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是待下来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我就对葛任讲，你得让我重新上岗啊，这样人才浪费，未免太可惜了吧。葛任说，OK，白陂刚好缺一名《国语》课教师，你就先顶替两天吧。我从来没想过当娃娃头。可一想，这跟科教兴国战略有关，我也就不再推辞了。我说，好吧，只要能上岗就行。就这样，在葛任的关怀下，我这个学法律的半路出家，拿起了教鞭。对，就在现在的希望小学。它原来是个土地庙，胡安第一次来的时候，捐了一笔钱，把它扩建了一下，变成了一所学校。当时的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已经当爷了，有的还穿着开裆裤。谁不好好学习，我就以革命的名义随便训他们。因为我的课讲得好，人又爱干净，还有一个女学生爱上了我。和你一样，她头上也有个银质发夹。那是我送给她的，我在路过大埔时买的，本来是想回去以后送给夫人的，现在看来用不着了。小姐，你不要笑。革命和爱情是一对双胞胎，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也难过英雄关，彼此彼此。有革命的地方，就有爱情。葛任看我乐不思蜀，就问我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地方。我就说，是啊是啊，这里比上海还舒服。在上海，每天得看老婆脸色，在这里，别人得看我的脸色。Fuck我本来以为就这样舒服下去了，可没想到，战争说来就来了。
那年夏天，蒋介石命令汤恩伯进攻苏区。老蒋可真够幽默的。他是个光头，可制定的战术却叫梳头发。梳毛泽东的头发？小姐，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没错，毛泽东当时确实长发披肩。不过，在当时的苏区，大权还不在毛泽东的手心。当时苏区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军权在李德手里，老毛是受排挤的。我当然见过毛。有时他会和瞿秋白同志一起到白陂来，找葛任聊天。因为他受了排挤，所以郁郁不得志。瞿秋白跟葛任很能聊得来，可以说无话不谈。有一天，葛任对我说，你知道我和秋白同志为何谈得来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秋白的经历与他很相似，别的不说，连乳名都一样，都叫阿双。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葛任正和秋白谈着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老毛又来了。葛任和秋白向老毛宣传他们的主张，说，中国的方块字太难学了，国民素质太低，就跟方块字难学有关。还说，新的文化人都应该学用拼音文字，给民众带个头。人们自觉使用拼音文字之时，就是国民素质大幅度提高之日。他们两个都是书生，一说起拉丁化，就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老毛说，书生们，别谈什么拉丁化了，远水解不了近渴，OK？咱们还是摆摆龙门阵吧。什么叫（摆）龙门阵？就是聊天嘛。他要聊的是“三国”和“水浒”。小姐，不是吹的，现在像我这样和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有过接触的，已经凤毛麟角了。我还记得，老毛当时瘦得像棵柳树。因为长发披肩，所以可以说是棵垂柳。怎么说呢，除了下巴上的那个瘊子，他与后来百元大钞上的水印头像简直判若两人。
对，长发披肩。你别以为只有现在的年轻人才长发披肩，那时候老毛就开始留长发了。OK，《圣经》上说得好，月光之下，并无新事。这种事早就有了。我曾跟范晔有过一次辩论。她说唱摇滚的都是新人类。我说新个屁。男人留长发，女人留板刷，再到三里屯泡泡吧，就是新人类了？要说女扮男装就是新人类，那你们的姑奶奶花木兰、祝英台该怎么称呼？要说泡吧，我在酒吧里尿出去的酒精就比你们喝下去的多，那我也算新人类了？范晔气得噢噢叫，拍桌子打板凳，恨不得杀了我。杀了我，她也不是新人类，只能是新人犯。她说她的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听着就乐了。胡诌什么呀，这不是毛主席语录嘛，什么时候成了她的哲学？小姐，你不要笑。我知道你和范晔是好朋友，站在一个战壕里。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要紧，咱们可以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从来不怕辩论。真理就像灯捻，向来都是越挑越明。
