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二天见到葛任的。他骑着一匹马，来到了尚庄。那是一匹灰色的马，他给它起名叫灰烬。当时我吃了一惊，哟嘿，没搞错吧，这个白面书生竟会骑马？可不是他又是谁呢。他一点都不像个肺病患者。革命就有这点好处，能让人忘掉病情，忘掉自己，忘掉一切。不过，看上去他的身体也确实好多了。我的药也算是白捎了。
完全出乎意料，一见面，葛任就劝我走，马上走！怪了怪了，当初是你劝我来的，我现在来了，你又要劝我走。我的脑子转不过弯来，还以为他在考验我呢。可他很快又说，范老（兄），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还是尽快走吧。我让他看了看脚底的水泡，说，我总得喘口气吧？他说，那也好，给你两天时间休息，然后你就走人。
当天晚上，葛任在他家里为我接风洗尘。他再次鼓动我离开苏区。我问为什么？他说，战事越来越紧了，留在这里，他无法保证我的安全。冰莹也在，她刚从一个叫小塘的地方赶回来。我和葛任说话的时候，她一直在逗女儿玩。当中，她也插了一句，劝我最好早点离开。她的嗓子有点哑，演戏演的。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文文静静的，看上去是个读书人。他没有发表意见，一直在旁边吞云吐雾，就像一根烟囱。我注意到葛任也向他要了一根烟。看来，他们关系不错。听了葛任的介绍，我才知道他曾经是蔡廷锴将军的部下，名叫杨凤良，刚加入红军。后来，我和杨凤良混熟了，他才告诉我，他留在这里，是大气候和小气候决定的。大气候是革命，小气候是爱情。他和这里的一个小媳妇搞上了。那个小媳妇很不简单呀，会茶艺，会唱戏，会拉琴，人也很性感。姥姥！她穿着红肚兜，两只乳房翘翘的，就像orange（英文：甜橙）一般。我曾偷偷地去听她唱戏。她最拿手的是《鲜花调》。你不知道《鲜花调》？它就是后来的《茉莉花》呀。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OK？我的嗓子还可以吧？
是的，如果不是“鲜花调”，杨凤良是不会留下来的。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其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唉，那小媳妇唱得真是好，唱得人心里痒痒的，骨头麻麻的。后来我到了陪都重庆，发现那里的妓女们都会唱《鲜花调》。杨凤良曾对我吹牛，说那是他带到重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连街上卖抄手的都会唱。军统里面，唱得最好的是戴笠。戴笠的嗓门很大，高八度。有一年的圣诞节，为了密切干群关系，戴笠给我们表演了一次。他捏着嗓子，模仿女声，唱到“玫瑰花儿开碗呀碗口大，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他还跷起了兰花指。别笑，他的兰花指跷得比我还漂亮，不知道是不是跟胡蝶小姐学来的。前面说了，胡蝶是个雍容华贵的女人，万人迷。她是我们戴老板的情妇。和我的梦中情人阮玲玉一样，她也是上海月份牌广告上的常客。
刚才讲到哪了？对，讲到杨凤良了。当时葛任把杨凤良介绍给我以后，说，他可以安排我和杨凤良一起离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我就追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撵我走，是不是担心我连累他，可他就是不说。住了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葛任撵我走，其实一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当时政府方面正加紧围剿苏区，而红军方面正在搞肃反运动，像我这种外来人，完全是两面不讨好。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才说出那番话的。但问题是，外面围得跟铁桶阵似的，我怎么走得脱呢？说不定还没有走出大荒山，我就去见马克思了。事已至此，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说一步吧。OK，就这样，我暂时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