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祖母曾说过，她与两位牧师离开杭州不久，就听说葛任差一点死于非命。后来，我在黄炎的《百年梦回》一书中，看到了有关记载。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最早报道二里岗战斗的黄炎，曾与葛任以及范继槐共赴日本。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叫“大贞丸号”的邮轮。《百年梦回》第三章的标题，就叫“大贞丸号”。文中除了记录葛任赴日途中的一些生活片断，其中，他还引用葛任的话说明，葛任当初之所以去日本留学，部分原因是为了避难：
一雨成秋，日轮“大贞丸”号驶离南京时，天虽已放晴，但江风仍然不住地送来凉意。到上海时，大贞丸号只是稍作逗留，就匆匆离开了。此时的中国大地，正是军阀混战。去国的忧愤是有的，更多的却是疲倦。枕着涛声，我很快睡着了。在睡梦中，我又梦见了父亲的死。我登船赴日时，恰是父亲周年的第三天。父亲是在混战中于去年9月1日战死的，地点就在南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梦中全是死人，杀头像是砍瓜切菜。后来，我便在梦中呻吟了起来。我醒来时，看见一个洁净的少年站在我面前，很文弱的样子，还带着些许的娟秀和羞怯。我后来知道他名叫葛任，同我一样，也是去日本留学的。“你是否身体不适？”他伏下身来，悄悄问道。于我，那自然是一种难得的慰藉，虽然我的痛苦是任何人也安慰不了的。现在想来，我当时有点出言不逊。我告诉他，我做了个梦，梦见这船沉入了海底，全船的人都死光了。他站在我身边，不停地搓着手，脸色通红。
那是我青年时代最远的一次航行。我似乎早就希望有这样的航行，借空间的阻隔来忘却不幸。但是，三等舱甲板上的点点水花映照出的晨曦和夕阳，仍然使我不住地想起父亲殷红的血。我告诉葛任，甚至甲板上的一块糖纸和瓶塞，都能使我想起与砍头有关的事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蛇不会将人咬死，井绳却能将人吊死。我就见过被吊在南京城垛上的人头，伤口是陈旧的，可眼睛还睁着，眼皮有点上翻，似乎要看那绳子是用什么兽皮做成的，能拴得那么牢靠。一天中午，葛任把那些糖纸和瓶塞全扔进了大海。他来到我身边，从怀里掏出了一瓶名叫女儿红的黄酒。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羞怯中，其实有一种忧郁。但他是豪爽的，这从他拔掉瓶塞的动作上，从他喝酒的姿势上皆可看出，尽管其中不乏那个年龄的人惯有的夸张。他告诉我，他是在上海上的船。“你是从南京上来的吧，我上船时，就看见你在船边站着，念念有词，像是从教堂的唱诗班逃出来的。”他的说法让我感到纳闷。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曾在育婴堂里待过。到了晚上，我们的铺位就挪到了一起。我们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很矮，另一个很高。那个矮个子名叫范继槐，众所周知，他现在是中国的法学权威。当时，他丝毫不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瘦高个。不知是何缘故，有时他会自己发笑，让人心里直发毛。他的膝盖上有一个伤口，上船时就已经化脓。晚上，那口子结了薄薄的一层软痂，像是果冻的皮。可到了早上，他必定用指甲将之挑开。看到脓冒出来，他会很舒服地吸气。葛任和他说话，他只说自己是安庆人，便再无下言。葛任就接着和我谈东论西。他向我谈起了一位姓胡的小姐，说本应该一起坐船来的，可事到临头，做父亲的却舍不得她走了。从他说话的样子看，那位姓胡的小姐自然是他的情人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那位姓胡的小姐，就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员冰莹女士。
