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邵长水按曹楠定的时间和地点，正要赶往江边三号码头街九号院去见她的时候，却接到了赵总队的电话：“出大事了。你赶快过来，跟我一起去出现场。”赵总队要去看的现场，就是祝磊“自杀”的现场。这事当然耽误不得，邵长水赶紧顺延了跟曹楠的见面时间。等他和赵总队等一行人驱车急速赶到，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司法、检察等各方面的负责人都已经赶到了。现场位置在市局第一看守所一个窄长的天井里。市局第一看守所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的老式“监所”红砖楼，成放射状，上下三层。以管教办公室为中心，放射出五条笔直的“筒道”。每条筒道两侧，便是拘押那些犯罪嫌疑人的“监所”。一间挨一间，小铁门，大铁锁。门上留着小小的窥视孔。
这些年中央实施反腐败战略，由此落马的中高级官员一年比一年增多。这些出问题的官员经党和政府的纪检、监察部门审定，一旦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进入司法程序，在正式批捕后，都会暂时拘押在这里；等法院审理完毕，宣判有罪，定下刑期后，才会送往监狱服刑。为了便于管理，市局看守所把这些“前官员们”都集中关押在三楼的那三条筒道里。这三条筒道中，有一条是专门关押前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其余的两条筒道，一条关押中级以下的官员，另一条则是专门用来关押“死刑犯”的。有个常识性的问题可能并不为多数读者知道：犯罪分子一旦被判死刑，就留在看守所里等待最后的执行，不再往监狱送了。因此，祝磊这一年多一直被关在三楼那间被称作“C－10”的监室里，等待最高法院下达最后的死刑执行命令。那天突然接到最高院暂缓执行死刑的命令，也许是太兴奋了（？），他突然感到胸闷，左心前区剧烈疼痛，浑身乏力，脸色苍白，浑身冒冷汗，被紧急送往看守所的医护室治疗。看守所的医护室在一楼。当时有一名管教带着两名法警监护着他，往一楼走去。据当事人回忆，快要走到楼梯口时，他突然推开身旁的法警和管教，急速向筒道尽头跑去。等两名法警追赶上去，他已经纵身跃出窗外，坠下楼去。其中一名法警跑得快，还拉了他一把，叫了声：“祝副市长，你别这样……”但还是没拉住。
由于大伙一开始就没往“他杀”上想这件事，现场保护得并不好。揭开覆盖尸体的床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撞击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祝磊跃出的那个窗口的下方，恰好有一块大石头，祝磊掉下来以后，他的头就撞到这块大石头上。后来的尸检报告也证实，造成祝磊死亡的惟一原因，就是头部的这个撞击伤。
事情似乎是很清楚的。所有到场的领导在认真听取了事发现场几个当事人的陈述后，又根据尸体检验结果，一致都认定造成祝磊死亡的原因为“自杀”。
可是，祝磊早不自杀，晚不自杀，为什么偏偏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对他的死刑下达了暂缓执行的命令后，才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你不结束我的生命，那就让我自己来结束它吧。难道他那么盼望死？如果他认为自己罪该万死，又非常想死，为什么当时对死刑判决还提出了上诉？他上诉，就说明他觉得自己罪不该死，至少说明他还不想死。他既然认为自己不该死也不想死，为什么偏偏要在最高院给他一线生机时，却又突然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完全不符合常情和常理啊。
当然，如果不是自杀，又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正常死亡（如病故等），就只能是他杀了。如果真的定为他杀，这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他杀就得有凶手，就得有杀人动机，就得是有人从窗口把他推下楼去的。谁会是这个“凶手”呢？他（他们）为什么要杀害祝磊？事发现场除了祝磊，只有三个人：两个年轻的法警和一位从基层派出所调来看守所已经工作了五年的中年管教。三名司法人员集体“谋杀”一名死刑犯，可能吗？他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干？这……这……这如果不是天方夜谭，也绝对是荒谬之极的旷古奇闻……
