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萨克斯管的,是个美男子。因为在十几岁时玩过一阵子无线电,速校毕业后负责电子工程。此人钻研业务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发誓不把概率论里的大数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丧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们部里来了个小眼镜,她说能证明大数定理,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美男子听懂了证明。然后他就完全唯小眼镜马首是瞻。听说他们在家里玩一种性游戏:小眼镜穿着黑皮短裙,骑在美男子脖子上。后来她实习期满要调到上级单位时,两人就双双殉情而死——这当然又是小眼镜的主意。刚毕业的女孩子总是对殉情自杀特别感兴趣(她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一块儿死吧!仿佛只剩下电死吊死还是淹死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听她们的,都死了谁来干活儿?我就接到过多次同死的邀请,都拒绝了,是这么说的:你能调到上面去很好呀,别为这个内疚;我们大男人,不和女孩子争,等等。讲完了,挨个耳光,事情就过去了。这是因为我从来不请教女人数学问题。假如请教过,知道了她们有多聪明——她们的美丽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多半就没有勇气拒绝死亡邀请。这是活下去的诀窍。
有关这个诀窍,必须再说明一遍,因为它很严重。不能问女人科学问题,因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懂大数定理、不会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数盲症,又有何面目活着?我们都在危险中,所以就不要让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告诉你,你不会的她都会。这是因为你是男高音、画家、诗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话,我要与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恶活。我的兄弟们,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有一身病,但还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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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样黄,自来水像往常一样臭,像往常一样,有人遇到了一道数学题,我们开会讨论,并且像往常一样没有解出来。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比往常老了一岁,天比往常更黄了一点,自来水比往常更臭了一点,没有解出的数学题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这个恶化的趋势方面竭尽了心力:力图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图改进我的柴油机想让它少冒点烟,力图想出一种净水器,力图解出那道数学题,但是全都没有结果。我们技术部里每个人都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第一个问题除外),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他们都比我还笨。只有一个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数学题,其次,他是学化工的,在水处理方面肯定有办法;最后,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给我纯净一点的燃料,柴油机就可以少冒一点烟。但是他什么都不干,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们的洋相后,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车。我有确实的情报,他是跑到上级那里去打小报告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是去医院看病——此种情形说明他很快就会发数盲症。我应该不借他车,但是我不能。他说,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
二、红毛衣&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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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衣说,她看过《1984》。这是乔治·奥威尔的作品,是一本禁书(现在有很多禁书),因此没有铅印本,但是有无数手抄本,到了工学院的女生人手一本的地步。我的外号就是从书里来的,但这是一种英国式的幽默。禁书就是带有危险性的书,那本书里有个情节,女主人公往男主人公兜里塞了一张条子,昨天就出了这种事,我兜里出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I love you!”连写法都和书上一模一样,足见看《1984》入了迷。只有一点和书上不同:作为男主人公,我不知是谁塞的。在此之前,我过生日,每个实习生都要吻我,这是一种礼仪。一共两个女孩子。有一个很奔放,简直是在咬我,另一个很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的脸红扑扑,嘴唇很硬,这种情形说明她从未有过性经验,所以应该把她排除在外,但其实真凶就是她。我总算找到我需要的人了。
