的提拔和奖金，但是永远不要心安理得地吸上司的烟。”
“噢？为什么？”
“因为那他就难免有时会向上司敬烟。上司一旦接受了他的烟，就等于同时接受了他强加给上司的某种亲近关系。而这种亲近关系有时会模糊了雇佣关系，也就可能削弱了雇员对上司的责任感。”
“你回答得很坦率。很有道理。”
“雇员回答上司的问题，可以很愚蠢，但是不可以不坦率。”
“这么说，你要永远做一个不吸上司的烟的人罗。”
“前提是我的上司如果不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于是，石根先生就按灭烟，缓缓站起来，绕过桌子，踱到韩德宝跟前，注视着韩德宝……
韩德宝以一种从容的镇定的目光迎住着石根先生的目光。韩德宝用目光在说──您错过了我，就等于错过了一名将会对您最最忠心的雇员……
石根先生读懂了他那种默默期待的目光里所包含的意思。石根先生将一只手放在韩德宝肩上，按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话：“留下，好好干。”
韩德宝并不知道，在他离开后，石根先生从抽屉中翻出他的简历，又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在没见到韩德宝之前，根据简历，他只不过想留下韩德宝将来当一名普通工人，现在跑跑腿儿打打杂儿。但和韩德宝谈过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开始认为韩德宝是他最需要的那类雇员之一了。起码在初创阶段，在中国，他格外需要韩德宝这样的年轻的中国雇员。他想他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中国小子的能力。他相信对方身上有某种特殊的能力，甚至还有某种急待开发的潜能。也相信对方将会鞍前马后任劳任怨。但他同时又打定了主意，永远不会重用这个中国小子，这个中国小子在与他交谈时那一种精明，那一种机灵，回答问题时那一种城府。都是他所不喜欢的。甚至是他所反感的。他暗自惊异，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中国最低层的老百姓所生所养的中国小子，内心里何以竟会那么善于奉迎？明明是在奉迎人时表面上又何以竟会那么不动声色那么虔诚似的？韩德宝关于“一种权威，一种意志”的话，简直是一矢中的说到他心坎上了。即使像他这么老奸巨滑的日本人，当对方的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时，竟也会不禁的一阵飘飘欲仙。他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中国人怎么竟会为了谋得一次被雇用的机会，准备像死心塌地的汉奸一样，完全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用比他自己的儿子还鲜明的情感色彩去替日本人思考问题？……
松井石根先生并不知道，在来见他之前，韩德宝几乎逛遍了本市的书店和书摊，几乎将一切有关《谋职指南》之类的中外书籍都买了。一本一本认认真真读了几天。几本从日文译过来的书。不但读得格外认真，还做了笔记。莫说石根先生所问那几个问题，就是日本“丰田”公司或“日立”公司或其它什么全世界闻名的大公司派最有经验的人来对他发问，他自信也能回答得八九不离十。实际上，他对面试并不满意。不是不满意自己。而是不满意对方。因为在那短短的二十来分钟里，对方提的那几个算不上面试内容的问题，使他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几天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回答了，尽管回答得分明使对方很满意，但自己却觉得回答得太不过瘾。好比一个准备充分的重量级举重运动员，参赛时却不得不去抓举最轻量级的，甚而简直就是少年量级的杠铃……离开松井石根之后，他竟多少有种英雄失去了一次用武之地的遗憾……
当然，除了失落感，他内心里还有一种羞耻感。不很严重。多多少少有着。和松井石根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一点一样，他也觉得，自己在那个日本小老头面前，简直就有些像汉奸在“皇军”面前一样。那一时刻，他的确是完全站在一个日本人的利益立场上，用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头脑去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他不动声色地回答的每一句话，说出口之前都反复掂量了份量，专冲着对方心坎儿那地方说去的。一旦摆放在对方心坎那儿，就自信肯定会使对方心坎那儿感到舒服。但是羞耻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十分需要十分渴望在这个刚刚初创的合资小厂里谋到职位。与这个目的相比，其它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7
于是他满心愉悦，脚步轻快起来……