OK，不说这个了，还是来说老蒋梳头发吧。头发从西南往东北梳，一开始梳得并不流利，可是梳着梳着，就流利起来了。当时苏区的指挥权在李德手里。你喜不喜欢看球？我？我当然喜欢。在海外的时候，我经常去看球。这两年，我也关心起了中国的职业联赛。千万别小看那个皮球，它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缩影。你也爱看？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讲清楚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米卢蒂诺维奇。对，米卢是国家队的（教练），不说他了，还是来说俱乐部。李德就是外籍教练。外籍教练不懂中国国情啊。老毛私下也说过，虽然李德是军事学院的高才生，可他的水平还比不上我们的土八路宋江。宋江三打祝家庄，一步一个脚印，可圈可点呀。可李德呢，因为不懂中国国情，所以尽管是主场作战，还是免不了要给对方送分。“左”倾路线害死人啊。他说国军不过是蚂蚁罢了，用樟脑画条线，蚂蚁就爬不进来了。所以他不打防守反击，要打就打全攻全守，比分一落后，就贸然地打起了长传冲吊。结果呢，攻，攻不进；守，守不住。好多时候，前线就压在我方的小禁区。这样一来，不光对方连连得手，我方还时不时地来两个乌龙球，自己扇自己嘴巴。当时，同志们都私下议论，应该把李德的樟脑给没收了，送给他一点薄荷油，让他清醒清醒。
我听田汗说过，好端端的一个碉堡，一炮就给轰掉了。当时国军用的是普伏式山炮，德国造。还有102口径的重迫击炮。那玩意儿厉害得很，打碉堡就跟敲核桃似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时候，红军已经准备撤退了，只是我们还蒙在鼓里。有一天，我和葛任正在散步，突然看见一队红军沿着白云河往西走。有一个背着军锅的炊事员，是个老实人，他来向葛任行礼的时候，冰莹问他，你们要去哪里？那人没有说话。那人走了以后，冰莹说那人没有礼貌。你听听，都什么时候了，冰莹还礼貌长礼貌短计较着呢。葛任对她说，上面不让他们乱讲，他们自然只能当哑巴，这是铁的纪律。就在同一天，我看见我那个相好手上起了血泡，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们都在编草鞋，每个人要编五双。她呢，觉得应该追求进步，不能给我丢面子，就额外多编了两双。哟嗬，不对劲啊。大敌当前，放着工事不挖，打那么多草鞋干什么？晚上睡觉，我从她的头发里闻到了一股香气，炒面的香气。我就问她，白天是不是炒炒面了。她说是啊。这一下我心里有数了。我连忙去问葛任，葛任刚从瑞金开会回来，应该知道。他说他已经问过李德了。李德讲了，那支红军是刚组建的，拉到前线锻炼锻炼，这是鹰最初的飞翔。多年以后，我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看到了这句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飞翔？问题是，明明是撤退，为什么要说飞翔呢？我不放心，就又去问了田汗。可田汗说他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我们还是趁早准备，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他们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讲了讲草鞋和炒面。他们立即交代我不要乱说。葛任还对我说，杨修的故事你总该知道吧？小姐，你知道杨修吗？OK，杨修是三国人，聪明绝顶。曹丞相出兵汉中讨伐刘备，有一日定口令为“鸡肋”。杨修同志眉头一皱，立即猜出曹操要撤兵了，于是他就到处乱嚷嚷。他不知道，他猜出曹操用意之日，就是他命丧黄泉之时。听葛任这么一说，我的脊梁骨都麻了。
我记得，就在我怀疑将要撤退的第三天，我遇到了胡安。自从到了苏区，我再没有见过他。他在一个山沟里建了一个造假窝点，领着一帮人制造伪币。那些伪币是要在白区用的，曾给国民党的金融体系造成很多麻烦。胡安卖家业卖来的钱，全都用来购买造假设备了。他还造了许多假美钞，上面印着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头像。跟真的一模一样，上面也印着一行字，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这次见到他，我以为他掌握了什么情报，来和女婿商议良策的。我旁敲侧击，问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可他却是个大糊涂蛋，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他是来看巴士底的。后来，他憋不住了，终于说出他是来演戏的。演戏？演什么戏？他说，OK，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正要走开，他又忍不住了，说他在山沟里都快憋死了，他一生视钱如粪土，现在让他每天和钱打交道，烦都烦死了。他早就不想干了，想出来演戏，可领导不放。现在，领导终于开恩了，让他出来过一把戏瘾，参加《想方设法要胜利》（《无论如何要胜利》）的演出。还说，在法国时他就演过戏，当时演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说着，他就眉毛一挑，有板有眼地给我背了一段莎士比亚（的台词）。