王二把红毛衣请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这样写,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大公无私的状态——王二有真正的哥伦比亚咖啡,是他哥哥寄来的,不过有年头了,没有香味。但毕竟是真正的咖啡。现在他还给王二寄咖啡,但是总也收不到,因为邮政系统也是一团糟。好在还可以打越洋电话,否则就会和哥哥断掉联系。打越洋电话比国内电话容易得多,拿起听筒摇上几下(现在电话都是人力驳接的了),说:你给我接美国,然后咔咔乱响一阵,就换了声音,ATNT operator…你告诉她对方付款、电话号码,马上就会通。当然,有时也不顺利,接线员朝你大吼一声:美国,美国在哪儿?你只好告诉他往上找,左边第一个,有时他还是找不到,此时就只好骑车奔往电话局,自己来接线,不过这种现象不多。哥哥要给王二打电话就麻烦得多,先接中国,再接河北,再接秦皇岛,再接北戴河;这就要三个钟头。接到北戴河就不能接了,好在此地人人认识王二,半个电话局的人都会出来找他。但是他跑去接电话时,十回里有九回不是他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再三道歉说,他想找某人,但是电话局的人不认识某人,并且建议他找王二,王二谁都认识,所以只好找王二传话。这些话越扯越远,就此打住。—红毛衣对王二说:味真怪。这说明她没喝过真咖啡。喝完了以后,她还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连杯子也不知往哪里放。这是因为她以前没到单身男人家里做过客——这孩子长着一个圆圆的娃娃脸,很可爱。王二说,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她就把杯子放到桌子上,与此同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勇敢一些。这屋子里很暖和,墙上挂着挂毯,茶几上有一件乌木雕,但是看不出雕的是什么。她把手放上去,问王二这是什么。王二说是阳具。她赶紧放开手(好像握到了蛇),定了定神,又握住它说:很好玩。此时王二招了招手说,你坐过来。她就坐到王二身边,心里怦怦地跳,但也觉得自己很勇敢。王二抚摸了她的头发,吻了吻她的额头,说道:你很可爱。然后又用一根手指触触她毛衣底下凸起的乳房,然后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那孩子把脸伏在他胸前说:我爱你——我有点恋父情结等等。语不成声。王二哈哈地笑了起来:真奇怪,你们个个都有恋父情结。别逗了,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于是她坐直了身子,看着王二的脸。王二的眼睛里全是慈爱。于是她不再扭捏,坦言道,她喜欢大胖子。王二说,大胖子有傍肩了,是和平队里的一个金发女郎。后来她又说,喜欢小赵。王二摇摇头说,你对他不合适。再说,他也不需要你。小孙就要到湖边去砸碱了,你肯不肯押他去?她马上就答应了。这说明小说真是有危险的,《1984》就能让一个女孩子情愿担当看守这样危险的工作。只有数盲才能写出毫无危险的小说——那种小说谁都不看,故而无危险。
有关这件事,我还有点需要补充的地方。我当然爱听女孩子对我说:我爱你。但恋父情结之类的话一点都不爱听。她们这样说,当然有她们的道理,但我不爱听也有我的道理。我还什么都没有做呢,怎么就被人看成了个老头子呢?
我就在湖边砸过碱,那是一片大得不得了的碱地,好似一片冰雪世界。这个比方年轻人未必能听懂,因为有十几年冬天不下雪了。由于缺乏电力,所有的碱厂都停了产,纯碱却是工业不可或缺之物。所幸有些玉米地里会长出碱来,虽然含有很多的盐,但也不是不能用。当然,地里出产碱的话,就不长玉米,这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里是不折不扣的地狱,但是犯了错误的话,就不能不去。小孙设计的锅炉爆炸了——这多半不是他的错,谁知那锅炉是怎么烧的。现在的锅炉工都是农民,技术员都是锅炉工,工程师都是艺术家,艺术家都有数盲症,操蛋的可不只是我们——但是锅炉工也炸死了,死无对证。故此他得到湖边砸上两年碱。这件事本身并不是那么坏——只要你砸过碱,什么也不怕了——但是因为锅炉炸死了人,他情绪低落,十之八九会在湖边自杀。我得找个女人和他一道去,这样他就能活过来。我当年去的时候,双手铐在一起拎着行李。我前妻跟在后面,手里摆弄着一把手枪,说着:别做蠢事——否则一枪崩了你!走着走着一声枪响,把我的帽子打了一个大洞。她很不好意思地说:走火了。我说:不怪你。国产枪总是走火,球墨铸铁就是不行。她又板起脸来说:往前走!球墨铸铁一样打死你!
有关球墨铸铁的事,需要补充几句。这种材料是非常之好的,可加工性好,熔点低,而且钢铁厂那些笨蛋就炼得出来,就是太笨重。拿它造出来的柴油机像犰狳,方头方脑怪得很;造出的手枪像中世纪的火铳,最小号的也有十五公斤。我前妻端了一阵,就累出了腱鞘炎。后来她让我拿泡沫塑料做了一个,和真的一样,而且不会走火,不重要的场合就拿它充数。只是用它时要小心,别被风欢走了。
有关碱场的风光,还有必要补充几句。那里一片白茫茫,中间是一片洼地。洼地里有一些小木棚,犯人和管教就住在里面。那地方有很多好处:因为水里含碱,洗衣服不用肥皂,当然衣服也很快就糟。因为风很大,可以放风筝,但是冬天也特别冷。伙食有利于健康,但是热量也不够。在那里除了干活儿,还要伺候管教。假如你是男的管教是女的,或者你是女的管教是男的,就得陪管教睡觉。这是因为晚上实在没事可干,一人睡一个被窝又太冷了。
