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把我带走，但却留下人来监视我，并明确告诉我，在查清问题以前，在没有得到他和高场长的允许之前，不得随意离开招待所这间屋子一步。
但他却没把我带走，只是留下人来监视，并明确对我说，在查清今晚这件事以前，在没有得到他和高福海的允许以前，我不得随意离开招待所这间屋子。我问他：“什么文件规定，一个新任命的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不可以和冈古拉的副场长、股长们在一起见个面说个话？什么文件规定，你可以随便带走人？而且他们都是国家正式任命的干部。韩起科，你也太无法无天了！”他默默地看了看我，那眼神仿佛是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外人似的，然后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带着人就走了，留下马桂花和另一个男队员来监守我。我马上请马桂花放我去见高福海。她不表态。我问她，冈古拉到底谁说了算？是韩起科说了算，还是国家的法规说了算？我说得慷慨激昂。她还是不作声，不表态。但当我试图冲出房门去找高福海时，她和那个男队员却很坚决地挡住了我的去路，那架势就像是要跟我做拼死的决斗一般。“桂花，几个小时前你还想着要跟我认真谈一谈，你不希望冈古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你不希望你的表舅和你那才十九岁的表舅妈陷入更深的危机中。可是，你现在继续这样跟着韩起科胡作非为，冈古拉的局势就将不可挽回。你不明白？”我冲着她大声叫喊着。她只是怔怔地站在我面前，惶惶地看着我，一声不吭……
嗣后，我俩相持着，足足沉默了十几分钟。现场气氛的确让人感到窒息。先是一连串的疑问无法解释。现在又增加了个“神经不正常”的问题。假如高福海真的如“圣徒”和朱副场长他们所说的那样，神经已经有些不太正常了，那，所有这些事情的处置和对待，都得采取另一种方式了，而且真得抓紧，真得赶快，真得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断然结束这么一档狗屁事了。原因很简单：如果整个局势的主动权果真是被一个神经不正常的老人控制在手中，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那，我们从上到下这一大串“神经正常”的人，千辛万苦，担惊受怕，挖空心思，并耗资巨大地跟他忙活周旋了这么长时间，岂不完全无聊，完全可笑，甚而至于又完全可悲？！
假如不是呢……
假如高福海所做的这一切在别人看来似乎都很不正常的事情，内里却真的都拥有它们发生和存在的必然和必要的因素，那，又在说明什么？换一句话说，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纯属不正常的事情，假如究其原因，发生在高福海身上，发生在冈古拉这个地方，恰恰是十分正常的，十分必然的，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些人的“神经”和“感觉”，以及对这世界的“认识”已经开始有些不正常了？是不是还说明“圣徒”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的神经是不正常的？但是看那位“圣徒”又是那么的真诚、执著，有可能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吗？况且，他还是小桂花的亲生父亲。
哦，还有那个韩起科，他正常吗？
这一群人怎么都集合在了冈古拉了？
他娘的！
我马上告诫自己，先别激动，顾某人，您先别激动。目前绝对不是需要激动的时候。千万要沉住气……千万别、激、动……
…………
而让我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小时后，事情居然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变。
韩起科把朱副场长等人带到场部机关，集中在一个小会议室里，留下两个小分队员看守，把马桂花的“表舅”带到隔壁办公室，单独“关”着，就急急地去找高福海汇报情况去了。这时候，他得到报告，高福海在处理完退伍军人集体闹事“事件”后，哮喘病和腰腿病同时发作，经过现场紧急处理，病情暂时得到控制，现正在被送回场部来的途中。韩起科立即下令，让机修连发动着那辆惟一的解放牌卡车，去半道上接高福海。起程前，他担心哮喘病发作中的高福海受不了驾驶室的那个汽油味儿，也担心把他放到四处透风的车厢里，又经受不起这一路的酷寒。故而，让人从库房里扛来十几麻包头年剪了还没来得及拉走的羊毛，在车厢里堆出一个基本不透风，又可供高福海躺坐的“小高间”。并把卫生队那位秋大夫也从床上叫了起来，一起带上。没想到，麻烦就出在了这半道上。
