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长安俱乐部”，是省城一家著名的“私人会所”。它的性质和邵长水在陶里根那个柞树林里见过的“会所”基本相同，都是供人消遣休闲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私人会所”完全实行会员制，只接待会员和由会员亲自带来的朋友。要成为它的会员，不仅要有钱（比如入会必须购置会员金卡，一般十万元起价），而且本人还要接受俱乐部的资格审查。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掏得起十万元的“阔佬”和“暴发户”都能被它吸收为会员。入会的条件是有一定限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还要看申请入会者的社会声望和整体经济实力。跟陶里根的那个会所相比较，这个“长安俱乐部”自然更贵族化，更专业化，也更跟国际惯例接轨。金卡持有者在这儿享受的种种特殊待遇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私密性：它绝对为会员在这儿举行的一切活动保守秘密。所以这儿常被那些“大款”、“大腕”和“经济大鳄”们选作商务密谈或猎艳休闲的最佳场所。但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高规格的“私人会所”绝不向会员提供异性消遣对象，也绝不允许卖春男女在这儿兜售自己。至于会员自己带来的异性或同性朋友，他们也是绝对不会来过问和干预的。在这方面，他们严格实行“三不一绝原则”（不提供、不允许、不过问和绝不干预），惟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尊重会员，并始终保持会所的高品位和高私密性。
第二天晚间八点零三分，邵长水独自一人来到俱乐部时，谷乔已经在它中式的红漆大木门前等候着了。邵长水虽然从未进过这样的会所，但他在侦破别的案子的时候，曾听说过它的种种规矩。他知道自己不能早到。如果早到了，万一对方来迟了，那自己绝对是连门都进不去的，就只能站在门外黑黢黢的街道上喝东西南北风了。因此，下午五点，他给谷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将在八点零三分到。希望对方能准时。
……谷乔果然守时。在他引导下，大红门悄无声息地在邵长水面前缓缓敞开。接下来，院子一重接一重，天井一个连一个。波光吞蚀月影，微风揉动涟漪。回廊煞是曲折，竹篁无比幽深。真是楼在似有似无间，灯隐将灭又明时。门额是用檀香木制作的。等邵长水看清门额上那“棠棣馆”三个瘦金体楷书字时，谷乔已经先行一步走进那门里去了。馆门是用有机玻璃做成的，门框却是地道的加拿大红松，四根粗壮的方木，上了一层又一层深棕色的亚光清漆，隐隐约约地凸现着那原始的木纹，使整扇门显得既厚重，又不乏现代意味。
一进门仍然是个回廊。这四周都连通着的回廊包围着一个独立的小木屋，形成屋中有屋的叠架结构。小木屋建在一个木质的平台上。待邵长水一走到这小木屋跟前，谷乔便不再往前走了，低头垂手肃立在那几级木台阶旁，恭请邵长水自己上台阶，进小屋。
他为什么不往上走了呢？难道说，今天这场谈话的实际对手并不是他？另外有个人早已在那屋里在等着我了？这时，邵长水脑子里突然一亮：这可能是寿泰求耍的又一个伎俩，增灶布疑兵，瞒天躲众人。今天实际来跟邵长水会面的不是谷乔，而是寿泰求本人。
真会是这样吗？
邵长水忙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跑上台阶，拉开小屋的日式推拉门，抬头一看，屋里盘腿坐着的果然就是那个寿泰求。
寿泰求必须把自己跟“复核组”同志的这次会见进行得十分隐秘。他很清楚，有人肯定会在密切地注视这个工作组的一举一动。这些人同样也在“关注”跟工作组有来往的人。劳爷的非正常死亡和××银行保险柜被炸、保安员被杀，就是这些人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杰作”。为自己，为厂子，他本应该回避跟邵长水的接触。他有很正当的理由去回避：他是顾代省长一手提拔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定他是“顾代省长的人”，“陶里根集团”里最年轻有为的“要员”。他又跟祝副市长有过密切的上下级关系，至于跟劳爷之间那种老小无猜的“忘年交”情谊，更是被圈内许多人啧啧称赞的美事儿。他理所当然应该“回避”。再说他眼下正在筹建中国最大一艘“轴承生产航母”，可谓众目睽睽，又千头万绪，事关国家上百亿元的一笔资产，一丝一毫都疏忽不得，岂能容他在这时刻既分身又分心？但他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克服了种种顾虑，大胆站出来跟“复核组”的人做一次认真的接触。他觉得自己应该很认真地把一些事情跟工作组“交代”清了。当然，这样的“接触”必须做得比较隐秘才是。
……不一会儿，两名穿中式紫红团绣牡丹遍地翠旗袍的女服务员，各提着一只漆绘竹丝编的食盒，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她们送来谷秘书为寿泰求预订的晚餐。寿泰求刚开完集团董事会，就赶过来了，还没吃晚饭。
“你吃了吗？来来来，一块儿再吃一点。”寿泰求拿起一头坠有银饰物的象牙筷子时，热情地招呼邵长水。
“我吃了。您就别跟我客气了。”邵长水斜眼瞄了一眼送来的晚餐。一碟蒜蓉干贝，一碟挂浆卤鸭肫，一碟嵌金镶银绿豆芽，一盘酱焖肘棒（寿泰求是个“食肉动物”，每顿都不能少了肉，尤其晚饭这一顿），一碟芝麻辣酱金红油亮满天星。主食是一碗鸡丝猴头（菇）面，两个极为精致的天包地馒头，再加两小方北京六必居制作的玫瑰红乳腐，像西餐中使用黄油那样，寿泰求拿它们专门涂抹馒头片的。（所谓“嵌金镶银”，就是用注射器在每一根绿豆芽中间注进蛋清，或蛋黄，再进行规范炒制。所谓“天包地”，就是一层白面裹一层玉米面而已。）另外还有一碗卤煮火烧，是特地给邵长水要的。这太让邵长水吃惊了。“卤煮火烧”是邵长水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吃食。那时候家里不可能经常吃肉。逢十休息（林场十天休息一回），跟着父亲去场部办事，如果一切顺利，父亲就会带他去场部一家老北京人开的小饭馆里吃上一碗北京风味的“卤煮火烧”。这位满口京腔的爽朗老人当年究竟是怎么“流窜”到这高纬度风雪林区来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年幼的邵长水却只知道在那个年月里，那小饭馆的店门口立着一口大锅，锅里满满腾腾地煮着肥而不腻的大肠、口条（猪舌头）、肝儿、肺等猪下水。这些好东西是用十三种香料，加上多年的老汤，长时间煨炖出来的。那老汤里还翻滚着一个个死面饼（火烧）和整只整只的尖红干辣椒。只待客人坐下，那北京老头便欢快地吼叫起来，捞出那面饼和猪下水，扔到硕大的砧板上，操起那把锋快的鬼头刀，“嚓嚓嚓嚓”地一通切成小块，归置到大海碗里端出来，再浇上那老汤，再撒上那香菜末，开吃前再扔进一勺干辣子粉，绝对是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真应了那句“过屠门而大嚼，扇嘴巴也不放”的老话了。但眼前这二位怎么会知道自己二三十年前的这点嗜好呢？他们这调查研究摸底的功夫真够专业的，也够吓人的，立马让邵长水很有些敬畏和谨慎起来。