……回省厅的路上，车里一片静寂。所有人都被涌上心头的这些个疑团窒息住了。回到办公室，赵总队也没像往常那样，立即召集所有去看现场的同志坐下来好好地研究分析一下案情。既然领导们都已经认定祝磊的死亡是“自杀”，还用得着刑侦总队再去“研究分析”吗？但他还是把邵长水留了下来。
“你怎么看这件事？”他问邵长水。“嗯……”邵长水犹豫了一下。
“别跟我‘嗯’。照直说。”“很难说。”
“啥叫‘很难说’？你不认为祝磊是自杀的吗？”
“总队长，咱们都处理过那么些命案了。您说，祝磊在这个时候‘自杀’，说得过去吗？”
“……”赵五六沉吟了一会儿，突然从记事本里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纸条放在邵长水面前。
“啥玩意儿？”邵长水问。“你瞧瞧呗。”赵五六不动声色地说道。
邵长水展开纸条。只见纸条上没头没脑地只写着这样一句话：“石头是事发头天晚上才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去的”。
“有意思……”邵长水仔细地研读了两遍纸条上的那句话，又翻过来倒过去的，查看了一下这纸条纸张的大小、质料、样式，问道，“这是谁给您的？”
“有人偷偷地夹在我记事本里的。”赵五六答道。
“夹在您记事本里？”
“看完现场，我们不是全都去了看守所那个会议室喝茶休息吗？当时我抽空上了趟厕所。因为瞧着会议室里全都是我们自己人，我就把背包、记事本什么的全撂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了。等我上完厕所回来，发现记事本里夹着这么张纸条。”
“他啥意思？那块石头是事发前被人有意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去的，整个事件是有预谋的……”邵长水分析道。
“三个司法干警联手谋杀一个死刑犯，你觉得可能吗？”
“……的确有点玄。”
“就算有人在事发前搬动过这块石头，那搬石头的动机和起因多了去了，比如，有人在那儿干活儿累了，搬块石头过来坐会儿歇歇，没想到第二天让祝磊碰了个头彩。不一定非得是一种杀人的预谋，安排好了就是让祝磊的脑袋往上砸的。”
“是的，各种可能都存在……应该赶快找到这个写纸条的人。这个人应该不难找。他首先应该是看守所内部的人。不是看守所内部的，不可能对石头的位置发表看法。他又应该是那一会儿能进入会议室的。进入不了会议室，也不可能在那儿把纸条塞到您的记事本里。而当时，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是太多，应该不难查。”
“……”赵五六不作声了，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收起那张纸条，告诫邵长水道，“这件事，暂且不要对外声张。一切都等我向袁厅长和焦副厅长汇报完了再说。咱们再看看厅领导的意思。”
“那当然。那当然。”邵长水忙答应，然后他又说，“这件事还有一个地方有点蹊跷。我是今天一早回到省城就知道祝磊出事了，当时天还没怎么大亮。那么，祝磊真正出事的时间要比这还要早。但通知我们去看现场，都是什么时间了？中午以后了。中间隔了多少小时？！事情发生在看守所。都是懂法的人。按要求，发生这么大一件事，必须立即报警，保护好现场，并通知刑侦部门尽快派人勘查现场和确定死因。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通知我们去看现场？而且现场破坏得那么厉害。那天井里人来人往，光乱七八糟的脚印就踩了六七十个。这些都很难解释得通。”邵长水一口气说下来，见赵总队只是怔怔地听着，不作任何反应，又坐了一会儿，见总队长还是闷坐着不作声，知道自己该走了。