韩起科是在离丫儿塔不远的四排子沟那个高坡上接到高福海的。高福海一上车，就一口接不上一口地喘急起来，询问这边的情况。韩起科一开始还不愿细说，只想赶紧把高福海拉回场部，先让他暖暖和和地躺下来再谈别的。反正，人证物证都已拿到手，不用着什么急了。这一段时间以来，韩起科一直在怀疑，冈古拉内部有一帮子人在背后“捣”高场长的“鬼”，在跟他的冈古拉过不去。近来，他还觉察出，马桂花的父亲和朱副场长他们暗中有一些不正常的来往。(这个迹象还不是马桂花提供的。)只是苦于拿不着确凿的证据，而没法站出来说话。他从来不信，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那样的人会真心实意地“善待”冈古拉。他从来就认为，这些人只是出于一种强迫，才会勉强在这儿干到了今天。在这一点上，他一直和高福海有根本的分歧。只是碍于高的面子和威望，也出于对高的感情，他才把跟朱李赵等人的关系，勉强维持到了今天。得到马桂花的报告，说这几个人居然和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凑到了一起，可能正在“密谋”什么。他特别高兴，觉得彻底揭开冈古拉盖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会儿，高福海如此急切地催问情况，他只得把其他无关人员全都支下车，只剩下他自己和高福海，才把那份“黑材料”递给了高福海。高福海掂起那份材料，随手翻了一下，问：“啥材料？”
韩起科怔怔地看着高福海，非常严肃地说道：“还是您自己看吧。”
“你今天咋的了，非拿我一把？叫你说，就说嘛。”高福海面无表情地叱责。每回都是这样，到了接近发怒的地步，他平时较为丰富的脸部表情，会突然间变得木呆起来，眼神也会骤然间灰暗，仿佛雷暴雨来临前的大戈壁天空，一时间变得特别的沉闷而凝重，寂静而浑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到这时刻千万不能再往下招惹他了。韩起科当然是熟知他这特性的，便赶紧从他手中拿过那份材料，解释道：“不是我不说，而是我张不开这嘴……”
“怎么张不开这嘴？不就是说我主观武断，大搞一言堂嘛，还能有啥？总不至于说我吃喝嫖赌吧？”
“您……您还是自己瞧瞧吧。说得比吃喝嫖赌还难听咧。”
“是吗？”高福海这下当真了，眼神中立刻掠过一丝疑惑和不快。“还能说我啥？啊？说嘛！”
“我真的没法说。”
“你狗日的！”
“我驴日的也没法说！”韩起科跟着也大声叫了一声。
“……”高福海不作声了，慢慢直起脖梗，又深深喘了一口，然后稍稍抬起头，偏过一点眼角去细细地打量韩起科。他知道，韩起科激昂到这份上，说明他是真说不出口。那几位在材料里到底说了他一些什么糟屁话，居然让韩起科当着他的面都没法张嘴转述？他倒要认真瞧瞧了。韩起科赶紧把花镜给递了过去，又把那份材料递到他手上，并从挎包里掏出一只手电，替他把亮照着，再告诉司机，场长正在车上看材料，得把车开稳当点。其实，韩起科这话说得有点多余。司机是老司机了。他虽然不一定知道场长在车上干什么，但只要场长在车上，不用吩咐，他都会特别用心，尽量避免急踩油门急刹车，尽量绕过路面上的那些坑坑洼洼，这已是多年的惯例了。
没花太多的时间，高福海就把这一本材料大略地给读完了。让韩起科大感意外的是，高福海读完这份向上“密告”他“神经不太正常”的材料，竟然没发火，只是疑询般地看了看韩起科，呆坐了会儿，问了句：“这材料，你是从他们手上直接拿获的？”在得到韩起科肯定的答复后，稍稍愣怔了一下，又随手去翻了翻那材料，而后嗒然垂下头去，默坐了一会儿，问：“你把那几个人怎么处理了？”得知韩起科已经把朱、李等领导，连同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一起都隔离了，等着他回去处置，他居然都急了，忙命令韩起科赶快去把朱、李等人放了，甚至要他把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也赶紧给放了。
“这时候放了那个军人，他可能还会往外跑。”韩起科不等高福海吩咐完毕，就担心地说道。
“让他跑。”
“高场长……”
“我告诉你，他要愿意跑的话，就让他跑！”
“高场长，这些人要搞垮我们冈古拉……”
“你到底还听不听我的？”
“高场长……”
“快去！”
“那……您咋办？”
“我，你就别管了。那个顾卓群，你把他怎么了？”
“我让马桂花带人把他限制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了。”
“通知桂花，从招待所撤回来。”
“高场长……”
“你还担心那个顾卓群会跑了？他往哪跑？他怎么跑？你不逼他，他干吗要跑？做事情之前，怎么不动动脑子？你脖子上长着的那个玩意儿，是干啥使的？啊？赶紧，你坐这车先回场部去把这些人妥善处置了。”
“……”韩起科不说话了。他显然满肚子的委屈和不通，但这时，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跟场长较劲下去了。虽然事关“冈古拉的命运”，虽然从来没看到自己最为佩服的场长居然会如此“糊涂”和“软弱”，但这时候自己已经不能再往下较劲了。一直跟在卡车后头的那几辆马爬犁，这时已经赶了上来。赶马爬犁的都是他带过来接高福海的小分队队员。他更不能当着那么些小分队队员的面，跟场长较劲。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他又亲自带领那些小分队队员，从卡车上搬下一包包羊毛，在一辆最大的爬犁子上重新为高福海布置了个抗寒抗颠簸的“座位”，然后对那个驾驭马爬犁的小分队队员，进行了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务必小心操控马爬犁，并请秋大夫一路上照顾好高场长，便跳上卡车，赶回场部去执行高福海的命令了。