怎么样？他问我。实事求是讲，他还真是一块演戏的料。他真应该留在上海，和阮玲玉演对手戏。他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机会登台，现在总算逮着机会露一手了。我问他演什么，他说演英雄人物没意思，因为你得板着脸说话，他要演就演白匪。他还顺风扯旗，说导演对他很欣赏。我后来得知远不是这么回事。原来，演白匪的那个同志闹情绪不演了，才轮到了他。胡安当时很激动，脸色通红。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天，想，莫非我多心了？倘若行将撤退，组织上哪还有闲情逸致，让大家看戏呢？
演出地点是尚庄。前面说了，冰莹原来也在里面演一个角色，可那天，她偏偏没去，是另外一个女演员演的。我这才从葛任那里知道，冰莹怀孕了，不能再淋雨了。对，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没去，葛任也没去。瞿秋白那天来找葛任，讨论拉丁化方案，想去也去不成。我？当然去了。虽然下着雨，但还是去了，不能不给胡安面子啊。胡安化了装，帽檐朝后，装模作样地抽出皮带，严刑拷打台上的那个女人。非要让人家交代红军的下落，还不时在人家的脸蛋上左摸一下，右摸一下。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就乐了。我旁边的一个人也捂着嘴笑个不停。我一看，那人正是杨凤良。杨凤良得意地告诉我，他认识那个女演员，因为她常去找他的相好，要跟她学唱歌，跟她学茶艺。我们影响旁边的人看戏了，他们让我们闭嘴。我看见他们都握着拳头，不停地喊着打死白匪。你说得对，这说明胡安演技高超。我和杨凤良也跟着喊打死白匪，打死白匪。什么叫白匪？国军称红军为赤匪，红军称国军为白匪。为了让胡安知道我们在为他捧场，我和杨凤良把嗓子都喊哑了。胡安别提有多得意了，又是叉腰，又是吐痰，在台上横着走过来，横着走过去，就像一只大螃蟹，吐白沫的大螃蟹。把那个女演员“打昏过去”以后，他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幕后。我记得最后一幕是这样的，那个女演员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发表了一通演讲，然后高呼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斯大林万岁，红军万岁，打死白匪，打死蒋介石，打死汤恩伯。就在她振臂高呼的时候，舞台前面突然乱成了一锅粥，接着是一声枪响。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还以为白匪杀过来了。等我迷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观众在放枪。而应声倒下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革命引路人胡安。他刚从台上下来，还没卸装呢。他太性急了，急着向观众打听对他的演技有何反映，可还没有问出个所以然，就吃了一枪。他躺在一摊雨水里面，嘴张得很大，眼窝里都是泥，有一只耳朵也被打豁了，看上去就像拉丁字母V。
OK，这么多年来，胡安的身影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自从川井向我提起希望小学的事以后，胡安在我眼前晃得更勤了。去年有一天，我抚今追昔，夜不能寐，一时心血来潮，就赋诗一首。夫人还以为我在给哪个小姐写情诗呢，追着要看。我认为我写得不错，看过的人谁不说好。好几家报纸都争着发表，后来《诗学》（《中国诗学》）捷足先登，把它发了出来。不过，诗里面没有提到胡安的大名。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啊。道理很简单，他生活在历史之外。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哪本书上提到他。有谁知道他呢？谁也不知道，所以写了也是白写。再进一步讲，中国诗词讲究平仄，把胡安（两个字）放到里面，也不好押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