在往外走的时候，他也曾犹豫过，要不要把曹楠对李敏分的“怀疑”和自己手上还拿着劳爷留下的那两件东西，一并向赵总队报告了。但犹豫的结果，他决定暂时不报告。他想，自己刚到省厅，还没定岗定职，因此，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守两个原则，一个是“十分把握”的原则。凡事没有十分的把握，宁可暂时先不做。比如，曹楠和李敏分，到底是咋回子事？还没完全闹清楚嘛。别说十分，连一分把握都没有嘛。没把握，就先不要去乱说乱汇报。尤其像牵涉到李敏分这样一类在整个公安厅里都要算是“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更得谨慎。第二个就是“留有余地”的原则。凡事都要做得留有余地。这个“余地”，就是利于“自我保护”。劳爷的那两件东西，早上汇报时忘了交，这会儿再交，总得有个好的说辞。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领导上要不跟你计较，它也就不算个事儿；但一旦要正经计较起来，也可以据此闹你一个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既然已如此了，暂且还是别做得太仓促了。但他还是顺便跟赵五六报告了一下，他要去看望一个叫曹楠的女孩，向她了解一点情况。这样轻描淡写地报告一下，也为日后万一需要将这件事认真做什么汇报时，埋下一个伏笔。
码头街几十年前是这座省城有数的几个“繁华”、“热闹”去处之一。那年月，既没有空中交通那一说，陆路交通也非常落后，仅有的那种烧木柴的汽车，数量少，质量差，完全不敷使用。惟有水运较为发达。因此，码头，就成了南来北往、人货交流的重要枢纽。俗话说，汽笛一响，黄金万两；篙橹一动，就娶新娘。这儿当年是富商巨贾、恶霸行帮、军警宪特、小偷流氓、戏馆妓院、说书看相和苍蝇老鼠狗貔豺狼云集的地方。三号码头街是当年来自徐州的一个富商耗巨资盖起的一条住宅街，只租不卖。一条街上盖了二十来个院子，每个院子都跟北京的四合院似的，用几幢房子围起一个封闭的院落。但它跟那古老的四合院又不同，它包围院落的不是青砖平房，而是砖木混砌的三层楼房。这二十来个院子历经世纪风雨，幸存的不多了。九号院，便是既侥幸又不幸能留存至今的少数几个院子中的一个。说它“侥幸”，是因为不管怎么的，它被保留下来了。它“长寿”，七八十年来有幸亲历时代变迁风云，作为时代的象征，历史的见证，它至今享受着这个城市里多数人的尊敬和关切。几年前，大院门口还被挂上了市级文物保护牌子，经常会有一些中小学的学生和外地游客在老师和导游的带领下，上这儿来参观寻访。说它“不幸”，它毕竟是作为“旧社会”的象征而存留的。“伤痕”累累，老态尽现，生活设施极其落后。冬天，楼上住户的生活废水通过他们自己安装的二三十米长的塑胶管子，直接排往院子中央的地沟里，常常在院子里积起一个个巨大的黄褐色的冰砣子，和堆积在廊檐下那一个个黑色煤堆，形成叹为观止的景象。一到夏天，不可免的遭遇就是气味难闻。这里的住户当然强烈要求拆迁这样的院落，多次联名上书市府和省府。他们希望，即便为留做“教育基地”用，最起码，旅游局、文物局和教育局一起掏点钱出来，改善一下这儿的生活设施，以便住户们能在这儿安心地住下去，充当“旧社会”的模特儿。这件事已经引起市里各级领导的关注，但也挺让他们为难。主管领导说，这条街的状况，是一定要改善的。但市政建设资金有限。当前市政建设的面铺得又比较宽。要照顾的重点又比较多。完全要由国家掏钱来修缮改建它，确实困难重重。这条街的问题研究过多次，都以不了了之而了之。好在这些老房子目前还能住人，还能凑合。至于今后怎么个改，何时改，就只能等慎重考虑研究出个结果来再说……况且，有关领导并没有要求这些住户非得留住在这儿发挥什么示范教育作用。房子空关着，一样能充当“教育样板”。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很明白的。
一部分住户便搬走了。现在新房多的是，只要你兜里掏得出人民币。但并非所有的住户兜里都掏得出那么些人民币的。应该说，大部分住户还是买不起新房的，尤其买不起市区繁华地段新建的那些楼盘。
曹楠住三楼。实事求是地说，她至今还住在这儿，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人民币”问题。
邵长水通过一段搭建在户外的木楼梯，颤颤巍巍地上了三楼。这段木楼梯好几个柱脚都有些歪斜，分别都绑上了或支撑着加固的木条。楼梯板早已朽蚀发黑，也都开裂了。三楼的廊檐下堆满了各家各户淘汰出来的旧东西。这些旧东西，卖又卖不出个好价钱，今后恐怕也不会再去使用它们了，连送人大概都不大会有谁愿意接受了，但那些户主却仍然不舍得扔，都用旧席子破毯子将它们包着裹着，也就是堆放在廊檐下蒙尘而已。
