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听从我暗恋的女生的建议报考上海中学的，并且考上了。虽然实际情形并不像她所说有小汽车接送，但我完全不必后悔。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最好的一所中学，规模、设备、师资、教学质量都是第一流的，考上上中被公认是一种荣耀。
上海中学的前身是龙门书院，创建已近百年。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教学主楼被命名为龙门楼。另一幢教室大楼叫先棉堂，是为了纪念宋末元初的纺织家黄道婆。黄道婆的墓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只有一个土堆和一块简陋的石碑。最使我满意的是学校位于郊区，校园很大，颇有田园风味。一条小河从校园里穿越，一侧分布着教室区和宿舍区，另一侧是宽阔的校办农场。我常常在河边散步，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是和一二要好的同学一起，度过了许多个美丽的黄昏。从喧闹的市区来到这所幽静的名校，我感到心情舒畅，立刻就适应了寄宿生活。
当时的校长叫叶克平，在我眼里是一个喜欢作冗长枯燥报告的矮个子。学生们崇拜团委书记夏聿修，他做的报告亲切而风趣。我们的班主任，一二年级时是张琴娟，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小个子妇女，自尊心很强，常被顽皮的男生气得偷偷哭泣。上中有一个规矩，每个班要选择一个英雄人物作班名，如果校方认为符合了条件，就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授予绣着英雄名字的班旗，并在教室里悬挂英雄的画像。张老师教政治课，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争取命名了，终于使我们班获得了安业民班的称号。现在我只记得，安业民是一个因公牺牲的海军战士。三年级的班主任姓汤，是一个白发瘪嘴老太太，学英语出身，解放后只好改行，教我们俄语。上中的教学以数理化著称，颇多有经验的老教师，我记得其中二位。一位是代数老师华筱，她是老处女，教学风格严厉而细致。另一位是物理老师，名字忘记了，方脸矮脚，自称是自学成才。每次轮到他上课，铃声一响，他低着头匆匆走进教室，对谁也不看一眼，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起来。写满了一黑板，擦掉接着再写，几乎不说一句话，就这样一直到下课。铃声一响，他又低着头匆匆走出了教室。
上中不愧是名校，不但师资力量强，而且学生水平高。在我看来，这后一个特点更为重要。在一个班级里，聪明好学的学生不是一二个，而是十来个，就足以形成和带动一种风气。对于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来说，这是最适宜的环境，他的聪明有了同伴，他的好学有了对手。我们班的尖子学生有两类。一类执著于一科，例如许烨烨，两耳不闻窗外事，从早到晚安坐在课桌前解数学难题，而他的确是全年级头号数学尖子。另一类兴趣广泛，例如黄以和，他是立体几何课代表，同时爱读各种闲书，能言善辩，显得博学多才。我也属于后一类，和黄以和很谈得来，常在一起闲聊和斗嘴，但锋芒大不如他。
与初中时一样，在高中，我最喜欢的课目仍是数学。我在班上先后担任平面几何和三角的课代表，还每周定期给成绩差的同学上辅导课。教几何的是一位年轻老师，有一回，他在课上做习题示范，我发现他的解法过于复杂，提出了一种简易得多的解法，他立即脸红了，虚心地表示服气。高二的暑假里，我还在家里自学高等数学，初步弄了一下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始终觉得，平面几何的有趣是其他数学科目不能比拟的，最接近于纯粹智力的游戏。
我喜欢的另一门课程是语文，不是喜欢读背课文，而是喜欢写作文。我们的语文老师叫钱昌巽，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高个，豁着一颗牙，但说话很有底气。为了说明“公”的称呼在古代是尊称，他以我为例称我为“周公国平”，使我从此得了一个“周公”的雅号。钱老师最赞赏两个学生的作文，赞赏施佐让是因为语法的无可挑剔和词汇的丰富，赞赏我是因为有真情实感和独立见解。不过，除了一篇题为《论“穷则思变”》的作文刊载在全校作文比赛专刊上之外，我不记得我的作文得到过别的什么荣誉。