现在想来，年轻人的爱情多半就像从舱口看出去的夜色：水天之间，那夜色是半透明的，如浸过油的纸；机器的吵声或大或小，船速也或快或慢，那半透明的夜色也就被扰得没有一丝宁静。我也想到了我的“情人”，如果那也能算是情人的话。她是我的表姐，我们算是两小无猜吧。就是她，在那年的春节嫁了出去。随着她的出嫁，她的男人，一个我只见过一面的都督帐下的副官，就频频光顾我的梦，并得到他应有的结局：让人掐死，让绳吊死，脚踝在马镫里扭伤疼死，让最钝的刀砍死，让最锋利的刀刺死，在丑陋的床第之欢中窒息而死，擦枪走火将自己崩死，穿衣不当给肩上的绶带勒死。我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记不清他的面容，但在我的梦中，他扭曲的脸却逼真得如我养过的一条狗。我离开南京时，她来看我，但又不敢正眼看。她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摞用钩针织出来的袜子。不知她从何处听说，日本是没有袜子的，因为日本人全是光脚走路。太妙了，接下来一双臭袜子又套到了那男人的脸上，并且是双层的，他于是就给活活闷死了。
葛任的梦倒是一派诗情画意。他乃性情中人，并且终生如此。他告诉我，他和那位姓胡的小姐在花园里徜徉。栀子花、扶桑和睡莲围绕着花园里的亭子。他说，她身上也有一种睡莲的香气，而到了傍晚，则成了薄荷的清香，清香中略带茶的苦味。他说话时显得有些羞涩，近乎喃喃自语。我问他，红袖添香夜读书，是人生之胜景，为何要到日本去呢？他先说是朋友的好意，难以拂逆，尔后又说来东瀛也是迫不得已。在杭州的一家茶社，他曾受过一次袭击，亲朋好友都认定那是对着他来的，倘若不是他命大，他早就与他的父亲一样命丧黄泉了。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后来才知道，曾在上海筹建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葛存道先生，就是他的父亲。
我记得从上海到东瀛，走了十天。而当时，我感觉它就像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纪一样漫长。也是在这十天之内，我和葛任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喜欢清新的空气，深邃的星辰，间或栖落到大贞丸上的鸟以及它的红喙，像畜群耸动着脊背似的海浪。他告诉我，在他未来众多的梦中，有一个梦就是要叫出所有的美妙的事物的名字，倾听其天籁，观看其神韵，抚摸其露珠似的湿润和温柔，以解开它们非凡的美妙之谜。如果他叫不出来，他要用全部的爱，去哺育孩子，让孩子有能力将它们一一叫出。
有一天，夕阳正要收尽其苍凉残照之际，一件事发生了。与我们的铺位紧挨着的那个安庆人，掉到了海里去，就像一只被风吹落的被单。大贞丸继续往前疾驶，浪把他裹了下去。都以为他是失足，于是人们就唏嘘起来。临到上岸时，有人在他的行囊里找到了遗书。原来，他名叫尹吉甫，是陈独秀的朋友。陈独秀那时正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读书。后来，我们见到陈独秀时，他告诉我们尹吉甫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日本来是为了和他商讨《甲寅》杂志的编辑事宜。从他那里，我们还得知尹吉甫是个诗人。我记得，邮轮靠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在海上走了一个世纪。我们上了岸，都跺着脚，像是要以此确定已到了瀛岛。异国的悲凉之雾袭来了，我的肩胛骨耸了起来。此时，莫名的，我和葛任，以及同船的许多学生，眼中都蓄满了泪水。
在安东尼·斯威特的《绝色》一书中，我得知葛任被击中时所在的那家茶馆名叫怡香园。当时，整个中国大地暗杀成风，冰莹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一颗流弹，还是有人故意为之。不过，鉴于葛存道的被刺，胡安不能不有所警觉，于是有了送葛任赴日之举。
葛任到日本以后，稍事安顿，便给冰莹写来了一封信，盼着早日与她在日本相聚。《绝色》一书，收录了信中的一段文字：
华亭一别，已逾二旬。暂居日本友人川田家中，一切便当。所居之室，以木为板，离地尺许。窗牖开阖，如蝶翼般灵巧。君若在此，亦当满意。只因思君心切，常有涸辙之鲋之感。若能与君早日相逢于东瀛，则幸甚矣。
那时候，他哪能料到，等他再次见到冰莹的时候，冰莹竟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