邵长水决定不动这碗卤煮火烧，决定从一开始就不在对方圈定的“场子”里，按对方敲打的节拍“起舞”。
也许因为有过两年当兵的经历，也因为这些年见过的、吃过的好东西太多太全，所以，无论怎样精致的干点和菜肴，寿泰求都以求饱为基本目的，再没有那份兴趣、也没那个时间去慢慢跟它们纠缠，为此，不一会工夫，他便风卷残云般“享用”完了这顿价格绝对不菲的晚餐。邵长水看得出，他是经常上这儿来就餐的。对这儿的一切，他相当熟悉。
“对不起。为了能谈好谈充分，我必须这么拐个弯，让您多走这么一回了。”寿泰求打着饱嗝，端起一杯观音王乌龙茶，小小地抿了两口后，解释道。然后又问道，“您想从我这儿了解些什么？”
“您能告诉我些什么？”邵长水笑道。
“那可就太多了。”寿泰求也笑了起来。
“那就说吧。您说啥我都感兴趣。”
“那……我给您说点当前我国轴承生产所面临的困难局势和解困途径？”寿泰求挖苦道。
“可以呀。只要您有时间。”邵长水依然平静地应付着。
“还是定个调，划个范围吧，邵同志，你我的时间都有限。不允许我们乱开无轨电车。我知道你们需要我谈谈劳爷。但那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们到底需要了解他哪些方面的情况？或者，您是否先告诉我，你们已经掌握了他哪些情况，还需要从我这儿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
看来对方想先摸一下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对不起。要是能够定调划范围，也就不用来找您谈情况了。省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案子的复核工作。我们觉得您也一定会配合我们做好这个工作的。”邵长水故意点了一下“省委主要领导”，以向对方明示此次谈话的重要。
寿泰求果然收敛了嘴边那一绺淡淡的微笑——那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点“居高临下”和“漫不经心”意味的微笑，略略地沉吟了一下。他这“沉吟”倒不是被对方举出的“省委主要领导”这面大旗给镇住了。邵长水不举这面“大旗”，不放这样的“大话”，他对他印象还挺好，觉得这位“公安同志”，执著，诚恳，稳重，机敏，眉目间神清气爽，真可以称得上是他多年来接触那么些公安干部中气质上佳的一个了。但一听他也不能免俗地用“领导”来唬人，反倒觉得这人“粗俗”了，一开始建立起来的那点敬重和亲近感，顿时减退了不少。“省委主要领导”？嘿嘿，大概您还知不道吧，作为省里国企改革重点单位的党政一把手，省内五十强、国内五百强之一的一把手，要约个时间当面跟省委书记谈个事，不敢说易如反掌，也可以说十拿九稳。真是的。这样的赌气话，寿泰求当然不会说出口去，只是在淡淡一笑中将它们从自己心中掠过，而后对邵长水说：“我个人和劳爷之间的那点关系，今天就先不去说它了。”
“不不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邵长水忙要求道。
“要这么说，我们得说三天三夜。这不可能。”寿泰求断然拒绝了。这让邵长水一下领略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在操作一件事的过程中，左右局面的决心和能力。
“劳爷死得可惜，也死得莫名其妙。”寿泰求说道，“……我不能说自己非常了解劳爷。但我敢说，现在谁都不敢说自己有多么了解他，尤其是在他老人家经历了陶里根的剧变之后……”
“剧变？你能对‘剧变’二字做一点详细的说明吗？”邵长水追问道。
“老人家在陶里根非常痛苦过……这一点很少为人所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他变‘疯狂’的一面，辞职啦下海啦脱警服啦，一连串的事情好像干得都挺疯狂的……其实他内心一直非常痛苦……”说到这里，寿泰求停顿了一下。这样的停顿，好像是为了强调他这个“痛苦说”，又好像是为了进一步描述他这个“痛苦说”而在做某种准备似的。“他当时确实很痛苦……”停顿了一会儿，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他跟您详细谈过他内心的这种痛苦？”邵长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寿泰求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当时跟您说什么了？”邵长水按捺不住地问道。
“他当时跟我说得挺多。他知道，我跟顾省长他们走得比较近，一向以来也比较了解他们……”
“听您这么说，好像劳爷挺想从您那儿了解一些有关顾代省长的事情的，是这样吗？他跟您了解过顾省长哪方面的事情？”邵长水随口这么问道。但话一出口，他立刻有些后悔了，立刻意识到这样提问，太不策略，太露骨了，搞得不好，会吓住这位仕锋正健、正需要处处把自己包裹得更严实更规正，以免一着不慎而遭致前功尽弃的“年轻人”。邵长水的担心果然应验。一听邵长水立刻抓住“顾省长”这话题追问起来，寿泰求马上显得警觉起来，忙改口道：“我和劳爷之间，怎么会扯到顾省长的事呢？完全不相干嘛。”为了回避邵长水继续发出类似的追问，他马上拿起茶杯，装着要续水的样子，起身在包间里转圈寻找着根本也不存在的热水器。这时，一直在门外守着的谷乔，赶紧走了进来，接过寿泰求手里的茶杯，一边张罗着让服务生给续水，一边提醒寿泰求道：“一会儿还要见建设银行两位老总哩。谈得差不多了吧。”