曹楠的住房在三楼右侧最后第二间。门上果然如她在电话里强调过的那样，挂着一块非常干净的白布帘子。白布帘子一角粘着一个时下流行的日本卡通“流氓兔”彩贴。屋里收拾得十分干净。从种种陈设和装饰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女孩的“单身”住处，必不可少地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一开始邵长水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曹楠的住处。因为曹楠平时给他的印象是，“气质不凡”，穿着也比较“得体和高贵”，似不该住在这样一种“贫民窟”里似的。坐下后，他略略地打量了一眼屋内陈设，微笑着，略带一点诧异的口吻问道：“你咋就整了这么个住处？”大概已经不止一次经受这样的质疑了，曹楠都有点不屑于认真去回答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回答道：“是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这能有啥问题？”邵长水忙笑道。后来他才知道，两年前，城（市）改（造），曹楠家遭遇拆迁。全家都挤到亲戚那儿去暂且过渡。她一个大姑娘见天在人家里吃住，既不方便，也不自在。那时，“劳叔”还没离开省厅，得知这情况后，动用了点关系，又请房管所的头头吃了顿饭，可能还给人家许了什么愿办了些什么事，她就不太清楚了；最后给她在这儿整了这么间房，应该说救了大急。再怎么说，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空间，总比跟亲戚家的大男大女们挤在一起强。她当时只想临时凑合一下的。后来，全家回迁新房，得到一个两室两厅的单元套。新房虽说比她们家原先在大杂院住的那两小间平房宽敞多了，也亮堂多了，厨卫设施也周全多了，但毕竟还是得跟妹妹住一个屋。她绝不是嫌弃妹妹和父母，但毕竟已是二十大几的人了，真的非常想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非常希望每天能有那么几个小时，每星期能有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完全归自己支配。她知道，人是不可以完全只属于自己的，但完全不能属于自己的日子，的确也难以忍受。于是，她说服了家人，允许她在新家和码头街这两头轮流住着，来回跑着。她清楚，在省城，无数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子都还不可能独自享用这么一个“生活空间”。而自己一开始独立生活，就能找到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虽然区图书馆的月收入有点儿少），又能拥有这么一个“独自享用的生活空间”（虽然老旧得不成个样子），但她真的已经挺知足的了。
自称了解曹楠的人，都说她生活上容易满足，人际交往上绝不惹是生非，秉性恬淡兼容，趣味习性高雅平和。有时还稍稍显得有一点孤僻，有一点忧郁。这倒反而给她增加了一份“旧时邻家女”的可人疼惜处。但这些说法其实是很片面和很主观的。你要是真的有可能往深处去“阅读”她，交往她，你大概就不会只得出如此浅近，又如此一厢情愿的结论了，你就会知道这女孩绝对不像你们平时看到的那样恬淡自适。她的内心、她的个性和作为，都远比一般人所能感觉到的要复杂和强烈得多，而且还应该说是复杂强烈得“多得多得多”。这女孩的与众不同处在于，她并不在乎自己住得怎么样（虽然她很会装饰自己的房间），她也不在乎自己穿成个啥样（虽然她总能淘买到比较便宜的最新时装），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她（偏偏不管走到哪儿，她都比较吸引人的眼球）。说她“我行我素”，许多时候她却又显得特别老实听话；说她“老实听话”，却冷不丁地总能干出一些让你大跌眼镜、连连跺脚，甚至“痛不欲生”的事情来。界定她，最准确的词语是，“说不准摸不透”。这是她的妈妈和她中学时代的班主任积多年的“痛苦”与“骄傲”得出的惟一结论。