公平而论，在“昭和饮料机械厂”创立之初，韩德宝的确立下过汗马功劳。从四处奔波办齐一应合资手续，到选定厂址，与建筑队讨价还价，最终签定合同督建起厂房，再到第一批产品出厂后的广告、宣传、推销，没有韩德宝，每一项策划实现的过程，必定要长得多。但这与其说韩德宝神通广大，莫如说中方那位姚副经理平庸无能更恰当。没有专车，也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石根先生精打细算，既舍不得一次次地请客吃饭，也舍不得一次次地花钱送礼。凭的是韩德宝的一双腿，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张嘴，一副厚脸皮。当很不起眼的一座厂房终于在市郊很不起眼的一条小街的街口落成之后，韩德宝的体重减轻了十四斤半，被送入医院打过三次“点滴”……
石根先生对韩德宝的犒赏，是安排他和副经理到日本去免费旅游了十天。其实那也算不上是旅游，因为十天中有五天，是住在北海道。住在石根先生的老家，一个僻静的小村里。那儿有石根先生祖辈留下的一幢旧屋。而且不是乘飞机去的，也不是坐小汽车去的，是乘列车去的。到东京后的第二天就去了。石根先生的女婿陪去的。不但陪住了五天，还给他们当了五天厨师。石根先生的女婿在台湾留过学。中文口语水平相当不错。所以他们语言交流上并无障碍。那幢旧屋中没有电视，当然也没有冰箱。石根先生的女婿，就将从集贸市场买回的蔬菜、水果、鱼肉之类，存入东家的冰箱里一点儿，存入西家的冰箱里一点儿。晚上通常是陪着他们饮酒、唱歌儿排遣寂寞。石根先生的女婿有一天看出他们的确是寂寞得不行，而自己又再没什么日本歌儿唱给他们听了，就不得不陪他们到小镇上去看了一场电影。还带回了两个日本妓女，不知为什么，她们对两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而不是来自台湾香港或东京唐人街的中国男人，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纠缠住他们，一再地通过石根先生的女婿向他们言明──可以在价格方面予以大大的优待。石根先生的女婿，非常得体非常文明又非常机智地翻译成中国话是──友情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他们起初难免的扭扭捏捏，一再表白他们都是很严肃很正经的中国男人。她们听了石根先生的女婿的翻译，就一齐嫣然又灿然地笑将起来，笑个不停。分明的，反而似乎对他们更有兴趣更有好感了。最后干脆言明不要钱了。免费招待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算了。人家已经免费了，他们自然也就没什么话说。于是那一天晚上，在那一幢日本乡间的旧屋里，两个中国男人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日本妓女，一会儿聚坐饮酒，一会儿又唱又跳。村里的日本男女大人孩子们，闻到热闹之声，也三三两两来了不少，参与着一块儿唱一块儿跳。两个日本妓女能歌善舞，并且姿色可人，因而将气氛营造得非常活跃。直热闹到后半夜，村人们才陆续散去。于是两个日本妓女，分别拥了韩德宝和姚副经理，各入他们自己的房间，接着闹腾别的“节目”去了。那一夜累得个韩德宝精疲力竭，有些明白了妓女和一般的女人，尤其是日本妓女和中国女人，虽然同属亚洲人种，到底还是很有区别的。他拥着那日本妓女四肢瘫软将睡未睡之际，石根先生的女婿悄没声儿地溜入房间，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自己也感到空前的寂寞，独自一人无法成眠了。韩德宝当时只想睡觉，再也不想干别的，尤其不想也力不从心再和那日本妓女练一把，于是顺水推舟，乐得送个间接人情，便将她推到了石根先生的女婿的怀里……
第二天将两个日本妓女送到村口，望着她们的身影袅袅娜娜地远去，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互相都有些不好意思。幸亏石根先生的女婿没陪着他们送，他们互相之间的不好思意也就片刻而过了。
姚副经理说：“小韩啊，这事儿就当根本没发生过吧。”
韩德宝说：“那当然。”
姚副经理又说：“其实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谁大老远地来到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对资本主义多增加点儿感性认识呢？”
韩德宝说：“人家都根本不讲经济效益，只讲友情了，咱们还能唬着脸不给人家面子么？傻瓜才不！”
于是上司和下属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忽然地都觉得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越说越投机，关系也越加亲和起来。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还是人家资本主义好哇。只有资本主义才笑贫不笑娟。那些村人们，明明看出她们是妓女，不是丝毫也没歧视她们么？不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哪里就能有如此升华了的精神文明的境界呢？……
