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灯熄掉，点上一支小如拇指的蜡烛。火苗开始像豆粒一样蹦跳着，有时竟然可以离开芯子一公分。当这颗金色的豆子落下来，就猛然伸长，形成直立的火苗，整个屋子立刻被映得黄蒙蒙的。
屋里只有我们两人。我们对面坐着，每人占据一个小床，床的中间摆了一只小小的茶几，上面是一杯烈酒。他喝一口，我喝一口。他已经骂了半天，我偶尔附和。他骂得很粗野。我们的声音合到一起更可怕。他把剩下的酒一口喝下去，又倒一杯。
我很少这样喝酒。但他来访的时候就不得不喝一点了。我们谈论的都是让人痛心的事，心情无比沮丧。遇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有求助于火焰一样的液体了。
他搓着胡子拉碴的脸：“好像根本不该来走一遭似的。那时候我不听劝告，稀里糊涂就这么走过来了。我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我以为自己伸出友谊的手，对方就不会折我的手指。我用最好的情感去对待周围的世界，连一点提防都没有。”
我打断他的话：“是啊，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得提防。”
他接上说：“提防算什么？我瞧不起这两个字。我身心放松地活着，只为艺术激动。我非常自信，认为我应该是最好的艺术家，但不一定能成——这个事自己说了不算，老天爷说了才算。我想反老天爷，反不了。我跳不出它的掌心。所以我到现在也敢说，我应该是最好的艺术家。不，我们都是。”他朝我苦笑一下，“没有办法。这不是我的毛病，这是人的毛病。一种动物病。可怕得很。这种苦恼不仅磨损了我的身体，伤害了我的灵感，重要的是使我彻底失望了。我信任什么？我信任艺术吗？可艺术也是由人传递过来的。我不信任人。有时候我想哭一场；有时候我想一个人走出房间。可街头上是什么？沉闷的空气，污浊的油烟，醉汉骂人，难听的口音；好多人在角落里蜷着，盖着一条破麻袋。苦难！就连这些人我也不得不提防着。开始我以为是害了一种疾病，后来才知道也算正常。面对这些，没有这样的心情反而不正常。一个个朋友离开了我，原因都差不多。他们来的时候满面欢欣，走的时候痛心疾首。没有谁会和我一起抵御严寒，就让我自己度过这个冬天吧。”
他的声音有些哑，一双眼睛由于缺乏睡眠、焦虑，已经布满红丝。我握了一下他的手。
“多么可怕的结局，我完全知道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好像有一只充满恶意的手，总要把我推到一场角逐中。我耗尽了精力和心血，疲惫不堪。有时候我像死人一样躺在那儿，喘息都很微弱了。可是当我睁开眼睛，还是要投入进去。有时候简直是义无反顾。毛病不是出在艺术本身，因为再好的艺术也是通过人传递过来的。人本身是腐败的，无信的。这才是最大的不幸。我简直防不胜防。我提防什么？不是其他，而是我自己。有谁能微笑着转过身去，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看不到这样的人。我渴望有这样一位朋友，和他一道。没有。我乐于谈论，可是这些谈论已经越来越没有意思了。打开所有的文字，发现不了任何有趣的东西。全都是一些洋洋自得的战斗，唯独看不到声势浩大的疆场之外，有一个身体纤细、体态羸弱的人，他正用恍惚的眼神看着前方，注视着一片尘埃。旗帜在尘土里抖动，落下又升起。旗帜被染成了血色。角逐真是可怕，每一个世纪都是这样。”
我叹一口气：“有时候，我真想什么都不干。我会离开艺术，也离开眼前的生活，丢掉一切烦恼。我会做一个明智的人。老伙计，我是软弱的，我想拉你一起走。”
“到哪里去？”
“我去的地方你会知道。你知道。”
他点点头，搓着手：“我差不多知道。你说吧。”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离开了是不是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们有没有勇气抓起锄头？我们会不会像一个放牛娃那样一边割草一边唱歌？会不会像一个牧羊人那样，在老绵羊咩咩的叫声里满脸欢笑？这需要勇气和智慧。不过这一定在艰苦的征战之后。我们已经没有余力从遥远的疆场上返回了，而且在返回的途中还会对未来产生深深的怀疑。我们怀疑人世间不会有什么安逸和舒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耗尽了力量，没有备足回返的粮草，最好的办法就是坐在原地，微笑着，不急不慢地谈论昨天和明天，聊以自慰。那些更有力气的人正在赶往前方，他们打着裹腿，英姿勃发，见到我们会用轻慢的口气，指点着议论几句。他们还太年轻，总有一天会为自己这番议论感到羞愧的。他们误以为前进途中遇到了两个懦夫，两个不可救药的酒鬼。他们错了。他们没有看到我们怎样英勇撞击，没有看到鲜血顺着颈部流到胸脯的样子。因为我们身上的汗渍和血迹都被风尘给遮掩了。人们看到的只会是两个面孔肮脏、胡言乱语、不知忧愁的醉汉。我们喝多了，倒地而卧。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生活？没人知道。而且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不清楚。那种可以延长到一辈子的厌倦，正在日夜滋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恐惧。没有比这一切再让人害怕的了，因为它没有尽头。我们看不到曙光。我们这种悲哀的结论，低沉的语调，没有人会赞同。我们的不幸来自心底。”