“你别催。我记着哩。”寿泰求颇有点不耐烦地呵斥了谷乔一句。其实他这点“不耐烦”，更多的还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觉得自己刚才太不像话了，开谈不大一会儿，居然就亮出如此大的破绽，差一点让人把不该说的话全给勾了出来。他觉得自己有点“窝囊”，对此也感到挺“窝火”。
……在随后的谈话中，寿泰求果然谨慎了许多，不仅绝口不提“顾省长”，就连那个他主动提出的“劳爷痛苦说”，也都不愿深入往下谈了；随便扯了点他和劳爷之间的往事和趣事，就借口“还有约会”，匆匆告辞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赵总队已经在那小楼里等着了。
“如果劳爷在陶里根后期精神上真的‘很痛苦’，这里一定有名堂。要重视这个线索。”听了邵长水的汇报，赵五六加重语气分析道，“他痛苦个啥？是谁给他造成了这痛苦的？一定要搞清这些情况。得想办法从这个寿泰求那儿再掏点干货出来。”
“总队长，您还是让我实实在在去追凶破案吧。您说劳爷内心痛苦不痛苦，跟破案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咱们又不开心理门诊。抓住凶手才是胜利。有那个必要绕那么大的弯儿……”邵长水忐忑地申述着。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干这档子事，就不勉强你了。”赵五六有点不高兴了。
“我不是不愿意干。是瞧着那头这么些案子没突破心里干着急……”
“谁说那头的案子没突破？”赵五六拧起眉头说道，“那边已经撬开了那个肇事车司机的嘴。那司机供认，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的确还有一个人。事发前，他俩的确去路边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不少的酒。但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事发那一瞬间，到底是谁把着方向盘的了。当时他头晕得厉害，手脚发软，直反胃，还想吐……只是隐隐约约记得，那个人跟他提议过，是不是让他来替他开一会儿。但据那个司机说，他说我是老司机了，这车还是俺家自个儿贷款买来跑运输的，咋能交给别人开？就算不是自家的车，司机一般都不愿意让别人来开自己的车。他说他平时喝酒，能有一斤的量。那天，他跟那人一共没喝下一瓶去。那还是个半斤装的小瓶。那天他最多也就喝了不到三两。要放在平时，三两酒，真跟玩儿闹似的，刚把酒虫勾出来而已。但那天真不行了控制不住自个儿了……”
“那家伙是不是在酒里做了手脚？”邵长水问。
“这现在就说不好了。”赵五六说道，“据那肇事司机说兴许是因为着了点凉。他说着凉的原因是因为去小酒馆之前，那人还哄着他去歌厅唱了会儿歌。那家伙还掏钱点了两个小姐陪着玩了一阵。歌厅的KTV包间里又刚撤了火，可能就是那会儿着凉的。他说他一着凉，喝酒就爱上头。是不是就是这么出的事……他说他开这么些年车，还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在部队当兵那会儿，还是个模范驾驶员……还说可以上他原先的部队去调查……”
“尽他妈的拣好听的说了！他供出那个人的姓名住处没有？”邵长水问。
“没有……他说他压根儿就不认识那家伙。半道上拦的车，说是要去南岗泡子。一开始他不让他搭车。对方死缠硬磨，还愿意掏二十元给司机做油钱。还说请他去唱歌，吃饭……有这么好的事，他就应了……”
“完全是个圈套。”邵长水说道。
“司机才不管你啥圈套不圈套，只要给好处，谁搭车都行。”赵五六说道。
“只要能认定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确实还有另一人在，应该认为，案情就算有了一个重大突破。”邵长水说道，“从这些情况分析，这家伙应该是本地区的人。让技侦科派人根据肇事司机的口头描述，画出那家伙的人头像，发到周边地区群众中排查确认，应该能找到这家伙……”邵长水建议道。
“这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但也有个困难，据那肇事司机说，那家伙自始至终戴着个挺大的‘蛤蟆镜’，甚至跟小姐鬼混时，也没摘了那镜子。所以，凭着那样的画像，能否找到本人，真还不好说。”
“那肇事车扣下了吗？”
“当然。咋的？想去瞧瞧？”
“嗨，我把手伸那么长干吗？不在那位置，不管那闲事。”邵长水自嘲道。
这时，赵五六案头的电话响了，是劳爷的夫人朱泉英打来的，说是有个情况，不知道对破案有用没用。事发后，赵五六曾多次亲自去看望劳爷的夫人，抚慰之余，也曾对她提出，希望她能好好回忆一下，提供一些情况，以利于破案。不管哪方面的情况都行，直接、间接的，越详细越好。
放下电话，赵五六问邵长水：“这会儿有事不？要没特别大的事，跟我一块儿上泉英嫂子那儿听她说说情况，顺便也看望看望她。”邵长水自然当即应承了。
劳爷在省城熟人朋友特别多，可以说，只要他想办的事，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但他自己至今却只住着一套很老式的两居室公寓房。事发这么长时间了，泉英好像还没能从整个事件中缓过神来。“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把事情说得清楚。这段日子记忆力减退得厉害……”她凄苦地惨笑道。
“找个好大夫来替你瞧瞧？”赵五六忙提议道。
“先说事吧。说事吧……我怕说乱了，还记了几条要点……”泉英拿出一张纸，恭恭正正地放在自己面前，同时略略红起脸，向赵五六解释道。
她对赵五六和邵长水说，要不是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东林遇上了那个人，他绝对不会头脑发昏地吵吵着脱警服辞职去什么陶里根。“虽然这么些年来，东林对厅里一直没把他从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上扶正了，觉得挺委屈，对早先的处分也挺愤愤不平的，但他确实从来也没想到过要离开刑侦总队，更别说要他脱警服去调查省上的一位什么领导。说老实话，这样的事儿，搁过去，你就是拿枪顶着他脑袋，他都不会去干的。有的领导老觉得他这人心特活儿，个性特强，特不好管教。其实太不是那么回子事了。说出来也许你们都不信，他这人内心特本分，也特胆小。事情全发生在那天。那天是个星期天，而且是难得的一个能休息半天的星期天……”