邵长水敲开房门时，曹楠显然还在为他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准备。她显然没料到他能来得这么快。她好像在屋里匆忙地撤走一些陈设，又挪动一些陈设。这是她一贯的“手段”和“伎俩”：接待不同的客人，或不同时期接待同一个客人，她总会刻意地要挪动和改变一下房间里的陈设。即便不为客人，只为自己，过上一段时间，她也会去挪动和改变的。丁零当啷地折腾到半夜，折腾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往地板上一躺。她喜欢给自己创造惊喜和新鲜感。一个花瓶在同一个地方，她绝对不会让它安安生生待上一个星期。一年下来，这只花瓶能在她房间里整个儿“游”上好几圈。她总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最佳结合点，临界点。对于她的这个“特色”，她妈和她那位中学时期的班主任是有分歧的。这也是她俩在她的问题上表示出来的惟一的分歧。她妈认为，她的这种不稳定性将使她痛苦一生。班主任却认为，也许会很痛苦，但却使她有可能走向成功。“成功？谁？她？谢谢吧。”她妈苦笑着摇了摇头。
邵长水一眼就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角落是专门陈放书的。书架做得非常别致。是在一根立轴上装了许多块可以推拉移动的搁板。搁板和立轴都油成了深棕色，并显露着原木拙朴粗犷的木纹。每一块搁板上陈放的是不同类别的书，或是不同用途的书。比如，有一块搁板上放的全是动物学方面的书。另一块搁板上放的则是她一个好朋友所需要的文字资料。那个好朋友怀孕了，快要生了。于是她收集了许多关于坐月子的、关于育婴的、关于早期开发幼儿智力的、关于妇婴卫生的、关于催奶和退奶的小窍门的……书籍和剪报，以备“咨询”。（这大概跟她常年在图书馆工作养成的习惯有关。）但有两块板上放的却全是公安和司法方面的书。刚走进房间时，他还看到她床头放着一本刚看了一半的书。没容他细看，她就抢着去把书塞到枕头底下去了。但一晃之间，邵长水还是看到了书名上的两三个字，好像是专讲性学的。藏起书，她的脸色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应该大红起，只是略显得有一点尴尬，微笑着把枕巾重新铺整齐了，这才回身去给邵长水沏茶。这个二十多岁的丫头，偷看一点性学方面的书籍，邵长水觉得还可以理解，时代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嘛；但她为什么对公安和司法那么感兴趣，这倒让他有一点颇费思量了。
“为什么要我在汇报时对李主任有所保留？”邵长水一边继续打量着屋内的陈设，一边带着微笑、却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他微笑，是希望尽量减少“公安干警”跟人谈话时总免不了的那种居高临下的生硬感，不希望吓着了这小丫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对这个“小丫头”充满了疑虑，而且近日来这疑虑越来越大，但还是挡不住那种直觉上的好感。
曹楠没马上接邵长水的话茬，沏上茶来后，默坐了一会儿，在此期间也给她自己沏了杯茶，端在手里，慢慢地抚摸着旋转着那廉价的贴花玻璃杯，低声问道：“劳叔的后事都办妥了吗？是拉回省城来火化，还是就地火化？”
“案子查清前，根本谈不上火化的问题，更谈不上在哪儿火化。”
“那就一直在医院太平间的冷库里冻着？”
“大概吧……”
“……”她眼圈骤然红起，又沉默了。
“还是说说李主任的事吧。”邵长水催促道。
“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可疑的，手伸那么长，管那么多闲事？”曹楠试探着问。
“你说呢？你觉得自己可疑不可疑？一个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居然知道省公安厅一个刑侦人员的动向，不仅知道我去了陶里根，还知道我哪天会赶回来汇报，还在去汇报的路上拦截了我，向我发出那样一种严重的警告……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人？你到底跟我们公安厅内部的哪些人有过来往？你为什么要掺和这种不该你来掺和的事？”邵长水正襟危坐地发出一连串问题。
