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江轮停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之后，我和陶卉便把找到队伍的希望寄托在了乘客的出口处。我们老早就挤到了舱口，舱口的铁栅栏一拉开，我们便抢先下了轮船。我们牢牢地守在出口处。船上的人仿佛憋坏了似的，拼命地往外挤，不时地把我们挤到—边去。陶卉不好意思吹她的瓷鸟，偶尔吹—下，声音也很小，含了几分羞涩。我却—个劲儿地吹着，活像—只三月春光中求爱不止、不屈不挠的雄鸟。我并不用眼睛去寻找我们的人，因为我知道要在这样混乱不堪的人流里去发现熟人，是愚蠢的。
这种时候，借助声音去呼唤，自然是最佳的办法。
人流渐渐稀疏下来，到了后来，像是—大瓶水倒空了，现在瓶口依然朝下，不时地往下滴出几滴剩水那样，走过—两个动作缓慢的或极沉得住气的乘客。
终于再无一个人。
我和陶卉望着那艘人尽舱空而在水上显然升高了的白色江轮，不禁陷入绝望。
我们开始转过身来，惶悚地面对着上海。傻站了—会儿，我们沿着江边的路一前一后地往北走去。陶卉不时回过头来望望我——她生怕丢失了我。她的眼神使我觉得，如果她是我的—个小妹，如果没有害臊的阻碍，她便会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与我寸步不离。
外滩的高楼使我们感到愕然。我们从未见过如此高大的楼。
当我们仰望它时，我们感到震晾，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细弱。行走中，陶卉竟然往回退了几步，仿佛目瞄的高楼使她感到了一阵恐慌。当她发觉已退至我胸前时，才继续向前走去。
走累了，我们便在江边坐下。当时，我们的目光一定很呆滞。人来人往，不时地有人转过脸来看我们——我们两个肯定将“乡下小子”和“村姑”的原形败露出来了。我有着一种深刻的异乡感。这种感觉一直保留着。今天，每当我看到北京的马路牙子上坐着—个或两个呆头呆脑的乡下人时，我便会立即想到当年我和陶卉坐在外滩路边的情形。
坐了一阵，我们又继续走。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我很羞愧——一个男孩在一个女孩孩面前丢人，莫过于没有主意。谁都见过这样的情形：当一群男孩与—群女孩在—起时，男孩们总要竭尽全力（常常呼吸急促）显示自己是—个有主意的男孩，而那些没有主意的男孩就会感到压抑，并升起—股挡不住的妒意，然后便做出一些很令别人尴尬也很令自己尴尬的捣乱行为。我想让自己有一点主意，然而脑袋像—只装满泥巴的瓦罐，就是想不出一点主意。于是，我们就在外滩一带很木讷地徘徊着。我们常常被人撞到一边，只好靠边走。
钟楼上的大钟将指针指到了下午一点。
我们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陶卉掏出她仅有的三块钱，递给我，“交给你吧……”
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这意味着我将承担起一切责任。我接过她的钱，然后将它与我的两块钱合在一起。我们一共有五块钱。我让她守着铺盖卷，然后走向江边的—个售货亭。我用—块钱买了两个面包和两瓶汽水，先解决了我们的饥渴。吃完了，我们就歇在江边。陶卉坐在铺盖卷上，我则爬坐到栏杆上，样子很像—只被塞足了鱼虾而歇在架上的鱼鹰。
我看了—会儿江上景色，便开始观察自己。我发现我的两只胶鞋的头已被踢破，露出脏兮兮的大脚趾来。我的衣服上，一只口袋被撕开了，一只裤脚也已扯开，当腿弓抬高时，很可笑地露出白生生的腿来。我很快还发现，我的裤裆也裂开了—道四五寸长的口子。我立即夹紧了双腿，并满脸发热。我没有—件像样的衣服。少年时，我无时无刻不被一种寒碜的感觉追逐并折磨着。
如今，我看到人家铁丝上的尿布在风中飘扬，竟然会联想到我当年总飘动着布条条的衣服。都读高中了，冬天时，我的棉裤后面还绽出棉絮来。压板了的棉絮很像猪的板油，有人看见我的棉裤时便说：“林冰，板油多少钱—斤？”因住校，不能总回家请母亲缝补，就自己补，白线，大针脚，像胃切除后缝合的针线在肚皮上留下的痕迹一样难看。遇到女生时，我便靠墙或靠树站住，以挡住屁股，等她们走远，我再离开。大概正是因为这一情结，如今我对衣着是那么地在意。
陶卉仰起头来时，看到了我的鞋和裤脚，说：“你的鞋破了，裤脚也开了。”
我小心翼翼地跳到地上（我怕陶卉看到我的裤裆），说：“我们走吧，去把串联接待站。”
我们俩一下子振作起精神来。
我带着陶卉胡走—会儿，居然真的找到了—个串联接待站。
但人家不肯接待我们，理由是我们没有介绍信（介绍信在召琪平身上）。在往外走时，我看见陶卉的嘴唇有点发颤，她也感觉到自己马上要哭出来了，便用牙齿一下咬住了嘴唇。重新走到大街上时，她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似的说：“我不走！我要回家……”