待高福海赶回场部时，天色差不多快要转明了。他到家，只在火炉子跟前稍稍暖和了一会儿，匆匆喝了碗滚烫的山羊奶，几乎没等自己冻硬了的身子完全放松软和了，就把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等人找来说话了。也许是秋大夫早先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各种鲜奶，以山羊奶为最滋补。从那以后，高福海家的后院里，就一直喂着一群胯下垂挂着巨大粉红色乳房的奶山羊，并不断淘汰其中衰老瘦弱的，补充年轻丰美的，以保证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有山羊奶喝。在卫生队那一二十个大夫护士中间，他最信秋大夫的话。个中原因，不详。秋大夫早年，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营业执照，却在老乡公社各大队里行医多年，是一个极受周边老乡们敬重的“游方郎中”。
先回到场部的韩起科，原原本本向朱、李、马等人传达了高福海的“指示”，请他们立即回家去“休息”，但并没有按高福海要求的那样，向他们道歉，也没有把马桂花的那个表舅释放了；然后，打电话到招待所，通知马桂花，她和那个男队员可以撤了，但天明以后，让她到小分队队部来接受新的任务。“啥新任务？”马桂花问。“性急啥？到时候就知道了。”韩起科答道。这时候，这小子已经预感到冈古拉整个事情要发生某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为这即将到来的“变化”做着相应的准备了；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给自己煮了半锅苞谷糊糊喝了，又吃了十来片烤得脆脆的苞谷馍，和衣躺下，沉沉地睡去。
朱、李、马等人在得到解禁后，却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立马欢天喜地地回家走了。没有。他们谁也没走。即便在韩起科走后，他们几位也没走，相反，显得越发地沉闷，紧张，困顿，一动不动地呆坐在机关那个冰凉的小会议室里。好大一会儿后，朱副场长才首先开口打破了这让人窒息的沉寂，艰难地对那几位说道：“你们几个走吧。我留下承担责任。总得有个人为这事承担责任……”“如果是这样，干吗要让你一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呢？”马立安(马桂花的父亲)反驳道。他的目光再度炯炯起来。干瘦的脸庞上也再度布满了“圣徒”们独有的那种专注和大无畏的神情。“不要蛮干了。学学赵大疤吧。快走。”朱副场长焦急地站起，向窗外探视了一下，回头来催促。李副场长却无奈地苦笑笑，轻叹了一声，摇了摇头。他的意思是，现在怎么做，都晚了。谁走，谁留，都无济于事了。马立安激动起来。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冈古拉负责，也是对高福海他本人负责。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任何人。”“可以面对任何人？！你还是先去面对面对你那位宝贝闺女吧！”李副场长不无有些怨气地堵了他一下。这位李副场长显然对整个事情一下“败露”在马桂花手中，依然感到忿忿。“既然这样，那我们都留下，赶紧商量一下，一会儿怎么面对高场长。我们必须跟他强调，我们只是在担心他的身体，只是对他做的许多事情，有些不理解，有些跟不上趟，除此以外，我们绝对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和说法……”朱副场长赶紧说道。“没有？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这样的字样：我们郑重提请上级组织注意，高福海同志的精神有些不太正常。”李副场长又苦笑道。“这个好办。”马立安忙说，“材料是我起草的。材料上的笔迹也是我一个人的。我就说，这都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材料并没有经你们几位过目……”“我记得我好像在材料上动过笔，留下过一点笔迹。”朱副场长忽然想起这一点，颇有些紧张地说道。“我好像在材料上也勾勾画画过。”李副场长说道。“没事没事。”马立安忙安慰道，“材料从你们那儿拿回来时，我仔细复看过。你们的确动过笔，但只是在某些字句下面画了些杠杠，没批过字。”
“一个字都没批过？”朱和李忙问。
“没有。”
“能肯定？”朱副场长一下站了起来，紧张地追问。