但是石根先生的女婿见到他们时，却发觉他们，更确切地说是他岳父大人的这两位中国客人无精打彩愁眉紧锁，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忐忑不安黯然神伤的样子。仿佛在送走两个日本妓女回来的路上，丢了他们自己的心魂似的。经再三追问，他们才道出他们心底的恐惧──原来一夜的寻欢作乐之后，他们倏忽地想到了三个可怕的字是──艾滋病。石根先生的女婿就安慰他们，说没那么巧的事。说比例是很小的。说他询问过她们，她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也就是说她们的“质量”是完全可信的。还说，为了对嫖客负起人道主义的责任，她们都是被要求定期体检，体检合格了，才会允许填表，重新登记，重新注册。没经体检没经注册是犯法的，好比无照营业是犯法的一样。两人听了，这才放下心来。都又觉得日本确实有许多让人乐不思蜀留连忘返之处了……
五天后他们回到东京，被安顿在一家三等旅店。剩下的五天，石根家族的不同成员，轮番陪他们逛商场。还给了他们每人两万日元的零花钱，在他们回国前，赠送了他们一人一套便宜的西服，并且配有一条便宜的领带……
于是他们对石根先生非常地感恩戴德起来。觉得这十天之中，着实地是太给石根先生的家属们添麻烦了。他们在日本“度假”，而石根先生本人，却仍在中国主持着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竟觉得非常的羞惭了。所以，当被要求在行李中夹带回中国两部电脑散件时，他们便都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了………
其实，他们有所不知，他们在日本那十天内的行止，包括每天的伙食标准以至住宿开销，乃至买什么礼物赠送给他们，都是石根先生早有详细安排，并提前写信通告了家属们的。
在石根先生方面，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接待。细算下来，他们夹带回中国的两部电脑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就地“处理”，所赚之钱比送给他们每人那套便宜西装连同便宜领带所花的钱要多得多……
当两个第一次出国的中国男人在机场很动情地说些感激的话的时候，石根先生家族的送行者们，内心里却是极其瞧不起他们的。在对方眼里，他们并非什么客人。而只不过是──石根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的两名雇员罢了，投资企业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对方想来，雇员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雇员永远是雇员。统统的都首先是雇员。对方的热情接待，不过是按照石根先生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罢了。石根先生的要求是──钱要花得越少越好，态度却要越热情越好……
而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想来──一个出过国的中国人，便是很有些“高级”起来的中国人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倘竟一次国门都没出去过，不是活得太掉价了么？是石根先生圆了他们的出国梦，所以他们要对石根先生感恩戴德，以后还要对石根先生忠心不二。尤其韩德宝，自我感觉没比的好。石根先生心中有他。他是陪中方副经理一块儿去日本“度假”的。全厂五十多名中国员工中，只有他一个人首享殊荣，这一点使他认为，在这个小小的合资企业中，他是地位仅次于中方副经理的一个人物……
他就是从日本回到中国不久以后，认识了他的妻子赵敏的。她是“昭和”附近一处小小的邮电所的邮电员。那邮电所只两名邮电员。另一名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除了星期一星期六两天忙碌些，她们平时挺清闲的。韩德宝有次替石根先生到那儿去发信，一见之下就被她那张秀色可餐的脸儿迷住了。他想不到在离他那么近又那么小那么冷清那么不起眼儿的地方，竟存在着那么可爱的一位待嫁的姑娘。而她对于俨然一副“白领阶级”派头的他，似乎也芳心萌动。他寄完了信还搭搭讪讪地跟她说了半天话儿。走时送给她一张那种叫作“撕不烂”的名片。名片上的文字显示他是“昭和”集团公司的“公关部主任”。是他背着石根先生偷印的。其实石根先生知道他这种行为，也见识过一张他偷印的名片。不过因为他的行为非但不至于损害“昭和”的什么利益，反而能对“昭和”起到某种变相的夸张了的广告效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不知道。后来干脆给他正名，真的封了他一个“公关部主任”的莫须有的头衔。
受封后的韩德宝，更频频地出入于那个小小的邮电所了，有时隔一天去一次，有时一天去两次。平均了，差不多每天一次。他对她发起攻势的战术很特别──他先从别的邮局往她所在的邮电所向她发出了一封求爱信。盘算着她无疑收到了，他再去当面捕捉反馈。她对他一如既往地客气。目光相迎之际，她满脸羞红，模样显得愈发地可爱了。于是他明白自己首战告捷。从他们熟悉起来到她答应嫁给他为止，他一共给她写过四十几封情书。每一封都是他当面交给她，经由她的手印上挂号邮戳，展转两日她才收到的。以至于她请她那位女同事吃喜辖时，对方“友邦惊诧”得不得了，奇怪于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爱情，自己竟毫无觉察……