说着，眼睛里就汪了薄薄的泪水。
“总会有人肯接待我们的。明天我们再想办法回家。”我说。
她又跟着我，继续去找别的接待站。
天黑时，终于有—个接待站（—个中学）禁不住我们一副可怜相的诉说而答应接待我们，但同时强调：只接待我们一晚，明天白天就请我们离开。
这天晚上，直等陶卉从女生宿舍中出来告诉我她已经把铺盖卷打开了，一切都很好之后，我才回到接待站为我安排的男生宿舍里。这一夜，我混杂在一群陌生人当中糊里糊涂地睡了—觉。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和陶卉又开始流浪，并寻找新的肯接待我们的接待站。临近中午时，我们在连连失败之后，在—个接待站的大院门外瘫坐下来。这个接待站极大，串联队伍进进出出，像《列宁在十月》中那所集结革命力量准备暴动的大学。大门口，虽有人把门，但并不严格。如见单人进入，守门人可能过来查一杳证件，如见—支队伍过来，便信赖地闪在—边，不再检查了。我突然看见大院前面的路边上有一杆被人丢下的旗帜，心不禁怦然一动。我跑过去，将那杆旗帜捡起，然后向陶卉招手，示意她过来。不久，一支队伍开过来了。我对陶卉说：“你别吭声，只管跟着我。”当队伍走到我跟前时，我举着旗帜插到了队伍的前面。陶卉跟得很紧。我们与那个队伍中间，竟无空隙，谁也不能怀疑我们不是这支队伍里的人。我把旗帜高高举起，迈着大步踏进了大院。
大院里很混乱，很她混饭，也很好找睡觉的地方。
我们出大院时，总把那面旗帜带上。
我们还剩四块钱。由我做主，我们竟然花了两块买了五香豆和其他—些好吃的东西。我们吃着这些东西，在大街上溜达，兴致勃勃地看着上海的风情。
有半天，我们就待在接待站里，把衣服、鞋袜都洗了—遍。
我没有第二双鞋，只好光脚坐在一张长椅上等鞋干。太阳挺暖和的，周围也没有多少人，心里觉得挺安闲。不远处，陶卉坐在另一版权法长椅上，看着椅被上的袜子和绳上的衣服。
傍晚，陶卉跟我要了一毛钱买了针和线，然后又把我的裤子要了去，把裤裆与裤脚缝好了。她的针线活很不错。
后来的几天，我们天天去外滩。因为我有—个固执的念头：这是上海最值得看的地方，邵其平也们肯定会到这儿来的。我知道这个念头很愚蠢，但却不肯放弃。我总让陶卉待在—处，然后自己吹着瓷鸟，在南京路—带的外滩溜溜达达。有时，我想：我这么吹着瓷鸟，会不会让人生疑？因为这太有点像打暗号了，太有点像地下工作者或特务接头失败后的等待了。当我感觉到有人用眼睛瞟我时，我真的觉得有人在怀疑我了。但见那人走开后，便又在心里笑话起自己的胡思乱想来，于是更肆无忌惮地吹着瓷鸟，继续溜达。
这天下午，我正吹着瓷鸟往十六铺方向走，突然听见陶卉叫：“啉冰，你听！”
我站住了，隐隐约约地听到前面有鸟鸣。但只听到一两声就再也听不到了。我把我的瓷鸟使劲吹响，并往前跑去。
前面又响起了鸟鸣，并且是许多鸟鸣！
我和陶卉都站住了，我把瓷鸟吹得更响。陶卉也不再顾及—个女孩应有的矜持，鼓起腮帮子，吹得弯下了腰。
一片鸟鸣朝我们逼近，仿佛真的有一群鸟朝我们飞来。
我和陶卉—步一步朝前走去。
一面旗帜在我们的前方飘动。
“我们的旗子！”陶卉用双手握住她的瓷鸟，望着前方。
“油麻地中学的旗子！”我看得很真切。
我们的旗子已经破烂，像烂布条在空中飞扬。
首先到达我们面前的是邵其平。他像捕捉—种稍纵即逝的幻影一样冲上来，一手抓住我的右手，一手抓住陶卉的左手。我感觉到他的手在索索发抖。我听到他在不住地说：“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然而，我不能不相信：在我面前站着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姚三船、夏莲香……
我回到了男生中间，陶卉回到了女生中间。我和她眼中皆汪满泪水。
我第一次领会了“世界真小”的意思。
后来，我了解到，那天他们都未能上船，是两天后才上船的。因为丢失了我和陶卉，这些天他们一直焦急着，尤其是邵其平，更是吃睡不宁。因为陶卉和我，都是由家里的大人亲自托付给他的。他们也一直找我们，天天去十六铺船码头。
后来，我发现丁玫不在了，忙问：“丁玫也丢了吗？”
姚三船说：“她没丢。那天，在延安西路遇到高中部的串联队伍，那个王维—让她跟他们去北京，她就跟他们走了。”
马水清不吭声，站在一旁照小镜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觉得马水清的情绪一直不高。我从谢百三那儿又知道了—件事：马水清去他父亲那儿只待了半天，就回来了。
于是，我便常常与马水清在一块儿。
在上海，邵其平领着我们串联了半个月后，说：“不行了，该回家了，身上净是虱子……”
回到家后，我在镇上的收购站过了一下磅秤，发现体重增加了四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