……那天早晨，劳东林骑上他那辆破自行车，上菜市场采购。他这人挺讲究生活。但凡能歇个一天半天的，他都会亲自去“备料”，精心掌勺，大张旗鼓地整上一桌菜，让盘子摞盘子，大碗叠大碗，约上一帮朋友，上家来热闹一通。（这帮所谓的“朋友”，还真不一定是以往的战友或总队里的同事，大多都是社会上三教九流的哥儿们或姐儿们。他平时好结交这些人。他说，当刑警的没这样一帮朋友，真来了案子，你想上线索？难死你！）你还别说，他的“小笨鸡炖蘑菇”，“黄金饼炒辣肠”，“鲫鱼扒豆腐”，“翠嫩芽炝拌”，“手撕大马哈鱼”和“肥肠排骨烧土豆”，跟那些靠“地方特色农家菜”营生的饭店酒家做出来的，还真有一拼。在饭桌上，他自己喝得不多，吃得也不多，但他就喜欢这份热闹，也喜欢听朋友们由衷地夸他几句。他就是这么个人。老了老了，还挺招人喜欢的。
离菜市场不远，新开张了一个古玩市场。规模不小，四五百米见长。马路两旁一个紧挨一个的，摆满了卖真假古玩的地摊儿。劳爷从不玩这些东西，但他有时候喜欢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堆里走一走。也说不上个什么原因。大概还是他那个喜欢凑热闹的脾性决定的吧，他总觉得在人堆里这么挤一挤，走一走，心情特别放松。有时候看到有人花几百元，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一个灰头土脸的碗啊瓶啊小菩萨之类的玩意儿，他心中暗自替人捏一把汗，嘴里却会跟着唉呀哼哈地感慨夸赞一番。其实他真不懂古董。那天，正在那市场里游动，突然间，他看到了李敏分。他当然知道李敏分是玩古董的行家里手，赶紧上前打招呼。李敏分却一脸惊喜，颇有那种踏破铁鞋的感叹，忙把他拉到一旁，问：“你瞧见余大头了没有？他找你哩。”“余大头找我？干啥？”当时劳爷心里一愣。作为厅里的一个老同志，他当然很早就认识余达成，但即便是他还在厅里干着的时候，他俩也并没有什么公事以外的往来。再说，这个余大头离开公安厅，离开这个系统也多年了，还能有啥事要找我？他余大头以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再凭过去在公安厅的那点影响和老关系，不管办啥事儿，也用不着“屈尊”来找我劳东林啊。劳爷一边在心里犯着猜疑，一边却又不由自主地跟着李敏分走去，很快就见到了那个余大头。
余大头虽然当了一阵“亿万级的富翁”，又出国美美地镀了一回金，但那副不拘小节的“邋遢”样，却依然如故。跟劳爷见面时，他上身穿一件驼色的中式褂子，里头也就穿一件浅蓝色的纯棉衬衣；下身再穿一条深灰色裤子，黑布圆口“老头鞋”，板儿寸头，大脸盘，只是那副一向炯炯如灼的眼神，多年不见，已变得意外地平和而含蓄。还有个变化是，近来查出血糖高出标准不少，人急剧消瘦，口袋里老揣着让人从瑞士带回来的降血糖药片。余大头对劳爷说，我好长时间不敢过肉瘾了，听说中央广场西侧新开了一家“酱肘棒”店，味道还算不错，咱们上那儿坐坐，尝尝新？他亲自开车拉着劳爷去了中央广场。按情理说，怎么也应该把李敏分一块儿拉上。但人家真是按规矩办事，什么场合，该谁在场，不该谁在场，不论情面，只论规矩。李敏分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聪明人，当然懂得这里的规矩。他知道余大头今天通过他找劳爷，绝对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既然人家没邀请他，就说明这场合不该他掺和。不该掺和的事就不要去瞎掺和，这点素养，对于一个省公安厅的老工作人员来说，应该是早就具备的。所以，他把劳爷交到余大头手上，便开着车走了。
余大头带劳爷进了“酱肘棒”店二楼一个包间，要了两份那著名的“酱肘棒”，又要了一盘大拉皮，一碟凉拌萝卜皮，一瓶本地名酒“高粱烧”，两人就便戴上店家发的简易塑料手套，撕着啃着，边喝边聊。一开始也没说啥正经事，聊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就集中到那个“11．12”（副市长开枪杀人）案上去了。小包间里只有他二人。劳爷又喝了两盅白酒，便情不自禁地慷慨激昂起来。反倒是作为主人的余大头只是含蓄地笑着听着，偶尔才插上一两句话。听他那插话的用意，好像也只是为了引出劳爷心里更多的议论和牢骚。那天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但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挑明今天花这时间精力和金钱，请劳爷来搓这一顿，究竟是为了什么。劳爷回到家，喝了杯浓茶静静心，忽然觉得这里头有些蹊跷，也为自己今天说了太多的“废话”，发了太多的牢骚而生出些许悔意。自从早年受了那回处分，一向在“酒色”二字上比较谨慎的自己，今天是怎么的了？完全失态啊。而那个余大头，端着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子，又到底是在玩的哪一招呢？但仔细想想，自己也没说什么太过杠杠的话。无非就是说祝磊这么个正厅级干部，神经又没出毛病，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开枪杀人嘛，杀人偿命是对的，但总该把内幕给整清楚了再毙人家也不为晚，匆匆忙忙判，再急急忙忙地要把人家毙了，总让人觉得有点纳闷。真搞不明白，上头有些人为什么总要在一些重大关节问题上犯那么一点点傻……等等等等，这些牢骚话，全省人民都在说哩。我劳东林说两句，又怎么了？于是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安心去睡觉。几天过去了，倒也没出什么大岔，劳爷这才彻底踏实下来，却不料到某一天的傍晚时分，又接到余大头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兴安宾馆去见他。
这个兴安宾馆，地处偏僻，多数人可能都不清楚，但劳爷清楚，它跟那个“龙湾路八十八号”一样，也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不同的是，龙湾路那边，现在不是了，而兴安宾馆却依然还是。龙湾路八十八号地处市内繁华地段，而“兴安”所处的地段却比较背静，歇山式飞檐大门楼上虽然也跟一般的宾馆似的装饰着耀眼的霓虹灯招牌，但细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它并不像别的招牌似的，红黄蓝绿拼着命地闪烁，哭着喊着在招徕过往行人。它不。它就那样儿，静静地闪着一绺红光，默默地敞着大门，你爱来不来。还有一点它跟其他宾馆也不一样，就是任何人出入它的大门，都得出示住宿证。没有住宿证的，必须请你出示工作证和身份证。说到底，它那么“清高”，是因为它并不对外营业，它不指着那点外财生活。但它又告诉你，我这儿是个“宾馆”。