他们结婚的日子是“昭和”成立三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石根先生亲自宣布为十名中方雇员加薪，其中自然少不了韩德宝。而且他的名字被列在第二位。仅在姚副经理的名字之后。仅比姚副经理少十五元钱……
石根先生是将加薪这件事当成一种仪式来进行的。每名加薪者还从石根先生手中接过红艳艳的“加薪荣誉纪念证书”。
他将它当成新婚礼物，连同一条金项链庄重地送给自己的新娘。
那一天他觉得他幸福极了。她也是。
在以后的两年中，利润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汇往日本石根先生的私人帐户上。老石根满面春风满面朝气，仿佛年轻了十岁。见到中国雇员，也比过去客气多了。
住上了厂里分配给的一套两居室住宅，每月底带回一千二百元工资，韩德宝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了。如果这还不算是，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呢？现如今，全中国有百分之几的“上班族”每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元的工资啊？百分之二三都不到吧？
觉得自己真是中国“白领阶级”之一员了的韩德宝，变得举止斯文了。变得气质“贵族”了。变得谈吐矜持了。变得很像个人物了。不消说在厂里是那样，在路上，在公共汽车或出租汽车里，在地摊前或商场，更是那样。总之，时时处处，他脸上开始挂起“白领阶级”之一员的脸相了。有时他甚至认为自己不应该还是一个中国人。起码在许多平凡又平庸的中国人眼里，不应该被视为一个中国人了。他常照着镜子暗自发问──难道我韩德宝长的不像一位日本人么？同是亚洲人种，日本人和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不就是衣着么？他也像许多日本“白领阶级”一样穿得体体面面的啊！再就是气质了，他的气质也并不俗。尽管他承认原先他的气质中的确是有些俗的成份的，但现如今的他，气质不是已经相当优雅相当绅士了么？他这一种不太满足于仅仅是当代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希望从种族上变为日本人，起码变成半个日本人，至少是被自己的同胞当成日本人看待的意愿；日渐地变得强烈无比起来。那时他已学会了二三百句简单的日本口语。和不认识他的中国人对话时，他常常存心说日语，或者存心将中国话说得很别扭，很生硬，仿佛一个纯粹的日本人说半流利不流利的中国话似的。不图别的，就图被自己的同胞误以为是日本人，过一把瘾。
他还常常幻想自己是石根先生的儿子。尽管明明知道石根先生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并且还是“昭和”的未到任的总经理。他也常常幻想“昭和”奇迹般地发展为一个很庞大很庞大的企业集团，在中国的三十一个省份里都拥有子公司。每一处子公司都有一幢办公大厦。当然的，在北京还要有常驻机构。那应该是一幢和“中信大厦”可相媲美的建筑。而他自己应该是全权代表。是它的第二主人。可以说，在“昭和”的五十几名雇员中，包括中方法人代表姚副经理在内，没谁比他对“昭和”更热爱的了。他这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那么地热爱过中国的任何事物。甚至对中国也比不上对“昭和”那么热爱。他觉得中国并没真正给予他什么，更准确地说，是从不曾给过他想要获得的一切。而“昭和”几乎统统给予他了。起码给予了他对一个中国人非常之重要的一切，比如房子，比如每月一千二百元的高薪，比如那份儿单靠自己培养是完全培养不起来的中国“白领阶级”的感觉。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啊！而重要中之最重要的，美好中之最美好的，是“昭和”给予了他一个又漂亮又温柔体贴又贤淑又善于持家的妻子。如果他不是“昭和”仅次于中方法人姚副经理的人物，仍在那个小木材厂混职的话，她又怎么肯委屈了自己做他的妻子呢？即使做了他的妻子，难道会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无比幸福无比甜蜜么？何况“昭和”今后还会继续给予他许多重要的美好的东西呐！比如更宽敞的住房，比如更高的工资，比如更令别人刮目相看的职位，比如专车。它不是已给予姚副经理一辆专车了么？接下来难道还不该给予他了么？它的产品投入市场后大受青睐，销售前景好得不得了。可谓如日中天产销两旺。明年准备另购地皮重建厂房广招雇员。显示在电脑蓝图中的“昭和”，是一幢日中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五层楼……等等，等等，他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不热爱“昭和”的呀！
当他将儿子的“百日照”恭而敬之地送给石根先生的时候，石根先生看了一眼，随口说：“很可爱，但愿今后我也有这么一个孙子。”