我推开窗户，看着天空中带了晕圈的月亮，深深地呼吸一口。空气冰凉。
我很想讲一讲十七岁的故事，可惜不合时宜。那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十七岁。苹果甘甜而丰富的汁水滋养了我。在我眼里，一切惆怅和困苦都可以洞穿，它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包围着我，使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还想讲一些美丽的童话，讲一讲少年流浪者的故事，他所遇到的那些事情。比如，我曾经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遇到一个酿酒老汉，他酿出的酒远比我们今天的酒好上千倍。最后的念头使我有几分高兴，我终于岔开话题：
“我曾遇到一个老人，他会酿酒。他的酒不是白色的，是深褐色的。”
他立刻打断我的话：“知道。那是黄酒。私酿的黄酒有些发酸，对不对？”
我摇摇头：“这不是一般的黄酒。这种酒的劲道特别大，而且每喝一口，就有一种浓烈的香甜透过你的肺腑。我告诉你，那是个穿草鞋的老人。他早年当过道士，后来就回到家乡。每年他都要酿一坛子好酒。他的酒给任何人喝都不感到心疼。小村里管事的人喝了他不少酒，所以对他特别宽容。过路的乞丐也喝，他们喝了他的酒，就更多地往这条路上乞讨。”
他哈哈大笑。
“真的。就是他的酒引诱了更多的人，安慰了更多的人。我那时候还年轻，不会喝酒。可是连我也迷恋上了老头子鼓捣出的这种东西。我借故找活干，一个月要跑去那个小村五六次。我在那里打短工，给这个村子运一种白色石头。那时候我要在一座小山上跑来跑去，一天大约要走二三十里山路。到了晚上全身都疼，后背被石块磨烂了，有的地方流出血来。你想想，刚刚结住疤又要去背沉重的东西，会多疼。我躺在炕上，灶里烧了旺火，身子下面的炕面热乎乎的。我全靠这些热力来舒展筋骨。有时候晚上还要做活，寒气吹到骨头里，全靠一个热炕驱赶寒气，才没得重病。我每天上工下工都要路过那个白须老人的门口，老远就闻见酒香，忍不住就进去搭讪几句，讨口酒喝。我每次去都能遇到几个无赖在那儿装好人。他们一拿到酒就不顾一切地灌到嘴里，那神态就像吞吃一块肉。村头儿是个瘸了一条腿的家伙，穿着黑衣服，扎了牛皮带，皮带上还挂着一支被墨汁染黑的木头枪。不过那枪是有筒子的，是真正的铁筒。那个枪到底好不好使，我今天也没搞明白。他喝过酒就照例刮一下那个老头的鼻子，哼着古怪歌曲走了。老人的屋子四周坐着一些乞丐，他们见村头儿走了，就呼啦一下涌到里面，伸着脏手讨酒喝。我记得一个乞丐头上被菜刀砍了一道深口子，血迹还没干就跑来要酒了。他滴着血，喝着酒，无比幸福地唱歌。老人不急不躁的，从不发火，对所有看得起他的酒的人都一视同仁。没有人赞许他，只有人赞扬酒。而我却例外地把老头子夸了一番。老人十分高兴。他的酒只有一坛子，当这坛酒喝完了，小院来的人就明显地稀落了。可是仍然有不少人往这儿走。”
我讲到这儿，不作声了。
他笑一笑：“这个喝酒的故事不错。你看，我们以后再凑到一块儿，就讲这样的故事。”
我苦笑着：“酒是一个人酿成的。这酒太好，也就吸引了那么多人。这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他们动着各种各样的心眼儿。讲起来你可能害怕。”
他瞪着眼：“故事还没完吗？”
“还没完。不过我想骂一句老人的酒，骂一句老人。”
他跳起来：“你这是干吗？”
“谁要他酿出这么好的酒呢？如果不是因为他酿出这种酒，也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我接着讲下去，“我说过，喝酒的有形形色色的人。有一些乞丐——你知道那些乞丐都是拉帮结伙的。那个头上割了口子的人，就是最能讨要的一个壮汉。他跟谁讨东西，谁要不给，他就用刀子砍伤自己。你面对着从未有过的冷酷，会感到极大的恐惧。于是你就抛下东西赶紧逃了。这家伙腰上挂了一个褐色的皮囊，里面装满了不义之财。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些无赖。不过这是他们混生活的办法，不这样，他们就没法活着。就是这样一些人，奔着同一股酒香去了。他们中间有的带了叮当响的钱币，有的只捏了一块糠窝窝。有一天傍晚，人们在出山的路上被绊倒了，划亮火柴一看，吓得跳起来。原来是那个头上流血的乞丐被什么人砍倒了，身上那个褐色的皮囊也不翼而飞了。显然是谋杀。后来村头儿把所有年轻人召集起来，举着矛枪，把路口封锁了。有几个乞丐，还有几个赶路人，当然也包括我这个外地人，一块儿给抓到了场院上。村头儿把老人的酒坛摆到场子上，用白瓷碗盛着，大口灌了两碗，然后厉声喝问：是谁干的杀人勾当？我们都不承认。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一次什么也没查出来，村头儿不得不把人都放了。我们都挨了揍。我被揍得最重，因为我年轻。村头儿相信所有的恶事都是年轻人干的。反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杀人越货的事，第一次懂得人活着，可得好好提防。”
朋友饮下一口酒，把头抵在了膝盖上：“我们来到一个需要提防的地方了。我们过早地闻到了酒香，这才是最大的不幸。可我们最后还是不能怨恨那个酿酒的老人。酒是好东西呀。酒香有什么不好？不幸的是我们这些闻到酒香的人，只知道迎着酒味儿往前跑。是不是？”
我在思考，没有回答。
他又问：“到底是不是？”
我点点头：“是的……”
1992年12月 作
2013年2月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