劳爷赶到兴安门前时，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在那儿等着他了。劳爷曾经想到过，以余大头目前的身份，或地位，到时候会有一位工作人员或秘书在大门口来接他，但没想到会是一位军人，这让他略感意外。兴安宾馆的前身是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一座“行宫”。按说它应该作为“文物”，由地方文物局接管和保护起来。其他那些有这样那样身世的建筑早就被接管了，惟有这座“行宫”它们没接得过去。因为和省安全厅经常有工作上的往来，劳爷不止一次来过这儿，对它餐厅里一位河北廊坊的大师傅做的“肉饼”，印象还特别深刻.兴安宾馆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原先那个“行宫”。它包括一个大型的宫殿式的四合院和两个带小院的侧厢房，还包括一片带假山亭阁九曲桥的水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中的。尤其是那个宫殿式的大四合院，据说大帅和小帅都曾来住过，现在已不对外开放了，只供贵宾，还得是身份不一般的贵宾参观。另一部分就是一幢新楼。说它“新”，只是相对那“行宫”而言，其实建起也快三十年了。只不过，前几年重新做了一次内装修，硬件方面的标准绝不次于地方上那些星级宾馆。而且每个房间都安了两部电话机，一部联线地方市话和国内国际长途，一部是安全系统内部的直通电话，以确保内部通话的绝对安全保密。还有一点也是它特殊的：不管进入新楼区，还是在“行宫”区，都无法使用手机。也就是说，它这儿，无线电的屏蔽功能特别的好。安全厅安全厅，就得安全嘛。
按说，那位年轻的军人应该领着劳爷向新楼走。但他却没把劳爷往那儿引，而是把他直接领到了“行宫区”内一个带侧厢房的小院里。这也让劳爷感到意外，又让他暗自兴奋。他知道，这两个带侧厢房的小院，在整个兴安，地位相当特殊和“神秘”。如果接待会议，这儿肯定只安排来自国家安全部或中央一级的领导。平日里，这儿则只安排“特殊”住客。
余大头怎么会住到这小院里了？难道他还拥有“安全”方面的背景？这当然不便深究。据他自己笑着向劳爷所做的解释是：省安全厅这两天正在这儿搞干部轮训，请他来做一次欧美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形势报告”。趁此机会，他也就在这儿休息两天。但怎么会有现役军人来做他的“扈从”呢？这一点，劳爷没有问；再问，不仅显得他劳东林有点碎嘴子，也就有点露怯了。而那位大头兄自己也没往下解释。前一阶段，他刚从美国回来时，熟人们就看到他乘坐的是一辆挂着军牌的大奥迪车，还有一位现役的军士（司机）在为他服务。没过多长时间，这辆军车和军士都不见了，又被一辆地方上的车和地方上的司机替代了。今天，劳爷又看到一位年轻的军官在他跟前走动……正常，这些事发生在“余大哥”身上，挺正常，要是没有这些非同一般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人们也许反而会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那天，余大头不再虚晃一枪，请劳爷落座，上完茶，接下来张嘴就说要“拜托”劳爷去陶里根办件事。“要你去做一次秘密调查，调查顾代省长当年在陶里根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他把“任务”交代得如此直白、简明和平淡，好像只不过让对方上菜市场买两斤鸡蛋似的，这话意，这口气，这神情，却让劳爷完全惊呆了，只能微微地虚张着嘴，呆呆地看着余大头，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和心跳。要知道，在劳爷听来，这“任务”的严重性，其实和让他去“杀个人”差不了多少。因此，这一刻，他产生的第一感觉居然是，这个余大头莫不是“吃饱了撑的”，在跟他闹着玩哩？他完全搞不懂，早已成了“著名中青年企业家”的余大头，插手这样的事，究竟在发啥神经？或者干脆就是踩到电门上了。
秘密去调查一个现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找死呢？！！
但是，环境、气氛和神情，都告诉劳爷，既没人在跟他耍着玩，也没人在这儿发神经。
“调……调查顾代省长？”他僵僵地问，舌头好像肿胀起来，嘴唇也干裂了似的，在怔怔地打量了一眼对方后，又问道，“你没吃错药吧？”
“您看呢？”大头兄淡淡一笑道。
“……”劳爷不作声了。余达成也不作声了。劳爷下意识地端起杯子，抿了两口，过了一会儿，又抿了两口，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喝啥。他还在等着这位“大头兄”突然哈哈大笑一声，然后跳起来捶他一拳说道：“哈哈，看把你吓得。跟你开玩笑的，千万别当真！”但是“大头兄”既没笑，也没跳起来，神情却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真事儿？
劳东林的心狂跳起来。
“要我去干这么一档事，啥背景？”劳爷怔怔地问。他不问别的，先问“背景”。这让余达成心中不由得暗自佩服。姜到底还是老的辣。这样的事，当然首先得把背景掂量清楚了。
“信不过我？”余大头答。
“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劳爷强作镇静，淡淡一笑道。话虽轻，理儿却重。而且不容回避。
“……”余达成只得沉默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却默默一笑道：“我著名的劳爷哎，您非得问这么多吗？”
“我更著名的余大哥哎，我能不问这么多吗？”劳爷不动声色地反问道。
“……”“余大哥”再一次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却没头没脑地冲着劳爷笑了笑，无奈地敬佩地说了句：“……你啊，果然名不虚传……”
那天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向劳爷透露这个“背景”，只是点着一支烟，把他那宽厚高大的上半身往那椅背上一靠，一边撸着自己那个板儿寸头，一边嘬着牙花子，说道：“拉倒吧，您就别死抠我那张底牌了。这么跟您说，其实我跟您一样，对我自己今天居然会来找您谈这么档子事，也感到无比诧异和惊骇，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过了今天就不想过明天的蠢劲儿了。但我还是来了。为啥？一句话：我不得不来。我不能不来。我说到这份儿上，聪明人就应该明白了我没跟您交代的、我不能跟您交代的、您又特别想知道的那张底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对不起，我不是聪明人……”