石根先生的话使他暗暗激动了好几天。和妻子一商量，就为他们的儿子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韩敏太郎……
儿子入学那一天，老师很奇怪地问他：“你们夫妻俩不都是中国人么？”
他说是的。
“那为什么给孩子起一个日本名字？”
“我的日本老板非常喜欢他。他将来肯定是要到日本去留学的，所以……
老师说：“明白了……”
随后看着他的儿子，那目光更像看着一个中国“龙种”了──也不知道她究竟明白了什么？……
不过当时他内心里十分得意。
他巴望着能有一个适当的机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幸运地将石根先生请到家里作客，哪怕就是一个小时的工夫呢！那么他要鼓励儿子当面叫石根先生一句“爷爷”……
对于脾气古怪又很倔的石根先生，这有点儿冒险。但是他认为值得冒这一次险。只要石根先生答应了一声，那么他在“昭和”的地位岂不就更加特殊了么？他的儿子今后不就会多少沾上一位日本“爷爷”的光了么？……
他是将他自己，他的家庭，他儿子今后的前途，很彻底地与“昭和”紧密联合在一起了。是的，他真是那么地热爱“昭和”，那么地感激“昭和”。更具体地说，是热爱石根先生，崇敬石根先生，感激石根先生。在他心目中，“昭和”早已不是什么日中合资企业，更不是什么中日合资企业，而完全是一家日本企业。他与姚副经理不过是石根先生的一个“催拨儿”。一种合资的象征罢了……
他比以前更加对自己的家庭具有责任感了。比以前更加爱自己的妻子了。比以前更加关心自己儿子的学习成绩了。他努力地想要做一位好丈夫，一位好父亲，“昭和”的一位好职员。他比以前更加自觉地按照一位“白领”男士的风格和形象塑造自己了，他甚至比自己的妻子还注意修剪指甲了，他再也不进一般的小理发铺去理发了。他已经拥有了一打左右的领带了，他说话慢条斯理并且咬文嚼字了，他甚至打算戒烟了──因为石根先生已经戒烟了。
你不能不承认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种向善的，向文明和良好方面的变化。从客观而公正的角度想想吧──从前他不过是一个家里又穷个人遭际又落魄的中国青年，是一个连对街头巷尾的小痞子们都觉得没资格轻蔑的人，是一个靠了溜须拍马才能维护住自尊不时时受到伤害和袭击的人，是一个几乎命中注定了要在社会的最底层混一辈子的人……
然而对于一切人来说，自己认为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被他人所毁坏的。
一个多月前，总经理松井健茨传讯了韩德宝。是的，那意味着是一次传讯，而绝非一次寻常的召见。
松井健茨甚至没请他落座，铁青着脸劈头便问：“你为什么要制造谣言？”
他怔愣地站在那儿，一时懵里懵懂。
“说！……”
对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不明白……”
当时松井石根因为感到身体不适，回日本疗养和诊治去了。松井健茨匆匆赶来中国，接替他的父亲成为“昭和”的新主宰。
“难道不是你制造了谣言，而且四处散布，说我们石根家族的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的后代么？”
对方又拍了一下桌子。言语汹汹，声色俱厉。
“我没有……”
他真的没有制造而且散布这种谣言。他当然知道在当年的日军侵华史上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一血案。但也就是知道而已。根本不清楚那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事。更不清楚元凶究竟是一个叫什么名字的日本人。恰恰相反，正因他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他在与石根先生接触时，一向是谨慎地避开历史上的中日关系的，唯恐一言偏差，伤了他的日本老板的民族感情。而与松井健茨，他还没机会像那一天一样单独接触过呢……
“你撒谎！有许多人证明是你！……”
对方霍地站了起来，几步跨到他跟前，虎视眈眈地瞪着他，又猝然转身，一掌推开了套间的门……
于是从套间里鱼贯踱出四十二三名本厂员工。其中半数以上平常和他的关系相当不错。
对方朝他们一指：“现在该由你们来集体揭穿他了！”
于是他们一个个开口，言之凿凿地证明──是他制造的谣言。是他散布的谣言，有时间，有地点，有场合，有具体情节和具体细节……
他一时陷于孤立无援之境，有口难辩。
望着他们，他明白了──他们想彻底搞坏他的命运。分明的，他们早就暗暗嫉妒着他了。早就合谋着寻找机会陷害他了。他们集体地将一种陷害编织得那么细致，那么天衣无缝，那么令人确信无疑。即使他是松井健茨，他也会确信无疑的……
“你！忘恩负义！你连造谣的水平都是很低的！告诉你，在我们大和民族，三代人之内是绝不会起同一个名字的！你对我们日本人了解的太少了！……”
接着，松井健茨便用他所学会的全部骂人的中国话，将韩德宝骂了个狗血喷头。
而那些“证人”们，瞧着他，默默听着，一个个显出很快感的样子。仿佛是他们自己在当面骂他……