我设计的柴油机没有爆炸过——这种东西不会爆炸,除非你在汽缸里放上雷管,而那种爆炸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去砸碱是另有理由。大概是在十年以前吧,就像天外来客一样,技术部里来了一个归国留学生,学工程的博士。当然了,在他看来我们都是垃圾,我们的设计都是犯罪,我们听了也都服气。因此他就当了老大哥,我下台了。这使我很高兴。就是现在,谁要肯替我当这个老大哥,就是我的大恩人。他一到部里来,大家都觉得自己活着纯属多余,当然也不肯干活;因此就把他累得要死。
除了设计工作,他还给我们开课,从普通物理到数字电路全讲。听课的寥寥无几,但我总是去听的。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所以才能设计柴油机,速校里学的东西只够设计蒸汽机——过去我设计的动力机械就是蒸汽机,装到汽车上,把道路轧出深深的车辙——后来我和他发生了技术路线上的争论——他主张大胆借鉴新技术,一步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主张主要借鉴二十世纪前期的技术,先走讲二十世纪再说,理由如下:你别看我们这些人是垃圾,底下的人更是垃圾。提高技术水平要一步步来。这本是两个非数盲之间的争论,争着争着,数盲就介入了,把我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送到湖边去砸碱。有个女孩子毅然站了出来——她就是我前妻。砸了两年,提前被接了回来。这是因为好多人得了数盲症(包括那位留学生),部里缺人,又把我调回来当老大哥。这位留学生当了我们部长,隔三差五到部里来转转,见了我就放些臭屁:老大哥,以前的事你要正确对待呀!我就说:正确对待!部长,我爱你!搂住就给他个kiss。其实不是kiss,而是要借机把鼻涕抹到他脸上。他一转身我就伸脚钩他的腿。谁要是被碱水泡过两年,准会和我一样。
有关砸碱的事,需要补充一下。当你用十字镐敲到厚厚的碱层上时,碱渣飞溅,必须注意别让它进进眼睛里。这是因为碱的烧伤有渗透性,会把眼睛烧瞎。你最好戴保护眼镜,但是谁也不会给你这种眼镜(你只能自己做),也不会告诉你这件事(你只能自己知道),所以有好多人把眼睛烧瞎了——有人瞎一只眼,有人瞎两只眼。瞎了两只眼的人就可放心大胆地不戴眼镜砸碱,因为再没有眼睛可瞎了。
红毛衣的事后来是这样的:小孙判下来之后,我们部里该派个人看守他——这种事一般是轮班去的,而且总是我排第一班。这一回她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去基层锻炼。我前妻当年也是这样的,开完了宣判会,大义凛然地走到我面前,喝道:王犯,把手伸出来!就把我铐上了。那副大铐子差点把我腕骨砸断,因为是铸铁的,有七八公斤,里面还有毛边,能把皮肉全割破。我们用这种铐子,是因为铸铁没有危险性。后来我做了一副铝的,供自己用——这铐子还在,我把它找了出来,让红毛衣拿去铐小孙——当时我垂头丧气,灰头土脸,拎着行李走上囚车,她在后面又推又操,连踢带打。事后她解释说,不这样数盲们会觉得她立场不稳而换别人。红毛衣把小孙押走时,也凶得很。总而言之,一直把我押到碱场的小木棚里,我前妻才把我放开,说道:现在,和我做爱。这就是所谓的浪漫爱情。根据我的经验,浪漫的结果是男方第一夜阳痿。我是这么对我前妻解释的:瞧,你把它吓坏了。但是红毛衣后来从碱场打电话来说,小孙没吓坏。他现在情绪很好,吃得下睡得着,夜不虚度。一开始总是这样的,后来就开始吵架。不过等吵起来时,也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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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妻是学工的,三十岁时被调到市政府当秘书,就和我离婚,成了市长夫人。她告诉我说,她很爱我;但是她非嫁给市长不可,因为我是个浑蛋。这件事使我着实恼火(虽然我也承认浑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但是下班以后,我又不得不去找她。这是因为我需要些进口的东西——我的摩托车快没油了。除了找她要汽油之外,还可以用工业用的相苯兑上少许柴油来当汽油,去年我用了一阵这种油,尿里就出现两个加号,这说明我已经开始苯中毒,很快就要肿成个大水泡。另一个办法是把我这辆娇小玲珑的日本摩托卖掉,换辆柴油摩托。后者的样子和二十世纪大量生产的手扶拖拉机很相似,结构也很像,说实在的,根本就是一种东西;这样就用不着汽油。这样做又有个克服不了的困难——我现在有点外强中干,要在冬天把柴油机摇起来,肯定不能回回成功。最后一条路就是不要摩托,走路或骑车来上班。这也肯定不行,路上的黑烟能把我呛死。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辆日本摩托是件漂亮东西,我不能放弃它。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我都得去要汽油。而且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不道德,因为我们部里几乎每个人都和一个以上的女秘书“傍着肩”(换言之,有女秘书、首长夫人做情妇),并且有时向她们要点进口货,而这些女秘书都在我们这里实习过。假如没有实习制度,全部的人都要像我一样留胡子(铸铁刀刮不了胡子,只能把脸皮刮下来,非用进口刀片不可),但是留胡子的人没几个。这件事的卑鄙之处在于我有半年没去找她了,每次她打电话来,我都对接电话的人喊一声:告诉她我不在。第一次去找她就是要东西,我又算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决定去找她,并把这件事载入日记。像这样的事应该向数盲汇报。最好市长能知道我搞他老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