“能肯定。反正我印象中，你们是没留任何批语。当时，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对这份材料的具体意见，所以复看时相当认真，以为你们总会留下一点批语。但始终没找到。当时还觉得挺遗憾，还想着要再去找你们一回，就如何进一步修改这份材料的问题，再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所以这个印象比较深。”
“那就好。那就好。”朱副场长几乎抑制不住地松下一大口气。然后，又把那二位叫到一个角落里，低声地就一会儿跟高福海的对话中，如何统一相互间的口径问题，认真进行商讨。
高福海喝完山羊奶，从老伴手里接过热毛巾，大略地抹了一下脸和手，便照直去了机关，亲自去把朱、李等人叫到自己办公室里，请他们一一坐下。那态度和神情，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这确实让朱、李等人大为意外，大为震骇。他们勉强地坐下，内心却越发地忐忑，不知道这位“高老爷子”一副大度平和的笑脸后头，正在酝发一场怎样的“暴风骤雨”。按刚才他们紧急商量下的应对策略，总的方针是四个字：“伺机后发”。只看高福海今天跟他们怎么摊牌了。
应该说，这几位这一回凑到一起，做这么一档事，无论在谁看来，几乎都可以说是在拿个人身家性命做抵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事先都没想过要这么干。他们都是高福海身边的重要人物。虽然进入这个“核心圈”的时间各不相同，但进入以后，都被授以重任，各自负责着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工作。也许因为他们的前半生都挺“坎坷”的，被发落到冈古拉以后，一度也悲观过丧气过(马立安例外)；一旦再度被赏识，还能进入“核心圈”，虽然只是冈古拉这芝麻粒儿般大地方的“核心圈”，他们也都为自己深感庆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他们都是真心感激高福海的，并竭尽全力地去完成高福海交办的一切任务。他们从不东张西望，只看高福海的脸色办事。互相之间也很少来往。偶尔应邀串个门，喝个酒，事先也总要很巧妙地去跟高福海打个招呼，既不让高福海觉得他们过于胆小怕事，故意在他眼皮子底下装出一副举步维艰的熊样，更不希望高福海产生那样一种致命的误解，以为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得意忘形了。他们深知，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知识、经验、才干，都要比高福海强，甚至要强出许多去。但他们同样深知，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永远不及高福海——那就是对冈古拉的感情。他们自知，对于冈古拉来说，他们永远只是一只“候鸟”。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能会在冈古拉这片荒原上终老一生，但从心理状态上来说，他们仍然是一只“候鸟”，甚至可以说，永远只能是一只“候鸟”。因为他们始终还在暗中企盼着再度起飞，祈求着“回归”的那一天到来。而高福海就不同了。在他心里，他就是冈古拉。冈古拉就是他。他早就把自己这颗心深埋在这片荒原里了。这也是他们面对高福海，面对冈古拉，常常感到“自愧弗如”的主要原因。
按说，“候鸟”是不会为“临时栖息地”里发生的问题去操心的。即便偶发奇想，要去操一回半回心，也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代价。除非，“临时栖息地”发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威胁到它们当下的栖息了……而朱、李、马、赵这一回密谋着向高福海“发难”，其根源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高福海身上这个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精神状态问题”，不仅已经“威胁”到整个冈古拉的生存，也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生存。
最早提出要向上边“密告高福海”的，还不是马立安，更不是朱、李，而是赵大疤。赵大疤多年来一直把高福海伺候得挺好，其实他一直背着高福海，在暗中使劲，想调离冈古拉。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回老家天津去，是不可能的事，但周旋一下，调到哈拉努里镇，或县农垦局谋个差不多的差使，他觉得还是有指望的。这么做，一是为了赵光日后能进个好学校，将来最起码也能考回天津去。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他想到，自己也四十出头了。“晚年”也是早晚必须考虑的事。委屈了这一辈子，到老，别的不说，总得找一个稍稍有点人气儿的地方把自己安顿了，那样，实在闲来无事，找人喝个凉茶，拉个胡琴，唱个小曲儿，或上“供销合作社”转转，也方便自在。(当地人习惯把百货商店称作“供销合作社”。)