韩德宝哪里知道，松井健茨的父亲松井石根，当年竟是攻陷南京的日本士兵之一。是年龄最小的日本士兵之一。只有十七岁，尽管，对于南京血案，小士兵松井石根是顶替不了总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负什么罪责的（后一个松井石根早已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但是犯罪感一直像疾病一样在石根家族的人们之中代代传染。使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又打算亲和又本能地保持距离，又想大把大把地赚中国人的钱又本能地觉得良心不安。这便是老石根先生为什么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来中国投资的日本人的真正原因。也是致使松井健茨怒不可遇的真正原因……
幸而姚副经理及时出现，才替韩德宝解了围。他将韩德宝扯走了。他请韩德宝去一个小酒馆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好言相劝。说是万事忍为上策。不如暂且先忍了，先认了，给松井健茨一个了解他的过程，以后再寻找机会澄清事实。到时侯他也会帮韩德宝澄清的。事实胜于雄辩嘛！
似乎也只有这样。
于是韩德宝向松井健茨星交了一份“道歉书”……
于是松井健茨原谅了他，看在他是有功之臣这一点上，并没解雇他。但是撤销了他公关部主任之职，削减了他五百元工资。罚他到包装车间去“苦力的干活”……
于是韩德宝渐渐明白，自己是上了姚副经理的当了。一场合谋陷害的原始策划者和幕后导演，不是别人，正是姚副经理。对方早就恼火于他在对方面前那一种似乎有资格来起平坐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了。早就处心积虑寻找时机“修理”他了……
于是他决定反击。决定重新夺回失去的一切，以及将来肯定会属于他而现在被断送了的一切。他写了十几封信，向有关方面四处投寄，揭发检举姚副经理作为中方法人代表，如何如何在许多时候无原则地放弃中方权益，如何丧失中方法人对中方员工义不容辞的保护原则，反而站在日方立场对中方员工实行“管、卡、压”。当然，同时控告了姚副经理对自己的卑鄙陷害。信发出之后，他反而泰然了。他想矛盾明朗化了也好。姚副经理身败名裂之日，岂不正是他取而代之的时候么？全厂的人拨拉来拨拉去，那个松井健茨不用他还能用谁呢？不愿用也得用啊！他韩德宝也是有一些“铁哥们儿”的。他们一一向他发誓，不管哪一方面来调查，他们都将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和姚副经理们斗到底的。韩德宝不是糊涂蛋。不是北方人贬称为“二杆子”的那种冲动起来就没了理智的人。他懂得千万不能冒犯了松井健茨。所以在他那些信中，一方面将姚副经理说得坏透了，另一方面却将松井健茨说得好极了……
松井健茨却根本不领他的情。当这方面那方面派来调查员对这家小小的合资企业进行调查时，松井健茨暗暗发誓，对韩德宝绝不再予以宽恕了。不管这平素趾高气扬的中国小子是不是“昭和”的什么他妈的有功之臣……
而在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们看来，韩德宝所揭发所检举之详，尽管都是事实但却都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逃过几次税，补上就是了，不近情理地罚过中方员工几次奖金，以其它方式予以安抚就是了。吃吃喝喝，中国人自己的吃喝之风还纠正不了呢，插手管人家日本人做第一老板的企业干什么？不是吃饱了撑的么！至于姚副经理是不是对韩德宝进行陷害了，这牵扯到法律，他韩德宝可以去起诉么。而韩德宝不敢起诉。因为那十二三个“证人”恼羞成怒，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扬言头可断，血可流，“证词”是任凭官司打到哪儿也不会改变的。何况，松井健茨还要告他一个诽谤罪呐！……
而他那些“铁哥们儿”，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来了之后，却没有一个人肯出头为他作证人了。他们中有人出卖了他。姚副经理易如反掌地，预先就一个一个将他们收买的收买，摆平的摆平了……
松井健茨和姚副经理奉陪着，几顿宴餐之后，各路调查员销声匿迹，再也不来了。厂里还送了他们每人一台榨汁机。他们接受时都很高兴。
姚副经理在宴桌上说：“我这个中方法人，不是好当的呀！合资单位，总不能按咱们中国人那一套管理吧？既要对日方投资者负责，又要对中方利益负责，既要对员工实行严管理高要求，又要做到使他们高高兴兴的自觉自愿的；这就需要双向的水平嘛！我水平低，总得给我个提高的过程吧？……”
各路调查员纷纷点点头，无一不说是的是的……
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这一种悖论关系，又似乎早已就埋伏在二人之间了。而且，它似乎也参与了姚副经理们的合谋，并起着他们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的的确确，姚副经理乃庸常之辈。他被推到中方法人代表的位置上，纯粹是某些操权握柄之人赐给他的人情，为了一次性地犒赏他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和韩德宝当初在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被从一个出料工提拔到办公室充当一个秘书的角色性质是一样的。在“昭和”的初创时期，姚副经理尤其显得是一个庸常之辈。不，何止是一个庸常之辈，简直就是一个无能之辈。石根先生当初对他的无能的容忍，实在地是出于无奈。当初几乎没有一项难办的事是靠了他才办成的。当初他更像一个职业食客。唯一常做的事，无非就是以中方法人代表的特殊身份，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只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还算到位。与他相比，韩德宝当初要鞠躬尽瘁得多。只差没死而后已了。姑且不论他为“昭和”坐过多少次冷板凳，吃过多少次闭门羹，受过多少次冷眼和倨傲无礼的慢待……
