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我们还接着说。大概过了个把月，有一天，戴笠将我叫到了重庆中山路，军统总部漱庐就在那里。什么，不知道漱庐？这样吧，哪天我带你去住两天，保管比住五星级宾馆还舒服。嗐！只要想想戴笠曾在那里办公，你就知道那里该有多舒坦了。当然，历史在进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比以前还要舒坦。
戴笠啊，这个人长得有点像猫科动物，笑面虎一个。这个人还是很有学问的，这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他的名字来自《诗经》：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当然，他的名字本身就提醒了你，见了他一定要作揖。所以每次见他，我除了敬礼，还要拱手作揖。我这辈子可没少作揖。不过，真要说起来，作揖可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啊。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艾滋病的流行，我曾在大会和小会上反复讲过，要用作揖代替握手、接吻，因为可以减少传染嘛。
OK，还说我们的。戴笠当时笑了，说免了免了。小姐，我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妨给你说说。那就是，只要你有学识，是个人才，那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尊重和爱戴。戴笠就对我很尊重，他主动给我让了座，沏了茶，递了烟。然后，他说要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说说看。为了逗他高兴，我还给他戴了高帽，说他这是密切联系群众。他说他看到一首诗，喜欢是喜欢，可就是看不懂。我心里窃喜，OK！这正好是我的强项啊，正好可以给他露一手。他递给我一份报纸，是香港一个叫徐玉升的人编的《逸经》。我一看，这首诗叫《蚕豆花》。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觉得它有点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我对他说，不就是蚕豆花吗？风花雪月，无聊文人的游戏罢了。戴笠说，听说陈独秀喜欢蚕豆花，这是不是陈独秀写的。我说肯定不是，陈独秀的诗我都看过，他写的是古体诗。他就又问，那么是献给陈独秀的？当时我想，这个笑面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陈仲甫。我就对他说，陈独秀不是已经死了吗？管他娘的。姥姥！就在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来了，这好像是葛任写的，在日本时写的。前面，我好像给你讲过，“五四”以后，它又登在叫什么《新世纪》的杂志上，还曾喧闹一时。眼下，这首诗的作者，署的名字是一串拉丁字母，我拼了一会儿，终于将它拼出来了，犹豫，忧郁。没错，一定是葛任写的，因为葛任的俄文名字就叫忧郁斯基。
我就想，这个笑面虎，让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怀疑我与共军有染不成？不过，我并不十分担心，因为葛任已经死到了二里岗，戴笠总不至于怀疑我有通灵术，能跟死人打交道吧？我就对他说，有什么指示，你就明说吧。戴笠说，他浮生偷得半日闲，想找个朋友谈诗论道，调剂一下生活，就想到了我。接着他就问我平时还读不读诗歌。我说，读啊，诗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嘛，不读不行啊。他又问当今的诗人当中，我比较看中谁的诗歌。我想，他问这个什么意思？千万不能因为我的一句话，给诗人们带来麻烦。于是，我就说，徐志摩写得不错，可他已经死了。泰戈尔写得也不错，不过远在印度。虽说诗人又叫骚人，可这两个人都不发牢骚，写的都是云彩啊，飞鸟啊，只管抒情，应该是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OK，我话一出口，他就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的真本事还没有露出来呢，他就开始给我戴高帽了，并且还要给我敬酒。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喝酒问题上，我也严格地奉行三中全会精神，只喝三盅，多一盅也不行。谁说，此盅非彼中？一回事。OK？彼此彼此。可那天是个例外，因为是领导敬酒，我只好多喝了几盅。
后来，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问到了葛任的诗。他说，崔永元不是在搞实话实说吗，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也就实话实说吧。我只好说，葛任的诗我看得很少，早年看过一些，后来就再没有看到过。他就说，看来，你真的是没有看过，因为我刚才让你看的，就是葛任的诗。我看逃不过他的法眼了，就一拍脑门，做出茅塞顿开的样子，说，老板一提醒，我就突然想起来了，那应该是葛任写的，是他在日本的时候写的。戴笠说，“五四”的时候，他也是个热血青年，喜欢读新诗，当时他就看到过这首诗，当时的题目叫《谁曾经是我》。这狗娘养的，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来问我做什么？我虽然嘴上没说，但肚里已经是气鼓鼓的了。就在这时，他拍了拍手，让女秘书把他珍藏多年的那本《新世纪》拿了出来。那个女秘书长得可真漂亮，香喷喷的，简直是胡蝶第二。女秘书把杂志递给我，一扭一扭走了。戴笠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上面已经画得一道道了，凡是跟现在的这首不一样的地方，都用朱笔勾了出来。我正想着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突然问我，范先生，萧邦齐可靠不可靠？我说，他受党教育多年，没听说他有什么思想问题啊。他又问，葛任死去的情报是不是他提供的。我说是啊，我不是给您汇报过了吗，怎么啦？笑面虎这才告诉我，葛任应该还活着。他会给我说些什么，各种可能性我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小姐，不瞒你说，当时我被他搞得一头雾水，还以为他犯病了呢。过了一会儿，我说，老板，你不是开玩笑吧？他说，军中无戏言，从这首诗中看，葛任不光还活着，而且很可能就在大荒山。
我的酒劲一下子过去了。大荒山？他去那里干什么？我问。他说，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从已经破获的情报来看，《蚕豆花》就是葛任在大荒山写的。他说，他已经托人打听了一下，现在大荒山白陂镇一带，确实有一个外地人。受托之人虽然不认识葛任，可他描述的相貌特征，与葛任确有几分相似。我再次向他申明，这不可能，因为所有情报都已证实，葛任已经死了。戴笠端起酒盅在桌上磕了两下，说，先不要妄下结论，要注意调查研究。还说，他已经向老头子（蒋介石）汇报过了，经老头子同意，他想派我去大荒山摸摸底细。如果葛任确实在大荒山，他希望我能搞清楚葛任在那里有何贵干，然后劝降葛任，让他为党国服务。Fuck！他把我叫到漱庐，原来是为了这个！
看来，这问题他已考虑成熟了，不然他拿不出那个方案。方案分为好多条，但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讲原则性，也就是要以党国利益为重；二讲灵活性，也就是要讲究策略；三讲纪律性，也就是要注意保密。他对我说，只要以三项要求为纲，就可以纲举目张。最后，笑面虎还特意要求我，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让葛任先生懂得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蒂，干革命靠的还是三民主义。
小姐，戴笠这个人深谙外松内紧之理，笑里藏刀。在他手下混饭吃，有一点要切记，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惹恼他，否则绝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交代完了工作，他一又惺惺作态，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感到为难的话，我可以考虑别的人选。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我如果敢吐个不字，他就敢把我拉出去崩了。我可不想死到他手上。我眼都不眨一下，说，OK，还是我来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蒋委员长，服从你，就是服从蒋委员长，还是我来吧。我把戴笠哄得很高兴。他说，有什么要求尽量提，组织上一定设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