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提到的杨凤良，其实也是葛任的旧友。至于他为何来到大荒山，范继槐先生后面还要提到。在此，我们先听听一位当事人的回忆，以便对杨凤良先有个大致的了解。这位当事人就是现在驰名西方哲学界的著名现象学家Bodde Sun先生。他原名孙国璋，早年是杨凤良的随从。2000年冬天，应福州私立海峡大学校长王季陵先生的邀请——王季陵先生当年也是杨凤良的随从——孙先生回国讲学。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曾赶到福州拜见了孙先生。下面是当时的采访录音：
我与杨（凤良）先生同乡，皆为福建长汀人。长汀可是个好地方，河田鸡、斗笠、皮枕、茶叶，都天下知名。因有同乡之谊，杨先生对我甚是信任。尽管如此，在随他去大荒山之前，我对他的真实动机，仍不甚明了，以为他是借回家奔丧，到白陂镇与情人相会的。在路上，他自嘲这是一种sweet bitterness（甜蜜的痛苦）。到了白陂以后，他才告诉我，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带着情人远走高飞。是的，他早已厌恶政治，厌恶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他私下有句名言，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他说，这世上两样东西最脏，一曰政治，二曰女人的性器，可这两样东西，偏偏乃男人至爱。他比一般的男人要好，对女人他还是爱的，但对政治这种非人性的东西，他已深恶痛绝。他一直在寻找逃离重庆的良机，但苦于得不到此种机会。恰在此时，范继槐中将召他谈话，说有一重要情报，葛任又在大荒山现身了。范将军要他设法查证，在大荒山活动的人是不是葛任。因葛任之死妇孺皆知，杨先生自然认定此乃有人谎报军情，不足为信。他寻思，大荒山可谓天高皇帝远，此行实乃千载难逢之良机，正好借此逃离政治旋涡。
他提到葛任，使我吃惊不小。先前，我也曾风闻葛先生已战死于二里岗。在白陂几日，我等也未曾听说葛任在此。我遂向杨先生表示，将军，事不宜迟，应立即向重庆方面复命，告之葛任在大荒山现身一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杨先生一边命我起草回电，一边准备起程。他的如花美眷已在此生活多年，不愿离开此地。经我等好生相劝，才答应离开。但就在那一晚，发生了这样一桩事。那一晚，我等刚刚睡下，便听见一声闷响，有如天边滚过一阵响雷。第二日，便听说附近铁路已为歹人所毁，死伤惨重，列车之南来北往已被阻断。我等便只好暂时滞留于此。多年后，我忆及此事，仍觉得此乃Foucault（福科）所说的真理意志的体现。在随后几日，我们果真在白陂见到了葛任。原来，乔装为白陂小学教书先生的，即是葛任。他隐居此地，已有多日，除了教书，便是从事著述。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尊奉邓（小平）先生之实事求是精神。在此，我也实事求是对你讲，因往日的交情，又因葛先生本人德馨才高，杨先生对葛先生甚为尊重，未曾丝毫为难于他……
顺便插一句，孙先生所说的炸毁铁路的“歹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宝（郭宝圈）一伙。虽然历史来不得假设，但孙先生还是认为，如果不是铁路的被毁，“葛任日后或可善终”。
铁路之被毁，扰乱了杨先生之部署。设若此事未曾发生，葛任先生日后或可善终。当时，杨先生曾与我商讨该如何向重庆方面回电。他说，他与葛任交情非同寻常，应寻找良策。哦，谱系学，情感的谱系学。此番回国，我曾对国内学人提到，Foucault（福科）认为要将Dialectice（辩证法）、Genealogy（谱系学）、Strategy（谋略）结合在一起研究，因为此三者在不同境况下决定人之typesofractice（实践形式）。在讲台之上论及此事，许多年前与杨先生的那次对谈，便又浮现于心头。我记得，我曾反复向杨先生说明，范继槐既派将军来此，那便足以表明他亦不甚相信那些情报，无法断定那人即是葛任先生，将军正好利用此便，讲明那人并非葛任，尔后我等逃之夭夭即可。
他犹疑了，说，一切待与葛先生晤谈之后，再作定夺不迟。他们晤谈之时，杨先生问及二里岗之战，葛任笑而不答，似有难言之隐。杨先生遂劝葛任与他一起离开此地，葛任对曰：“我已病入膏肓，难以再经受奔波之苦。”说此话时，葛任身体并无大碍，尚可远足。设若当时动身，至福州等地得以及时疗治，葛任当可安然无恙。但在等待铁路修复之时，事情已变得复杂起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先是一个叫宗布的人来到了大荒山。他一来，我便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并非如他自己所言，只是一名教书先生，而是因为葛任来的。在我走之前的那一晚，宗布果然露出了真面目……尔后，范继槐委派的人也来了，那是一位姓赵的将军，据他自己所言，他也是葛任的旧友。
赵将军到后几日，我离开了白陂镇。因铁路不畅，我是步行离开白陂的。此时我已有不祥之感。与杨先生辞别之时，我曾言道：“我先代你回去办理丧事，你亦当尽早离开。在此耽搁日久，恐生变故。”怎知一语成谶，我这一走，果真与他永诀了。在长汀，我再没有等到他。我当时便疑心杨先生已遭遇不测，甚至疑心有人尾随我到长汀来，杀人灭口。我便逃离了长汀。在如今的深圳附近，乘一条小舢板，漂到了香港，之后又到了国外。我发现自己乃无用之人，遂将一生献给了哲学，因哲学便是世上最没用的学问。
按阿庆的说法，杨凤良曾向范继槐回电，报告了葛任在大荒山的消息。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范继槐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杨凤良发给他的电文是：“〇号在白陂，妙手著华章。”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在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下，孙先生说：“我没必要说谎，杨先生不可能回电。出于对葛任的尊重，他断然不会将葛任送给政府。要知道，他没与我一起走，为的便是寻找机会，与自称为葛任友人的赵将军商议，如何将葛任带离大荒山。”他接着说道，“当初起草的电文，最后还压在我手里，未曾发出。”而当我将阿庆和范继槐的说法转述给他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鼻孔哼了一声，以显示自己的不屑。我想，读者朋友看完本书以后，或许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孙国璋先生所述完全属实，那么杨凤良先生后来死于阿庆之手，就不能不说是天大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