然而自从“昭和”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打开销售局面以后，情况渐渐发生逆转。首先是“昭和”在这座城市里要达到的种种商业目的，实现起来容易了，有的时侯，某些人们甚至乐于主动为它疏通关节，开亮绿灯。因为“昭和”每年已经有了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这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又定期地变成为某些中国人的“灰色收入”。一个没有“公关经费”或舍不得固定一笔钱作为“公关经费”的企业，无论它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或国有的，也无论它是合资的还是独资的，都是休想“搞活”起来的。石根先生明白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规律以后，脑筋开窍了，在“公关”支出方面也大方多了……
按理说，“公关经费”应由韩德宝这个“公关部主任”支配运用，但姚副经理将这笔钱控制住了。实际上可由韩德宝支配运用的，也不过就是十分之二三而已。两人之间曾展开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以姚副经理批准，韩德宝使用告终。其实等于还是控制在姚副经理手中。韩德宝曾向石根先生诉过苦，石根先生没明确表过什么态。只以教诲的口吻，说了些希望他以“昭和”利益为重，与副经理搞好团结的话。石根先生自有想法──两个中国人之间相互制约着也好，岂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公关经费”落入他们个人腰包么？倒无须他自己时时对他们双方都瞪大监督的眼睛了。石根先生在中国很快地就掌握了一套怎样利用中国人制约中国人监督中国人的经验。
当姚副经理的手是一只批钱更是一只买单的手以后，他由原先的一个庸常之辈变成一个似乎办事能力极强的人了。变成一个社会公关网中“路路通”式的人物了。有时一个电话，事情就顺利圆满地解决了。而且，从来也没像当初韩德宝办事一样，坐冷板凳吃闭门羹受冷眼受慢待………
倒是韩德宝这个所谓“公关部主任”仿佛变成一个客串角色，甚至一个虚设的角色。近二三年内，他像当初的姚副经理了，像一个职业食客了。唯一常做的事，也无非就是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而他却耽于他那一种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从来也没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昭和”，他已很久没有什么新贡献和新功劳，不过在吃着往日的老本儿……
石根先生不允许一个雇员，尤其一个中方雇员，在他投资兴办并任董事长的企业里吃什么老本儿的。是所谓功臣也不行。他在回国之前对他的儿子交代──看来韩德宝是没有什么可以再重用或再利用为“昭和”效忠的价值了，石根先生认为，这个中国小子的全部的能力，在“昭和”初创阶段早已耗尽了。如今一个能靠跑断腿磨破嘴才办得成事的中国人，对于“昭和”已完全是一个多余的人了。而“昭和”不是慈善机构……
松井健茨对韩德宝暗暗考察了一段日子，完全同意他老爸的结论。如果没有发生以后那些令他恼怒的事，他会打发韩德宝到一个活儿相对轻些的车间去当工人的。然而那些令他恼怒的事毕竟发生了……
韩德宝被“昭和”解雇了。向他宣告的当然不是松井健茨本人，当然也不是姚副经理，而是由姚副经理从车间调到公关部的一个妖娆的一向喜欢穿紧身衣裤的女孩儿，桌上当时有一个信封，她用指甲染了丹红的细长的手指，将信封向他推过去。她说信封里是六百元钱。她还低声说，“昭和”限他最迟一个月内交出住房。她说时脸上似乎流露着几分对他的恻隐……
他发呆几分钟，一转身冲出去……
他没敲门就闯入了经理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提出抗议，他给松井健茨跪下了，双手搂抱住对方的一条腿，仰脸可怜兮兮地望着对方，哭泣着，哀求着……
松井健茨并非一个傻瓜。他已开始意识到，跪在他面前双手紧紧楼抱住他一条腿的这个中国人，哭泣着哀求着他的这个中国人，看来显然是受了他的同胞们合谋在一起的陷害了。但是他丝毫也不想改变他的决定。相反，他甚至厌恶对方鄙视对方了。同时，一个一向在“昭和”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什么人物似的中国小子，竟跪在了他面前，使他心理上非常快感。他的一句话，就使这中国小子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切憧憬一切野心归于幻逝，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种权威，使他心理上不但非常快感，而且非常满足，非常得意，毁灭也是足以给造成毁灭的人带来自信的激情的。尤其当被毁灭的是另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时候……
