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本书记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东方的一位胜者在建国初期到了苏联，去见斯大林。斯大林一见面就拉着对方的手，说：“伟大，你真伟大！”一个深夜，客人被斯大林安排在一个长条桌的两边，喝起了葡萄酒。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喝了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在一块儿）。客人当时觉得奇怪，悄悄问一个翻译：“为什么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喝掺起来的酒？”翻译不明白，想问一下斯大林，客人把他制止了。那一天，他们喝了很多葡萄酒。
我自然而然地注意了斯大林的著作，甚至粗粗地翻过了所有的译本。有一篇文章叫《不要忘记东方》，其中写道：“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东方看作自己幸福的基础，东方各国的不可计量的资源、自然幅员，难道不是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纠纷的苹果吗？这其实也就说明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欧洲作战和谈论西方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想到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为问题其实是在东方。”他接着写道：
“但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幅员，他们还需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多的听话的人力，他们需要东方各民族的随和的、廉价的劳动力；此外，他们需要东方各国的听话的年轻小伙子，从其中征募所谓有色军队，立即运回他们去对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东方各国称为自己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文章这样结束：“因为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
这是一个夜晚，我合上他的著作，久久揣摩其中的含义，那个陌生的、冷峻的面容浮现在我的面前。我不知道是恐惧还是别的什么，站起来，蹑手蹑脚地从想象中的塑像走开，没有留下一点声音。他的目光看着东方，他的声音至今还让我感到惊讶。我记得在我生活过的这个城市里，在她的心脏部位，那里矗立了一个花岗岩石雕。我曾经怀着无比的敬仰走近了它——那是一个大学广场，冬青树墙被修剪得整整齐齐，我急于找到通向那个雕塑的甬道，后来就费力地翻过冬青树墙。我小心地抚摸一下那坚硬的花岗岩，发觉像冰一样凉，铁一样硬。
那一夜，我翻出所有的书，把它们摞满了床头。这么多的书怎么可以在一个夜晚读完呢。我只是拂去了书上的灰尘。我不止一次地搬动这些书了，只为了不让它们陌生。是的，它们毕竟是我们人类当中一些非常能干的人写下来的，是他们的声音。我只需抚摸一下这些书页，手指触到这些坚硬的外壳，就能与之接通。它们的颜色，气味，都沾上了一方泥土的气息，磨擦也是枉然。
这一年春天，我应朋友之邀，来到了生活过多年的那个城市。我在那里度完了自己的大学。每逢走到这里，我就有一阵按捺不住的冲动。在这熟悉的建筑旁，在这一条条弯曲的马路上，我掷下了一段最好的年华。我觉得自己很可笑：明明不会饮酒也要豪饮，结果一次次沉醉不醒，戗害了身心，留下了笑柄。我记得一个脸色苍白、身材娇小的姑娘喝过酒，喘息着和我们一块儿讨论东方西方、一些至大的人物和问题，没有血色的嘴唇很快地闪动，被一些概念弄得惊慌失措。那时候，我们大家一块儿讨论，那么认真，小伙子被她玩弄的那些概念给整得晕头转向，没有一个想起去吻她一下。她喝了酒变得有些可爱了，两颊通红，也愿意笑了。
有人提出去参观“葡萄酒城”，那个最大的酿酒公司。我怀着一点神秘感在他人陪伴下走了进去。我来得太晚了，我在葡萄园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流下了那么多汗水，却是第一次走到这个葡萄的归宿之地。主人先请我们到了一个接待室，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件了不起的复制品——那是很久以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题词——他喝过了葡萄酒，写下了四个大字：“品重醴泉”。
我们端起主人递来的葡萄酒，开始品尝。
“当年的孙中山也到过地下酒窖吗？”
“他肯定到过。”
我们开始看酒窖。迈下一些台阶，一下就闻到了浓重的葡萄汁的香气，它掺杂在湿气和腐木味道中间。这里果然是一个偌大的场面，明亮的灯光下，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橡木桶卧在面前。在这个地下的酒之长城里，我不知怎么走才好，只想兴奋地奔跑，像童年那样在一个个橡木桶间捉捉迷藏。有时我蹲下来，像寻找一种流水的声音，似乎期待着酒的河流在前面奔涌。头上，一滴水从水泥顶板的缝隙里渗下，衣服上落下了斑痕。长白山下、莱茵河畔，所有的酒窖——大地上这么多的葡萄园，这么多的酒。只要活着就要酿造，不再停止；只要活着就要饮用，不再停止。是的，不可避免地沉醉一次。那一片一片的葡萄园，无边无际，足以让人感到惊讶——当年我们驱车在莱茵河畔疾驰的时候，有人曾指着高速公路两旁大片绿色的原野，问那是什么？我只稍稍瞥去一眼就答：“葡萄园。”车子往前疾驰，又出现了大片绿野，有人又问那是什么？我仍然不假思索地回答：“葡萄园。”一位叫查理的先生笑了，说：“这次您可说错了，那是啤酒花。”
这一天，结束参观地下酒窖之后，主人用最好的酒款待了我们。他搬出了四五种在国际博览会上得过金奖的酒给我们喝。禁不住好酒的诱惑，我们开怀畅饮。由于没有节制，我们真的有些醉了。这些酒太让人愉快和兴奋。我们高声歌唱，一时像孩子一样乐不可支。我们走到了街上，在一片繁星下挥舞双手歌唱起来。我们互相叫着名字，互相取笑，有时还要热烈地辩论。总之，这个夜晚过得愉快极了。我们之间有那么多话要说，好像永远不知疲倦，再沉重的话题在我们嘴里也没了分量。
这个夜晚我们一直狂欢到凌晨三点。
第二天一早，我被人唤醒了。那时候我睡得很沉，因为我实在疲惫了。可是砰砰的敲门声不管不顾，一直把我们大家都吵醒了。
敲门的人是找我的。他把我引到一边，悄悄说出的是一个噩耗……
原来就在我们大家冲动地呼喊和狂欢的那个时刻，我的母亲却像往常那样，合上书，躺下……她再也没有醒来，就此结束了坎坷漫长的生活。
1990年4月写于龙口
2009年2月24日改写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