头几年，他觉得条件和时机都还不太成熟，这几年，觉得再不抓紧实行，可能就有点晚了，便开始着手疏通各种关系。身为冈古拉的供销股股长，他有这个有利条件。他外出机会比谁都多，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花公家的钱请各种关系户吃饭，送礼。尤其跟县镇两级主管领导和具体操办干部调配工作的那些人，混得特别熟。大家对他的热情周到豪爽和百折不挠的办事风格，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甚至都知道，好几回，他的调动问题已经被提到县镇两级常委会上去讨论了。但最后又都被搁置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高福海不放人。他说，你要调我的人，可以啊，拿同样的人来替换。没有人来替换也行，那就干脆把我也调走。
“这爷！硬是要我们给他殉葬哩！”赵大疤心里忿忿地怨恨不已。
至于马立安和朱、李等人参与其事，倒是更多地在为冈古拉的前途担忧。他们的脑子也许不如赵大疤的那么活泛，那么灵便，但无奈中，他们却更多地把个人和家人的前程都捆绑在了冈古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当然不是不想离开冈古拉，只是不敢去做这样的设想罢了。
大约半年前，朱副场长曾约了李副场长，一块儿到高福海家，跟他专门谈过一回他的“身体问题”。当时他俩建议高福海回口里找个疗养地，“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啥叫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到底得多长？嗯？啥又叫‘好好地休息’？要我完全甩手不管冈古拉的工作，是这意思吗？嗯？那，我不管，谁来管？你管？还是他管？”他分别指着朱和李，问。“我还非得回口里去‘休息’才行，留在冈古拉都不行。是这意思吗？我留下，碍你们谁的手脚了？嗯？”高福海一连串的反问，吓得朱、李二位再没敢说第二句话，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岔开去。后来，李副场长怕高福海产生误会，特地另找了个时间，单独去跟他作了一番解释，说他跟朱副场长之所以提议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只是觉得他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又有十来年没回老家探过亲，无非就是想让他出去转转，瞅瞅，放松放松，真没有别的意思。肯定没有别的意思。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一连诚惶诚恐地跟他说了三个“没别的意思”。
但后来，高福海还是在各种会议上，当着朱、李二位，多次有意无意地提出：“有些同志希望我离开冈古拉，躺倒休息。看来，我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该彻底休息啦。”他每一回这么说的时候，朱、李二位都会如坐针毡般地紧张和不安。尤其是李副场长，脸色一下就变得像死灰般惨白，头也立马耷拉下来，半天不再吱声。从那以后，他俩再没敢跟高福海谈什么身体问题，更别说去跟他提这个“精神状态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俩甚至都不敢上高家去聊天喝酒，但又不能不去。
高福海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就真的不需要休息和探亲，更不会愚蠢到那样的地步，认为自己真的就是个金刚不坏之身，到死也不会生什么病。事实上，这些年来，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哮喘，胸闷，头胀，头晕，右手手指尖麻木，右眼视力减退……以及心脏不规则地间歇停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直在纠缠着他，而且年复一年地在加重之中。对这些，他心里也是不痛快的，但真叫他担心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时候，甚至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开始是老伴提醒他，说他怎么随便拿周围的人“开涮”，不把人当人。一点都不顾别人的面子，张嘴就骂：“你怎么笨得跟猪一样呢？”他一开始还没把老伴的这话当个话，只是笑着反驳：“你又没事儿给我找事儿。上纲上线。我怎么不把人当人？我什么时候骂人猪了？”老伴就给他举例，说：“昨天，五连的杨连长带了几个亲戚来看你。这些亲戚都刚从口里来，老杨也有好多年没见他们了。人家高兴，带他们来看你，也是希望你在这几个亲戚跟前给他长点面子。你倒好，一见面，就紧着拿人家老杨开涮，说人家五连前几天整的那几块地跟猪啃的一样，说人家老杨不像个连长，倒像个猪头，就知道张了个大嘴，吧唧吧唧四处去拱。说完了，自己还哈哈大笑。一点都没瞧见人家杨连长当时脸上那副尴尬相。”