“老哥，就别跟我谦虚了。”余达成忙做了个手势，让劳爷别急着打断他的话头，“这会儿，我虽然没法跟您亮出那应该向您亮的底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这件事不管干好干坏，到最后肯定有人替你担着这份责任。绝对不会把事情都推到你个人头上去的。但有两条，我也要事先跟你说明白，一，我不会跟你立任何书面字据，来保证这一点。二，在整个过程中，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今天的谈话。否则……”
“否则又咋样？”
“否则……否则，你、我，就都不是好同志喽。”余大头半真半假地笑道，把一个特别严重的追问，淡淡地打发了。
“那……对我来说，不还是没任何保障吗？”劳爷迟疑了。
“话，我只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自己考虑吧。我肯定不能给你任何书面的东西。不是我姓余的不是东西，而是……”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而是……而是……我只能这么做。”大头掐灭手中的烟蒂，定定地看着劳爷，话说得非常坚决。在劳爷眼里，这就是能办大事的人：当事情牵涉到一些更高层次的利害关系时，他们绝对能割舍当下，着眼未来，出快刀，使猛拳，断自身和他人的一切后路。劳东林一生都在佩服这样的人，也渴望自己有可能这样去办一两件大事。他老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人生境界总还差那么一口气、一步路，总滞留在憾恨之乡，而没能跨越过去……
“……”劳爷暗自感佩着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马上对余大头的这番话做出回应。余达成也不再说话，等待了一会儿，见劳爷仍不表示态度，慢慢地又去点着一支烟，从容地说道：“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强调道：“今天我这个谈话，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强迫命令，干还是不干，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好事不找我。找我，就是这种倒霉事儿……”这时，劳爷小声地嘟哝了一句。余大头立刻笑道：“那你推荐一个，全公安厅上下，还有谁比你更合适的？”“干吗光公安厅啊，全省那么些人哩。”劳爷“冤屈”地又嘟哝了一句。“全省？行。你挑。谁？我们还就想找一个比您强的人哩。在哪儿呢？”余大头做出一副十分宽容的样子，大度地笑道，趁势使了一下“激将法”。而且在这里还特地用了个“我们”，暗示他此举绝非“个人行为”。
劳爷当然敏感到，余大头背后是“另有高人”的。他同时意识到这个“高人”很可能就是那个老书记。他做这样的猜测，有两个理由：一，如果是别的高层领导，为什么一定要调动这个余达成出面来做工作？这种事，政治上非常敏感，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犯忌”，绝对出不得半点差错；因此是只能找自己的“心腹者”去做的。二，劳爷早就听说，最早发现和提拔顾立源的，就是这个老书记。当时的陶里根还只是一个小破县，由于地处中苏边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边界上摩擦不断，战事频仍，县城里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说它是个县城，细论其规模和面貌，还真赶不上内地的一个乡镇。一两条破旧的大街，几家冷冷清清的商店和不那么景气的饭馆。江边上几十艘同样破旧的渔船对峙着江对岸那高耸的钢架瞭望塔和来回穿梭的巡逻炮艇。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那会儿的顾立源也还只是县政府办公室三个副主任中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任。一个毕业后“很不幸”地被分回家乡来谋生的大学生。当地县工商联机关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小儿子。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那些事情，可以说，顾代省长的前程并不会比他的父亲好到哪儿去。很可能就会像他无数的前辈一样，窝在这样一个小破县城里终其一生。后来他幸运地遭遇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大事，是跟全中国十来亿人一起遭遇的，那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件事似乎是“小事”，但对他个人来说，又是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春风吹绿边疆大地”，一位中央主要领导来这里视察——在此以前，除了军方三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为部署自卫反击战役到陶里根县城里来住过一阵，此地还没有来过更大的领导人。那位中央主要领导，在众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在江边走了一圈，指着依然冷清和破旧的陶里根，非常感慨地对陪同视察的省市领导说，南边我们能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深圳，北边为什么就不能把一个小县城变成另一个深圳？你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步子能不能再迈得大一点？当时主陪的就是那个老书记。他那会儿还在位。他忙答道，当然可以，就是希望中央能给我们一点政策。“政策，只要有利于改革开放，当然可以考虑的嘛。你们要什么政策？啊？”这位以爽快、豪放和激情洋溢著称的中央主要领导回过头来问老书记。