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春，汉译《京华烟云》毕。德华出版社蔡丰安兄又以林语堂先生英文本《红牡丹》（The red Peony）之汉译相托。林氏英著小说《中国传奇小说》、《武则天正传》、《京华烟云》（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Lady Wu，Moment in Peking）三部译毕后，林著小说之文字与内容，已觉顺手，更以独居寂寥，落寞寡趣，乃允汉译，亦聊以破闷，遣此大无可奈何之日也。自春末至炎暑，历时约三月译毕，虽亦时译时辍，课余之暇，多萃于斯。原书四百页，汉译稿五百余页，约三十万字。
《京华烟云》为林语堂先生之大手笔，人物多，场面大，气魄雄，正如长江万里图。《红牡丹》则人物极少，其中以牡丹为唯一之主角，梁孟嘉、安德年、白薇、素馨为副。故全书笔墨百分之九十以上，几尽集中于牡丹一人之描绘。全书以牡丹婚姻不幸丧夫后之祭礼始。继因性之需求，情之苦闷，交相煎迫之下，数度追求男人。先与堂兄孟嘉相爱，继与婚前相识之情人金竹绝情。后偕妹素馨随同堂兄孟嘉由杭赴京。嗣嫌堂兄过于斯文儒雅，乃私恋拳术家傅南涛。南涛因伤妻致死入狱。得初恋爱人金竹病重消息，牡丹乃与堂兄不欢而别，南返杭州。在自津至沪轮船中，又与同船一大学生谈爱同眠。返抵杭州，旧情人金竹已病入膏肓，牡丹虽痴情以自京带来之上等药物相救，终以药石无灵，金竹终含恨而逝。开吊之日，牡丹亲至金宅抚棺恸哭，为金竹妻窥破，揪打纷乱中，牡丹逃去，此项新闻，随传遍全城，《红牡丹》谣亦流行于茶楼酒肆中。牡丹于失望中与杭州诗人安德年相遇，颇似文君相如，又一番热恋，几至私奔上海。安德年旋遭子丧，妻悲痛万分。德年与牡丹不忍陷妻于绝境，乃斩断情丝，毅然分手。牡丹芳心欲碎，胆裂神摧，乃归真返璞，扫尽铅华，隐居小镇，教书为业，孰料竟为盐商绑架。孟嘉托青红帮大哥探听，知牡丹被隐匿于长江口一小岛。孟嘉又求江苏巡抚派海军前往援救。德年孟嘉二旧情人皆随船往救，牡丹始逃离匪窟。牡丹历经风险，厌倦人生。时妹素馨已嫁堂兄孟嘉，乃随孟嘉返京。时南涛已刑满出狱，与牡丹又相见，遂约定成婚。本书以牡丹修书邀至友白薇夫妇北上观礼作结。
林语堂先生的思想是道家思想，道家的思想也就是自然主义的思想，离儒家思想距离甚远，离孔子以后经宋儒理学家歪曲的儒家思想更远。孟子主性善，而宋儒却将天理与人性列为互相矛盾之二物，清人戴东原已表示反对。本书写寡妇牡丹，纯系自然主义之写法，性的冲动，情之需求，皆人性之本然，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本书之主题似乎即在于是。此种见解，今日恐仍难免为社会上一部分人所反对。
文学中写情写性，自古已然，而中西皆然。然卫道之士，与重文学反映人生之士，自然成为二派，亦古今中外无殊。故英国D. H. Lawrence之Lady Chatterley\\\'s Lover（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亦有删节本，中国之《金瓶梅词话》在中国亦有删节本，《醒世姻缘》今日可见之版本亦系删节本。《红牡丹》中作者之写情写性，若与中国之旧小说与近五十年来之新文艺小说内之写情写性互相比较，皆超越前人。《金瓶梅》之写性只是干燥之说明叙述，而《红牡丹》之写性则侧重在气氛之烘托与渲染，民国近五十年来之新小说作家，绝无人如此大胆，无人敢以如此多笔墨从事热辣辣之性的描写。林语堂先生之敢于如此运用笔墨，推其缘故，主要原因，本书原系英文著作而在英国出版，当时为一九六一，即中华民国五十年，与西方道德气温或人生观较为接近之故。书中对爱情之含义颇多隽永妙语，启人深思，可做“爱经”读，若谓有启聋振聩之功，亦无不可。
文学既非历史，故非如照像录音，亦即其理想成分，必不可免。本书之理想成分尤多，读者不难见出。如若水与白薇之隐居于富春江畔，诗情画意，恩爱神仙，人间能有几对！牡丹之美，人间能有几人！然想象却不可背乎真情实况，否则便有与真实不调谐处。仅就译者所知，本书中有数项细节，颇觉其背乎情理。第一，清末女人坐茶馆，在北京似不可能，因在民国十几年，尚不记得曾经见过。第二，跑江湖卖艺人虽有俚戏玩笑，只是拿自己人挖苦损骂，绝不敢向女客稍涉不敬，本书中牡丹在天桥观看打拳，打拳人傅南涛竟敢向牡丹唱曲调笑，既绝不可能，亦使人极为厌恶，译者将此部分之小调略而未译。低级社会亦有其传统道德，并非纯然自由狂放。第三，天桥盲目关外大汉绝无唱《王昭君》之理，译者亦略去歌名，未予译出。第四，傅南涛一粗壮汉子而竟练道家之太极拳与外行人牡丹看，林先生且数度称练时刚猛用力，不但气氛矛盾，且与以柔为主之太极拳理大为不合。傅南涛若练花拳绣腿之少林，或六合，或醉八仙，或螳螂，或咏春，皆无不可。此恐系林先生或对中国低级社会颇少观察，对中国武术不甚熟悉之故。又因写女人腿美，而令牡丹穿瘦而露出玉腿之美的马裤，在清末民初，亦不甚可能。至于清末江苏有无女浴室供牡丹前去洗澡，非译者所知，不敢妄论。
以上数项，非本书要点，即便错误，亦无关紧要，瑕不掩瑜，不足为原著病也。
原著故事年代在清末光绪年间，故事中数封书信皆以浅显文言译出，以符合背景时代。诗、歌谣、对联皆求其形似，俱求平易，不尚艰涩，招致译文生硬古怪之“当……时候”、“假若”、“地”、“底”、“它们”、“被”、“些”、“着”、“有着”、“和”等词，全尽量避免。“假若明天，”她说，“她自杀身死……”此等腰斩两截的洋句法，未敢盲目崇洋，随俗采用。以上各点，全与过去译《武则天正传》、《中国传奇小说》、《京华烟云》时，同为译者所不取，严以自律，以求文字通顺自然。
黄肇珩女士在《林语堂先生的写作生活》一文中，曾有下面一段文字：
八部小说中，最香艳的，算廿五年前出版的The red Peony（红牡丹），这部描述清末一个中国妇人大胆寻求爱情的故事。其中有一、二段描写男女关系，非常露骨。林语堂说，在外国这些描写是很寻常而无所谓的。如果译成中文，恐怕就要删除。
（见《无所不谈集》，页七八一）
但是，我翻译时，却将那若干段都忠实译出，丝毫未曾删减。一则表示尊重原作，二则尊重原著作者林先生，三则仰体孔夫子删诗不删《关雎》之意，四则……欲语还休吧。倘若中国的清教徒那些卫“道”之士想欣赏林先生的创作艺术，只须将门儿关上把此数段艳文偷偷儿看几遍，也就与道心无大碍了。
张振玉记
民国六十六年十一月
于台北燕庐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