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葛任并没有死。我在报纸上看到葛任给鲁迅发的唁电。当时，我也发了一份唁电。那几天，我特别留意我的唁电是否登了出来。我的没有看到，葛任的倒看到了。前面说了，葛任与鲁迅有交往。都是文人，臭味相投，惺惺相惜，所以他尽量往大处说：人生知己，汤汤泪水；斯世同悲，浩浩怀山。
看了这唁电，我这才知道葛任没死，不但参加了长征，而且还顺利到了陕北。但随后好几年时间，我并不知道他确切的消息。那时候，我已在军统任职。派到陕北的密探告诉我，葛任在延安搞翻译，翻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你知道吗？不，他不是服装设计师，而是一个作家。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后，不时有人到延安去。有一次，一批美国记者从上海来到重庆，要到延安采访。其中有个人名叫Goodman（古德曼），以前来过重庆，和我比较熟。我请他吃了顿饭，让他帮我打听一下葛任。他错误地认为我是要他收集情报，就说他只是个记者，不介入政治。我连忙向他表示，我和葛任是同窗好友，听说葛任在翻译托尔斯泰，想把他的书拿到重庆出版，没别的意思。Goodman说，他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冰莹的话剧演员也委托他打听葛任，想知道葛任的肺病怎么样了。OK，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嘛，葛任还是个肺病患者呢。
Goodman从延安回来的时候，我刚好去了外地，不在重庆。所以，葛任（的情况）我还是不清楚。没过多久，我就得知他在和日本人的交战中死去了，死得很惨，全军覆没。这么大的事，派去延安的那个草包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小姐，知道我为什么叫他草包吗？首先，他确实是个草包，其次他姓萧，“草”字头的“萧”。你信不信，当面我也敢叫他草包！当然，他已经死了，叫草包他也听不见了。草包没有把情报告诉我，我就只好等着看报纸了，可报纸上也没有报道。我急得上火，牙床都肿了，扁桃体也发了炎、化了脓。小姐，你过来看一下。看见了吧，我没有扁桃体，就是那时候割的。不割不行啊，因为它老是要化脓。总而言之一句话，当时我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拿扁桃体开刀。我记得当时的《新华日报》就在重庆的虎口岩，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我曾派人深入虎穴打探消息，可他们竟然也不知道。
啊？流泪？不，我没有流泪。小姐，你年龄还小，或许还难以理解其中的奥妙。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以说是悲喜交加。OK！《诗经》上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能死于抗战，成为一个民族英雄，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我很想搞清楚葛任是怎么死的，替他宣传一下，这样我面子上也有光啊。为此，我还特意调阅了一份日本报纸《报知新闻》。里面果然有关于葛任死去的报道，大吹大擂，称二里岗战斗是他们赢得的又一次重大战役。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姓萧的草包把密电发过来了，也说葛任是在二里岗殉国的，还说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我想以老朋友的身份往延安发一封唁一电。统一战线嘛。可事情已经过去了，再发唁电，那不是马后炮嘛！搞不好人家还会认为你是故意往伤口上撒盐。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