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切孩子一样，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刚上小学时，班上有一个姓马的同学，常邀我去他家里玩。他家开着一个厂，有许多商标纸，我们俩就在商标纸的背面涂鸦。他最爱画斯大林的头像，特征分明，我觉得很好画，也学着他画。第二年他转学了，我们没有再见面，但我从此经常画点什么。从小学到初中，我喜欢临摹古今人物像，做这事极有耐心，画毕仔细地涂上水彩。我的弟弟和小邻居们是我的崇拜者，都以得到我的产品为荣。初中毕业时，我还动过报考美术学校的念头。上大学乃至参加工作以后，我仍喜欢画钢笔速写，上课或开会时，觉得无聊，就用钢笔构画眼前人物的轮廓和姿态，那些线条在我自己看来已经相当熟练了。但是，仅止于此，我终于发现自己对形象和色彩的记忆比较差，不是画画的料。
做手工是我小时候的另一大爱好。在许多孩子身上，我都发现了这个爱好。做手工的魅力在于自己动手把想象中的一个构造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专注能力和毅力的培养。我小时候没有现成的手工组件，只是用硬纸板做成某种造型，然后用彩色有光纸剪出图案或文字贴在上面。我把这些作品陈列在柜子的橱窗里，隔些日子更新一次，为此感到很自豪。有一阵，我迷恋于剪纸，实际上是刻纸，因为工具不是剪刀，而是刻刀。在彩色有光纸背面临摹一幅人像或图案的线条，下面垫一块玻璃板，用刻刀依线条刻成了剪纸一样的作品。这个爱好很有传染性，我们班上的同学纷纷效仿，一时成为风气。
小学和初中时，我都喜欢上音乐课。少年时我嗓音很亮，同学们给我起绰号叫“喇叭”，于是我总是可笑地想在众人面前一亮歌喉。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五音不全，会唱的歌也很少，在众人高歌的场合往往只好沉默。从童年到青年，我没有受过音乐的熏陶，以至于在进北大以后，中央交响乐团来为学生演出，我自卑地发现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乐盲。
我所受的熏陶是彻底大众化的。在家里，我父母经常收听和谈论的是上海戏曲，主要是沪剧和越剧，还有上海滑稽。我对沪剧和越剧没有兴趣，但上海滑稽成了我一时的至爱。所谓上海滑稽，就是用上海方言说的相声。我后来痛恨相声，断定大多是低俗的搞笑，离真正的幽默无限遥远，可是童年的我却常常把耳朵紧贴家里那只破旧的收音机，聚精会神地听每个滑稽节目，唯恐漏掉一句话。现在我只记得两个节目，应该算其中的精品了。其一是《宁波音乐家》，完全用七个音符说宁波方言，串起一个情境故事。其二是《买鱼》。一人到市场买鱼，问：黄鱼几钱一斤？卖主答：一角。那人要了一斤，又问：带鱼几钱一斤？答：也是一角。那人把一斤黄鱼换成一斤带鱼，准备离去。卖主：你还没付钱。那人：付什么钱？卖主：带鱼的钱。那人：是用黄鱼换的。卖主：黄鱼没付钱。那人：我没要黄鱼。争论陷入循环，明显的诡辩，但不失巧妙。
我还常在家里表演这些滑稽节目，亲戚们听了，说我可以当演员。其实，自从刚上小学演节目被带下了台之后，我再没有上过台，直到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农场锻炼，才很偶然地又参加了一次演出。当时是全团大学生连会演，我们连队把编节目的任务交给我，我编了一个独幕话剧《小号兵》。大家很满意，决定排演，谁来当主角呢？有人提议，干脆由我自编自演吧，我推辞不掉，就硬着头皮上场了。会演结束，各连文娱骨干们开会评论，对我的评价是：演得好，但有点儿油，看得出来是舞台老手。我听了暗自好笑。
现在回顾，早年我没有受到恰当的艺术教育，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问题不在于是否学习了绘画或弹拉吹唱的技艺，而在于我的艺术感觉没有打开。这个缺陷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身心两方面，使我的肢体和性格都偏于拘谨。同样的缺陷延伸到了我的文字之中，我的文字也是拘谨的，缺乏色彩的丰富和节奏的自由，写景和想象皆非所长，所以只好写所谓哲理散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