老书记虽然还是比较了解这位中央领导的，但那天还是没想到会如此泼辣爽快，当即就要跟他探讨，中央给些什么政策，就能加快陶里根的变革。一个统率全国大局的中央主要领导，这一刻在关心陶里根的前途，愿意给这么一个小破县一点政策，以利于它的发展，这可是千载万载都难逢的机会啊。当然，他也可以说一些官话套话来搪塞，但官话套话是只能应付场面，却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这时候如果只说些官话套话，恐怕不仅起不到实际作用，还会引起这位中央主要领导的极大反感，让他感到当地官员平庸无能。但到底要一个什么政策呢？不仅是老书记，就是陪同视察的所有的同志，事先都没做准备啊。事先没人说中央领导在视察时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啊。再说，作为高纬度地区一个工业大省的一把手，老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里的同志正为全省那么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忧虑着，操心着。这些大企业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骄子，为共和国的起步壮大造血输氧提气。但现在，它们几乎无一不面临困境，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困境逼得这些“封疆大吏”，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所以，他们一时间确实还顾不上陶里根这样的“小县城”，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思考适合这个边境小县的发展思路和特殊政策。为此，面对中央主要领导的“询问”、“追索”，老书记语塞。在场所有的大小官员也都不知所措，只知屏息静气地等待。现场气氛陡然有些紧张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位一直在最后一排站着的年轻人，赶紧拿起一把太阳伞往前凑到中央领导跟前，一边说：“总书记，太阳光太毒了，用伞给您挡着点吧。”一边却借此机会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中央领导的视线，同时把一张小纸条悄悄塞到了老书记手里。老书记打开纸条很快扫了一眼，只见小纸条上写着三个字：“边贸权”。啊。这一点提醒得好啊。建国几十年，外贸和边贸权都是严格控制在中央手里的。外贸权和边贸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保持和保证国家高度集中统一所必须严格掌握的权力。二权高度控制在中央手里，多年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去怀疑和挑战这个权力和政策。但是，陶里根地处边境，如果在边贸问题上给它以一定的自由度，这不就等于给它的前行增添了一副鹰的翅膀和豹子的腿脚了吗？啊，这小伙子有头脑，有魄力。老书记几乎是怀着感激和无比赏识的心情快速地去打量了一眼这个给他递纸条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顾立源……
……陶里根就是这样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两个多月后，一艘满载着陶里根特产水果的铁壳船，从对岸虽然地广土肥人烟稀少、但水果仍然紧缺的兄弟邻邦处换来了满满一船我们这边紧缺的化肥。哈哈，一船水果居然换来一船化肥！赚啦！！消息传开，不异于平地一声“春雷”，成千上万个商人、菜农、果农、摊主和曾经不是商人不是菜农不是果农更不是摊主的中国人学成了商人菜农果农摊主，纷纷涌向陶里根，涌向对岸……陶里根迅速扩大、膨胀。数以十计、百计的建筑工程队开进这个县城。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数十、数百年的老街老房消失了。市区以每年一平方公里、两平方公里、三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四周蔓延。“陶里根神话”和“深圳速度”一样，在那些年里深深陶醉了、也滋润着千千万万颗盼望变革、期待淘金的中国心……
在陶里根撤县建市时，省委常委讨论陶里根市市长人选，发生了一些争论。老书记拍着桌子说：“争啥争？争啥争？这市长就是那个小顾了。”从那以后，老书记一直特别关注顾立源。也可以这么说，顾立源以超寻常的速度，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从一个县机关的副科长变成了代省长，除了他个人的努力以外，跟这位老书记对他的特别“关注”是绝对分不开的。因此你可以设想，老书记一旦听说了这位已然进入省委领导班子的“后起之秀”涉及了什么重大案子，他能不焦心？能不采取特别措施去把事情先整个明白？然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挽回影响，弥补损失。要知道，虽然他已经完全退下来了，但他一旦真的要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的声音和要求还是可以“直达天听”的。而在顾立源的问题上，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这个省的六七千万老百姓负责，也要在政治上，对自己这问心无愧的一生负责……他必须知道，这个“小顾”，十多年来到底出了问题没有？但在闹清问题的实质前，他不便公开去做些什么，也不便去说些什么。但大树临风，不动也威嘛。
于是，他很有可能，委托自己过去的秘书暗中来操办一下这件事。
既然有这样的大背景，干不干？
劳爷问自己。最后他下了决心。
说到底，他仍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点‘不安分’，害苦了他一生，也害他最后死在人家的车轮底下……”泉英说到最后，止不住地又哽咽起来。
