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们从来都不少破案的手段，论起心理战术，更是一般人所要仰望的，案子好不好查证，多数情况下，只是在于是否足够重视。
陈太忠在刚才来之前，“惊闻”文化局副局长高乐天可能涉及此案之后，就摸出手机，假巴意思地同分管文化局的祖宝玉市长联系了一下。
放了电话之后，他告诉大家，祖市长不但很支持省文明办的行动，而且还表示说，要挖出文化市场的害群之马——挖出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祖宝玉都表态了，而冯局长已经上了船，也下不来了，那么对高局长就不会客气了——于是，就拥着高局长在那些嫌疑人面前过一遍，旋即将人带进了一个房间。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心理暗示，但却又非常实用，只要看到的人都明白——高乐天？你们不用心存侥幸，指望别人搭救了，连高局长本人都被请来了。
这些嫌疑人，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混饭吃的，深知“传播淫秽物品”这罪名，是可大可小的，小一点就是没收货物之后罚款，严重点的就进看守所了，更严重的就是判刑——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死刑的可能。
而警方这次的行动，不但突然和果断，现在更是连高局长都进来了，那么这次行动的决心之大，也无需赘述了。
今天查到的非法出版物，绝对可以用“规模极其巨大，情节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这三个极其来形容，符合从重处罚的条件。
这种情况下，不配合的人连被打靶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至于判个十五、二十年的，那真的是一点不稀奇了。
这个时候，就要谁能最先坦白从宽，最先揭发别人来立功了，此次涉案的批发商涉及三家，其中两个家伙跑了，还有一个在跟库管们打牌，当场被捉。
不过，最先供出高永拥有国外绿卡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一个库管——他原本就是个临时工，不幸地扯进这种事情里，又见高局长也进来了，他还不是要没命地撇清？
这种事情，最怕的就是有了开头，坚固的堡垒一旦从内部被攻破，接下来的崩溃，简直是必然的，于是紧接着，就有人捅出，高乐天的老婆也拥有新西兰的绿卡。
这个消息就要命得多了，高永是年轻人，很多时候不懂得收敛，知道他有绿卡的人不在少数——反正他在国外上学呢，但是知道高妻也拿了绿卡的，真的就没几个人了。
只说这个消息能被泄露出来，就足以说明，高乐天那个圈子的内部，出了大问题，更别说高乐天的老婆是国企职工，也算是半个体制中人。
这消息一出来，赵明博立刻打电话报喜，事实上，他隐约猜出来了，陈主任组织这次行动，并且原本还打算让自己背黑锅，那目标绝对不会是高乐天那么简单，为区区一个副处而如此兴师动众——不带这么小看陈老板的！
“绿卡？”陈太忠敏锐地发现了新的契机，心说老赵这政治嗅觉还真不是白给的，我啥都没跟他说，他就猜出来这个消息对我有利了。
凭良心说，这确实是个值得重视的消息，陈某人一心就是想着往文明办揽权，而这个现任干部的亲属全拿了绿卡，这绝对是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
干部家属不得经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纪检委就能借这个因头查处人，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利益了，但是干部家属移民办绿卡，纪检委都不是很方便插手。
人家孩子去外国留学，弄了一个绿卡，就是多大的错吗？人家从国外学到先进知识和经验，将来回国，能更好地支援祖国的建设——钱学森还是海龟呢。
正经是文明办，对付这种情况最在行了，这绝对是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过下一刻，陈太忠就很郁闷地发现，此事也不好做文章，“只是绿卡……不是换了国籍啊。”
他是凤凰驻欧办主任，自然知道，这绿卡通常来说，只是代表永久居住权，拿外国绿卡的同时，做中国公民，这是很正常的。
没错，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但是人家拿的只是绿卡，而不是入籍，中国这边自然不能取消对方的国籍，要是有证据说，对方真的入籍了，那中国国籍倒是能自动作废。
他明白这个区别，赵明博也明白，警察系统里，就有专门的出入境管理的部门，赵某人身为一所之长，对这种区别还是比较清楚的。
然而，惟其清楚，他反倒是明白里面的猫腻，“那肯定是绿卡嘛，他就算想入籍，也得住够年限不是……再说了，入籍这种事儿，别人不说，你哪里能知道？”
这话没错，入籍这事儿，有些类似于民事纠纷，正是所谓的民不举官不究，不像刑事案件，不管有没有苦主发话，直接就提起公诉了。
时下有不少国人，已经入了外国的国籍，但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那些人已经是外国公民的话，大家都还要将其视为拿了外国绿卡的中国公民。