“五连那几块地就是没整好嘛。我批评他几句，又怎么了？”老伴立即反驳道：“你这个当场长的可以找一百个时间去批评他，干吗非得在人家亲戚跟前批评人呢？还说人家是猪头，有你这么批评下级的吗？”“我怎么就不能在他亲戚跟前批评他？他把地整成那样，我说他一声猪头，又怎么了？他还有脸尴尬？他要知道尴尬，难受，就先把地给我整好嘛！他还是个老连长哩！嗤！”“行行行。不跟你呛呛了。你自己瞧着办吧……”老伴转身上菜地去了。以后，他渐渐发觉自己确有这样的“毛病”：只要自己愿意的，往往张嘴就来，根本不顾忌场合和对象。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把这看作是自己的长处：直率嘛，坚持原则嘛，不讲情面嘛。后来也想有所收敛，但看到那些被他批评、嘲弄的部下们，往往也只是一笑了之，有的人甚至还会附和着他那些对他们带有某种侮辱性的嘲弄，变本加厉地把他们自己挖苦上几句，他心里便洋洋自得起来，认为这充分表明，在他这儿，“上下级关系融洽”，“大家伙都跟他一条心”，也就由着它去了。以后，在冈古拉反而传出这样一种说法，高场长越是挖苦你，越是嘲弄你，对你越厉害，越不讲究方式方法，越不把你当个人对待，就证明他越信任你，越把你当成了“他的人”。大伙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那就是韩起科。高福海最信任韩起科，韩起科百分之一百是高场长的人，这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但高福海对韩起科也最严厉，最不讲方式方法，嬉笑怒骂完全由着他性子来，这也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对这种说法，高福海是默认的，甚至感到高兴。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下级，不是他十分信任的，没被他列入“他的人”的范围之内，他对他总是会有所顾忌，有所防备，他对他相对就会变得“客气”一点；反之，就会“无所顾忌”，嬉笑怒骂，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久而久之，他周围的人，为了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他的人”，就追求这种“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的状况，甚至纵容他“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他才开始有所警觉，有点害怕了……
那天，他突然接到宋振和的一个电话，通知他去省城参加一个座谈会。他已经很长时间没亲自去上边开会了。但那天，宋振和在电话里一再强调，座谈会是应省政府的一个主要领导的要求召开的。参加座谈的人员名单也是这个领导亲自圈定的。没有天大的理由，不许请假。因故缺席者，必须得到这位主要领导的批准方可。他很勉强地去了，很自觉地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悄悄坐下。与会的大多数人，他已经不认识了。别的与会者似乎得到一些内部消息，显得特别激动，都忙着相互问好，寒喧，叙旧，低声议论什么。中央驻省新闻单位和省报的记者则忙着在他们中间做穿梭采访。他却完全被“冷落”在一旁。偶尔有位年轻记者从他身前走过，停下，问清他的身份，也只说声：“冈古拉？挺远的，是吧？”就赶紧去采访别的与会者了。他知道不是别人故意要冷落他，但他还是难受。委屈。在冈古拉，他是被众人抬举到头顶上过日子的。而在这儿，完全没人理睬。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也是他不愿意走出冈古拉到外头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天开会前五分钟，会场上突然灯光加倍明亮，会议组织者极庄重而又兴奋地宣布，今天到会的不仅有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还有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会场上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和喧腾声，一些本来被安排在后座就坐的与会者，立即躁动起来，都想往前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但他没动，只是跟着大伙一起起立，有节制地拍着巴掌。他原以为，这一切都会在这样一种很平静的内心状态中度过。但没料想，当那位经常在报纸上露脸的副总理，在省里两位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时，突然间他控制不住地烦躁和激动起来。是的，他有十多年没见到北京高层领导人了。差不多也有十年光景，没见到过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但这能成为他烦躁和激动的理由吗？