既然这个与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国小子，和中方的法人代表之间营营苟苟到了不能在“昭和”和平共处的地步，那么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个中方雇员而向中方法人施加压力。尽管他多少也有点儿可怜对方，但最终还是厌恶和鄙视占了上风……
他用力挣脱了自己被紧紧搂抱住的那条腿，缓缓举起手臂，朝门一指，冷冰冰地说出一个字是──“滚……”
韩德宝又冲入了姚副经理的办公室──姚副经理不在。姚副经理躲入厕所里去了……
于是，半个多月以来，他在这一座城市里，变成了一条没有人愿意收养的狗。这座城市教育他──像他这样文化水平不高，一无专长也无任何社会背景的人，要谋到另一份职竟是那么的难。当然，挣口饭吃的杂活还是有得干的。但是这一个曾自认为是中国“白领阶级”之一员的人，却早已丧失掉了干辛苦活的本能和特殊身心……
撇开文化不文化专长不专长的不谈，他四处寄信的事，尤其使一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对他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拒之唯恐不坚……
他于绝境中想到了他当年的恩人那位导演。他厚着脸皮去找人家。人家透过门上的“猫眼”看清楚是他，连门都设给他开。只冷冷地说从不记得认识过他这么个人。想想看吧，姚副经理毕竟是人家妻子的表兄啊！人家不臭骂他一通，就实在是够有涵养的了……
他向石根先生发去了一封加急电报求援。石根先生给他回了一封短信，用他自己曾说过的话提醒他“昭和”的至高原则──董事长不在，总经理就是“绝对权威”。并引用一句中国话──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言外之意是“绝对权威”的权威，是需要“绝对”加以维护的。是需要有人为之作出牺牲的。即使那一种牺牲是无辜的、何况他并不完全无辜……他把那封信撕得粉碎。一边撕一边歇斯底里爆发地大骂：“老日本鬼子我操死你全家！……”
走投无路之下，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当年天天盼着有机会离开的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却不过是又多受了一次冷眼多听了一些奚落和讥讽，他自认为是中国的“白领阶级”之一员后，并没常去和他当年的呵护者们进行感情交往。也根本忘了感激他们……
“天亮了，起来吧！”
他睁开了眼睛，见他漂亮的妻子坐在床边，含情脉脉地俯视着他。
“你今天不去上班！”
“晚一点儿没什么……儿子呢？”
“上学去了呗！”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我……我怕你是病了，你在发烧……”
妻子温柔地伏在他身上，和他脸贴着脸，对他显出无限的偎爱。
“原谅我，我不该对你那样……”
妻的小手捂住了他的嘴……
“给咱们的儿子，把名改过来吧。别再叫韩敏太郎了。”
“听你的。”
“我爱你。很爱很爱，尤其这会儿………”
“我永远是你的第二小宝贝，小心肝儿……”
妻妩媚百种，轻轻地吻他……
而他顺势将她扯上了床。
“别嘛，昨天晚上不是才……”
妻娇羞地半推半就……
“我还要……”
他将他的妻子搂紧得快要窒息了。他恨不得将她搂入到自己的胸膛里去。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放心地感到她还是他的女人，将永远是他的女人……
“这刀多少钱？”
“三十元。真正的蒙古刀，瞧这刀锋，快得刮胡子都可以了……”
他并没讨价还价，买下了它。
在那一天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中国的这一座城市和日本东京附近的一个小市里，分别有一个日本男人和两个中国男人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化了。那个日本男人和其中的一个中国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男人。都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庭。他们的妻子都是他们的爱妻。他们的儿子都是他们的娇子。另一个中国男人自然是姚副经理……
中国和日本的几家小报，分别对此作了些渲染性的，以图取媚读者的报导。一个时期，成为中日两国某些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但不久也就如一阵风似的，从普通的人们的头脑中刮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