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尤其是那些有资格获得外国国籍的主儿，其成功的根源，大多都是靠着国内的基础，就算成为外国人了，想要继续拥有优渥的生活，想要继续花天酒地，必须还要回到国内来捞钱——没办法，外国人不认他们。
所以，他们必然要隐瞒自己已经成为外国人的事实，否则的话，会有太多的不便在等着他们，没有人愿意承受被剥夺中国国籍的结果。
中国国籍，或者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得到的国籍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五十年间，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只有三位数——或者只有两位数，是的，连一千都不到。
所幸的是，跟这些外籍华人却又是本国公民打交道的主儿，一般也会主动忽略这些情况——这些人不是有名就是有钱，太过叫真的话，不但得罪人也容易让自己被动。
“那咱也没辙啊，”陈太忠听得明白，只能苦笑一声，凭良心说，他不但是个坚定的种族主义者，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然而时下风气如此，他总不能一个人对抗整个社会吧？
然而下一刻，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哥们儿该有自己的执政风格——是的，关于这个理念，他已经想过很多了，不存在思路不纯熟的问题。
那么，我不应该害怕表示出自己的倾向来，于是，他马上就做出了判断，“你是说……这两个人的绿卡，是新西兰的？”
“没错，这就是问题所在啊，”赵明博敢向陈主任汇报这个情况，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所在，“高乐天的老婆出国，是以陪儿子读书的名义去的……但是这个高永，是在新加坡上学的，再陪读，也没这么个陪读法吧？”
“这里面有问题，”陈太忠说了一句废话，不过这废话，却是对赵所长工作的高度肯定，“明博，我就是一个意思，查！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高永在留学，还是高乐天的老婆在留学。”
“就算没您的指示，我也非查不可了，我已经把他得罪到不能再得罪了，”赵明博笑着回答，这固然是表忠心的意思，却也是实情，哪怕是负责此次行动的冯局长，都还有转圜的余地，但是他只能往前走了。
这个事情……似乎还是得用随遇而安！陈太忠放下电话之后，沉吟良久，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别看是文明办副主任，他手上得力的媒体力量不多，也就是一个刘晓莉。
他倒是认识雷蕾，但是显然，《天南日报》的份量太重了，别说是雷记者了，就是雷老书记尚在位，也不敢让报纸刊发刘记者发过的那些稿子——民营报纸也有民营报纸的好处，偶尔可以发出一些刺耳的声音。
某些意义上讲，这确实算得上有限的舆论监督，不过这样的异声，通常是不会出现在机关报中的——就算偶尔出现，看机关报的诸位，脑中反应到的第一个词儿，也不会是“监督”，更多是想到“派系”或者“党争”什么的，都是体制里的人，连报纸都不会看的话，真的让人耻笑。
但是相较而言，刘晓莉的稿子在抨击性和煽动性上，效果不如随遇而安，道理很简单，两人的身份不一样。
刘晓莉是记者，她发的是新闻稿，搞媒体的都清楚，新闻最强调的是两个特性，实时性和真实性，实时性那不用说，大家很都清楚——报纸刊发的新闻若都是“旧闻”的话……那报纸，你买啊？
真实性是另一大特点，这真实也主要是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给大家报道的，得是真实存在的事情，从而让大家觉得，你这一家媒体是可信的，这不但关系到了读者美誉度，也关系到了报纸的存亡，人无信不立，事业，同样如此。
捏造假消息来博眼球的，最终还是会被大家唾弃——为什么大家都买《天南商报》，而订阅《官仙》的人就不多呢，关键就在于，前者是真实的，起码是相对真实的。
另一个真实性，强调就是报道事件时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撰文的记者，不能带太多的主观立场，读者们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想知道，记者你脑子里到底有什么私货——都是成年人了，谁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刘晓莉是记者，而随遇而安……是时评家。
所以，若论抨击时弊的话，刘记者的长处在于真实，而那位的长处则是在于犀利，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夹带私货，而大家看他文章想看的，也就是私货。
哪怕随遇而安在抨击中，引用了个把不是特别靠谱的例子，大家也都能理解，老随毕竟不是记者嘛，总是要选择对自己观点有用的素材，而刘记者敢这么搞的话，那就是自毁前程——我说，你只是球员，不是裁判哈，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所以，此事须得随遇而安来做，陈太忠琢磨一下，觉得自己的逻辑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抬手就给时评家打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