除作文外，我在课余还常写一些东西，有杂文、散文、小说等。有一篇散文，写一个理发师，我经常光顾他用芦席搭的理发棚，芦席上贴满了写着字的大小纸片，他用这个方法给自己扫盲，还常向我请教某个字的读音，我在文中描述了他的学习精神。有一篇小说，取材于我的两个弟弟。上初中时，我买了一个硬纸做的望远镜，非常珍爱，有一天它失踪了。几天后，我在我家窗外的地面上捡到了一个镜片，头号嫌疑犯是我的淘气的小弟弟，但他矢口否认。当我开始尝试写小说时，觉得这是一个可用的题材。我的大弟弟喜爱工艺，在小说中，我把这个特点加到了主人公身上，他拆毁望远镜是为了研究它的结构，终于把一个自制的更漂亮的望远镜放在了我的抽屉里。受创造社文人的影响，我还在一篇散文里写自己的性觉醒和性苦闷的情景，写完后藏在柜子的一个秘密角落里，生怕被家人看见。事实上，我当年的所有习作都没有给人看过，每隔一段时间，我把它们装订成册，总共大约有十来册。这些习作都已不复存在，如果我现在读到，一定会为它们不成样子而惭愧。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藉之学会了用写作自娱，体会到了写作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用处，本身仍是一种快乐。
从我中学时的学习情况看，我的智力性质显然是长于思考和理解，短于观察和记忆。因此，对于经验性比较强的学科，例如理科中的物理、化学，文科中的历史、地理，我都不太喜欢，成绩也要差些。就写作文而言，我也是长于说理和言情，短于叙事。我仿佛自由地跨越于两端，一端是头脑的抽象思维，另一端是内心的情感体验，其间没有过渡，也不需要过渡。在一定意义上，数学和诗都是离现实最远的，而它们是我最得心应手的领域。当我面对外在的经验世界时，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我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在同学中，和我交往的人多少都有一点儿人文倾向，比如黄以和。还有一位计安欣，是农家子弟，有一天郑重地向我表达钦佩之情，并借去了我的读书笔记，从此我们有了密切的来往。他有一本旧书，是名人语录的汇编，收得最多的是曾国藩语录，我曾长期借阅并摘抄，深受其中励志言论的影响。计爱好文学，理科成绩平平，但在上中重理轻文传统的压力下，毕业时违心报考了理科，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临别我赠诗给他：“同志异道何惆怅，知能永叙意趣畅？挚友未必多娓语，只学鲁瞿业情长。”鲁瞿是指鲁迅和瞿秋白。我给黄以和也赠了诗：“理化数医政哲文，七色俱齐涎常人。苏秦意气能连横，平子志趣竟相承。应知才高莫骄矝，慕贵假誉少听闻。道歧亡羊朱言真，马也示恩莫太纷。”末句是指马克思规劝恩格斯不要兴趣太广。上大学后，我和计安欣一直通信。第一学年暑假，我坐火车回上海，途经南京站，我在车厢里瞌睡，朦胧中有一个人使劲摇我喊我，睁眼一看，原来是他。他从信中知道了我的大致行程，就来找我了，这让我很感动。我跟他下车，在他的宿舍里住了一个星期，第一次游览了南京。
我与别班同学也有少许交往。有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小个子，瘦黑脸，戴着同样的眼镜，也都是数学尖子。一般人分不清这对同卵孪生子，我一眼就能识别，差别在神情上，那个哥哥多了一种柔和的光辉，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在数学外还有人文兴趣。他在课间休息时常来找我，我们成了朋友。上中设有理科专门班，学制比普通班少一年，我们班曾与一个理科班举行联谊会。我记得这次活动，是因为那个班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学生，我们在会上见了面。当时我正读《儒林外史》，开会时带去了，他翻了翻，说他不看文学书，这就注定了我们不会有进一步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