不能……当然不能……他告诉自己，平静，千万要平静下来。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见个面，说几句官话套话，然后合个影，握握手，鼓鼓掌，走人。这日子该咋过，还咋过。这些年，地处高寒区域的冈古拉，自然条件恶劣，生产上一直拿不出骄人的数字，他作为冈古拉的主要领导，不管到哪儿开会，受到的批评总要比受到的表扬多。他也多次和有些领导顶过嘴，说他们的批评不公道，不实事求是。后来，他们顾及到他的资历，也不批评他了，但也不理会他了。他在会场，就跟没在会场一样。不管说什么，这些领导连提都不提一下冈古拉，更不提他高福海。仿佛在他们辖区内，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块亘古荒原，也没有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叫高福海的干部奋斗在那个荒原上。这让他更难受，更委屈。那天，突然面对一个从最高层来的人，一个可以参与决策决定中国亿万生灵命运的人，一“把”实实在在的“尚方宝剑”，他的心跳加速，然后便跳得非常凶猛起来，血也直往脑袋上冲，瞬间唇干舌燥，整个胸膛仿佛要爆开似的……这时，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出现了：他突然想喊一句……一句很反动很过时的话……一句会震动整个会场、整个省，以致震动整个中国的话……比如“打倒×××”，或“×××万岁”，或别的什么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话……这些狗屁话翻来复去地在他嘴边滚动，占满了他整个脑海。他浑身像着了火似的，呆呆地僵站着，不敢让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动一下。他怕一动，那些话会自动地从他嘴里爆出。他告诫自己，这样的狗屁话，你不能说。说了，你这一生就彻底完蛋了。但，这些话还是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轰鸣。他太想刺激一下眼前的这些人了。后来，多亏一个长得很苗条，脸蛋却并不怎么漂亮的女服务员，过来给他倒水。“水……水……对，喝口水……”他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赶紧挣扎出来，跑出会场，跑进卫生间一个马桶隔间里，用力拉了一下抽水手把，那轰隆一声的巨响，和继后淅沥不断的流水声，让他终于清醒。他这时才发觉自己整个的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浸透……整个人都酥软虚弱得站立不稳……他这时才惊悸地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真正是从“鬼门关”里趟了一回出来……那天他在那个不仅干净明亮而且布满了卫生香味的马桶隔间里呆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产生那样一种完全不可理喻，又是那么危险的冲动……都五十岁的人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怎么还会那样呢？
…………
怎么还会那样呢？这个问题极痛苦地折磨了他一年多。事发的那天晚上，他没去参加省文化厅和省文联联合组织的文艺晚会，独自走出地区驻省办事处的小院，上著名的九道湾公园附近，找了个特别清静的地方，溜达到半夜。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信，桀骜不驯的高福海也会进行痛苦地、甚至自虐般的内省。那天夜间他就一直在追问自己：“怎么还会那样呢？”
当时他肯定没找到答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找到答案。他怕自己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真的在各级领导面前，叫出一句半句很反动的话来，酿成后果不堪设想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他就更不敢去上头参加会议了。从那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衰老得很厉害，不仅头发花白了，腰佝偻了，走起路来，也很明显地一瘸一瘸的了。而最大的变化，是学会了“退让”。“忍让”。这正是韩起科最不能接受，最无法理解，并为之感到最痛心的。比如说这一回吧，拿着那份“密告”材料，赶回场部，他不仅立即“释放”了朱、李、马等人，释放了那个要外逃的马桂花表舅，同时也撤消了对我的“监管”令，反过来严厉处分了韩起科，说他“目无党纪国法，未经请示，擅自拘押场一级领导”，停职反省三个月，以观后效。停职期间，由马桂花代行小分队队长一职。该处分决定宣布后，全冈古拉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