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孔夫子一走，我就把阿庆叫来了。当初给杨凤良讲的，我又给他讲了一下。当然，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也不能不考虑。我就向他暗示，到了那里，可以把杨凤良除掉。
怎么暗示的？这太容易了。我对他说，阿庆，你到了那里，和杨凤良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呢，那就夺掉杨凤良的兵权。阿庆一听，高兴得就跟娶了媳妇似的，表示一定要光荣地完成党国交给他的任务。按说，这么大的事，我应该写个条子让阿庆带上，这样杨凤良就会乖乖地交出兵权。但我没写。我是故意没写。阿庆很机灵，还专门提出了这一点。我说了谎，告诉他，我已经给杨凤良讲了，如果我再派人去，那就是代表我去的，你应该服从他的指挥。二桃杀三士，OK，这样一来，杨凤良和阿庆就免不了一场明争暗斗了。我比谁都清楚，杨凤良是斗不过阿庆的，因为杨凤良是外交官出身，遇事喜欢讲道理，但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阿庆虽然也算个文化人，可与杨凤良相比，那就小巫见大巫了。很可能还没等杨凤良啰唆完，他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当然，辩证法告诉我们，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所以，我也考虑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杨凤良把阿庆干掉了。果真如此，天也塌不下来。因为杨凤良一旦发现我对他失去了信任，就会带着葛任逃离大荒山。对我来说，这个结局未尝不能接受。
阿庆也是从九龙坡机场起身的。送他走的时候，他问我还有什么指示。我只说了一句，屁股要擦干净。直到他上了飞机舷梯，我还语重心长地喊了一声，嘿，屁股！他当然懂得我的意思。我想，他每次擦屁股的时候，都会想到我的叮嘱。
阿庆走后，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娘的，真是怪事，和上次一样，我也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阿庆回话。这期间，领导（戴笠）来过一次电话，我只好对他说，再等等吧，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就是一切，没有准确的信息就贸然行动，是会犯冒进错误的。我劝老板耐心一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怕他起疑心，就又喂了他一颗定心丸。我说，阿庆对你、对我、对党国，都是忠心耿耿，他不会背叛我们的，一旦那边有什么信息，我立即起程。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他糊弄过去了。可当中只隔了一天，戴笠又把电话打来了，让我到漱庐见他。到了之后，我才知道他让我去一趟武汉，说那里的日本人俘获了一名美国飞行员，他要我找日本人交涉一下，然后再从武汉去大荒山。看来，我不亲自去一趟是不行了。我说OK，我这就回去收拾一下，马上动身。他说，他已经向老蒋请示过了，等我到了大荒山，如果发现那人确实是葛任，那么不管葛任提出什么要求，都可以先答应他。还说，如果他归降政府，那么政府就网开一面，允许他成立一个新党，在国防参议会里占据六个议席。我问戴笠，蒋委员长说话算数吗？戴笠说，算不算数再说嘛，没有六个，五个还是可以的嘛；没有五个，四个也行嘛。我立即想，真的能弄到四个，那也不错啊。
接下来，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美国人被俘一事。我当即表示，小日本胆也太大了，竟敢和美国人过不去。Fuck！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当然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美国佬太牛了，处处推行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让小日本搞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讨好美国人的机会。戴笠对我的看法非常欣赏。他说，中美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这步棋要办（走）好。我不敢怠慢，立即接受了这个命令。我是带着一名日本人上路的。他是一个日本间谍，名叫稻本润一。我记得很清楚，那家伙不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会说广东话，能把你说成“累”，把小姐说成“小改”，把同志说成“通缉”。哈哈哈，我们就准备拿这个日本“通缉”（同志）换回那名美国佬。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从重庆到汉口的船上，我一直在想，历史总是喜欢重复，只是有些细微的差异。OK，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第一次去大荒山，受的是葛任的邀请，结果被俘的是我；这次呢，却轮到葛任被俘了。再往前想想，当初去日本留学，我们坐的是同一艘邮轮，现在呢，我又坐着邮轮去劝降葛任。我记得很清楚，上船的时候，我还碰到了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姓张，叫张奚若。你不知道此人？他可是大名人，有名的刺头，天生的反对派，敢跟老蒋顶牛。他一见到我，就拉住我问道，冰莹是不是来重庆了？我说不知道。他说，你们这些人，说话从来就不能信。张奚若也是从法国回来的。姥姥！要是让他知道我此次远行与葛任有关，那事情可就糟了。他肯定搞得天下皆知。小姐，我给你说句实话。要不是他名声太大，我就派人把他干掉了。当时，我吩咐我的一个手下，盯住他！想办法搞清楚他听到了什么风声，然后立即向我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