……据赵五六和劳爷的妻子共同回忆，劳爷当时去陶里根，一开始并没辞职。余大头也没提出非要他辞了职来干这件事。这两位都人精儿似的，不会那么“傻”，一步就把他人和自己搁到死角里。劳爷最早上赵总队那儿去请假时是这么说的：陶里根有一家挺大的民营公司想在他退休后聘他做公司的保安经理，开出的年薪还算看得过去。他想先去探探虚实。赵总队说，别介，你现在就为退休以后的日子铺路搭桥，是不是也太超前了点？你劳大神探还担心退休后没人搭理？还非得上陶里根那大老远的地方刨食儿？他说，远不远的，反正多个机会多条路呗。深知他脾气的赵总队拗不过他，还真准了他的假，为了替他节省开支，还顺便让他捎了一点“公事”去办，以便他回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报销那点路费和住宿费。那一回，他在陶里根只待了四五天。没想到一回来就正式向总队提出辞职申请。
“为什么那回回来后就提出了辞职申请？”邵长水问。
“是啊，当时我特别纳闷。”赵五六答道。
“在陶里根的那四五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促使他下那么大的决心？”邵长水问。
“不清楚……”赵五六叹道。
“那……我再找人了解了解？”邵长水主动提议道。
“你不觉得这事没啥意思了？”赵五六打趣道。
“嗯……不管咋的，事情总不能办个半半拉就撂下吧？”邵长水支吾道。
听泉英嫂子讲述，包括跟寿泰求接触了那么两回，这一切在邵长水心中都激起了不小的浪花，使他开始重新认识“刑警”这个职业，重新定位一个成熟的当代男人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从劳爷身上他也开始感受到一种自己过去从来都没有把它当真的生活冲动。一种“人”的含义和活法。虽然这时，他还说不清自己突然间所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和现实价值，但有两点他是能说得清楚的：一，今天感受到的东西，是过去封闭在山沟沟里时感受不到的，应该把它看做是进城后的一次重大收获；二，目前虽然还说不清楚它，但它的确激动了自己。他确信，能激动自己的一定是个好东西。既然是个好东西，自己就有责任、有义务把它闹清楚整明白了。
他决定趁热打铁，找寿泰求和余达成再深入地谈一谈，却没料想分别都碰了壁。打电话约寿泰求，寿泰求怎么也不肯出来见邵长水了。
“那天，我们还没谈完哩。”邵长水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谈完了……谈完了……”寿泰求在电话那头这样应付道。
“您说劳爷在陶里根生活的那几个月里，一度非常痛苦，但我们今天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他为自己要去陶里根工作曾经非常兴奋过……”
“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一面之词而已。到底是痛苦，还是兴奋，还是既痛苦过，也兴奋过，还是先兴奋后痛苦，还是先痛苦后兴奋……当然以你们的调查结论为准。”
“寿总，据我们了解，劳爷去陶里根后，曾多次回省城来找您密谈……”
“你们可千万别这么说。那怎么能说是密谈呢？绝对不能说是密谈。一起随便吃顿便饭，喝喝咖啡，随意聊聊罢了。劳爷是个非常好交朋友、也非常善交朋友的人。我只是他众多朋友中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
“你们曾多次在一起聊过。”
“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寿总……”
“很对不起。最近我真的非常忙。非常非常忙。非常非常非常忙……”
余达成比寿泰求要圆滑一些，没有拒绝见面，但见面后，他的态度却显见得“更加恶劣”。他对邵长水说：“是的。我曾经找过劳东林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更多的情况，现在就不必再去说了。”“劳爷被撞死了……”邵长水提醒道。余达成坐在他那高背黑皮软垫总裁椅里，沉默了一会儿，再一次斩钉截铁地重复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请您跟我们谈谈，当时您找劳东林的具体目的和背景情况。”邵长水耐心地请求道。“我再说一遍，我的确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对不起。”余达成除了强调了“的确”二字外，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又把他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随邵长水一起去的一位男同志被余大头这个“傲慢”和“冷漠”激怒了，一下站了起来，蹙起眉头，大声说道：“余达成同志，据我们了解，劳东林同志是应您的指示辞职去了陶里根，才引发了后续一连串事情，最后导致了他的非正常死亡。您不觉得有这个责任协助我们尽快搞清真相，揪出元凶，而不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只想怎么撇清自己？”这个年轻的工作同志是省城郊区公安分局刑侦中队的一个中队长，平时大会小会都不爱说话。邵长水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居然能如此不畏“强横”，慷慨仗义。要知道，此时的余达成已是中央直属某大企业的总裁了，正经一个副省部级干部。当时邵长水本能的反应是要去拉这个年轻人一把，制止他当场发作，以免把局面搞僵了，以后再不好打交道。但最后他没去拉。没拉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年轻人起身太猛，他没来得及拉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潜意识起了作用：在潜意识中，他也觉得这个姓余的家伙如此过河拆桥，不仗义，确实有点“欠啐”，也就由着这个年轻人跟他去发作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邵长水等人立即向赵总队详细汇报了情况，没想到赵五六一改往常在听汇报时那种热情专注的态度，变得沉闷而消极，等邵长水等人说完后，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也不做任何分析和指示，只是低头默默地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其他同志都打发了，感慨似的拍了拍邵长水的肩背，站起来，一边向门外走去，一边回过头来对邵长水说道：“走啊。我请你吃夜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