“审讯我呢？”曹楠抬起头，轻轻地反问。
“你觉得这就像审讯了？你见过真正的审讯吗？”
“……”曹楠低下头去，又不作声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邵长水再一次催促道。
“……劳叔没跟您说过什么吗？”过了一回，曹楠这么回答道，提到“劳叔”，她的眼眶立刻湿润了，语调也马上沉降下来，甚至不由自主地哽咽了一下。
“……他应该跟我说些啥？”邵长水追问道，口气渐趋严厉。
“……他没跟您谈过李主任，也没谈过别的什么吗？”曹楠脸颊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惶惶地反问道。
“他应该告诉我一些什么？他又跟你说了些什么？”邵长水逼问。
“那天，他告诉我……他出事了……”
“他出事后还给你打过电话？”邵长水一惊。
“是的……”曹楠说着，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他咋说？”
“他说他出事了。可能不行了……他说李主任这人看问题比较片面，让我今后在跟他的接触中一定要多加留意。”
“是谁告诉你，我今天一早会去找李主任汇报的？”
“……”曹楠又不作声了。显然这个问题可能点到了某个要害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说道，“……是李主任自己告诉我的。”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事？”
“因为……因为……”
“因为个啥？”
“因为本来约好今天早上我要去他那儿看他的。他说，让我改期，因为您要去，还有赵总队长和其他一些领导都要去他那儿听汇报……”
“劳爷为什么让你对李主任要多加留意？”
“当时在电话里他没细说。当时那个情况，他也不可能细说。”
“那他也没让你来劝阻我啊。”
“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他真不行了，今后有什么事，尽可以跟您多交流。他说您是个好同志。当时他已经说得非常吃力了，然后又说了一句。他说，小楠，看样子，我是真的不行了……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到这里，曹楠忍不住大声呜咽起来。
“关于李主任，在此之前，他还跟你说过些什么？”
“……”她抬起头怔怔地想了想，刚要回答，外头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显然是曹楠熟悉的。听到脚步声一下下逼近，她脸色立即变得惊慌起来。
“是李……李主任……李敏分……”她呆愣住了，忙转过头去告诉邵长水。
“他怎么来了？你也约了他？”邵长水也愣怔了一下，问道。
“没……没有……”曹楠慌慌地答道。
“那他怎么来了？”邵长水问。
“最好别让他瞧见你来我这儿了……”曹楠慌忙擦去脸上的泪痕，又从床头的一个粉盒里取出一个粉扑，轻淡地补了补妆，拿起那个白色的小皮包，一边向门外走，一边吩咐邵长水道，“一会儿，等我把他引开后，您再走。”又急急地问，“您的车没停在院门口吧？”听到邵长水回答她：“车停在马路对面那个洗浴中心门前了。”忙说：“那好。那好。”这时李敏分差不多已经快走到三楼的楼梯口了。只听到她匆匆迎住李敏分，并在楼梯口跟他说了几句什么，便引着他往楼下去了。
邵长水回到省厅，又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再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妻子和孩子都睡下了。在过厅里稍歇了会儿，等妻子那边再度发出间歇性的低微鼾声，便悄悄从壁柜自己专用的那个抽屉里取出劳爷的那两件东西。
回来后，他还一直没捞到工夫仔细琢磨过这两个“宝”。他把它们存放在一个香樟木雕的小首饰匣里。这雕花木匣还有一点小小的来历。它是省警校附近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个女学生送的。去年，警校和这个艺专搞“军民共建”，邵长水被派去为艺专高年级的学生讲司法常识课。邵长水是个“侦破能手”，但口才并不好，攒了一肚子的侦破故事，总也讲不生动。但不管他怎么讲，总有那么一个女生，老是听得那么专注，课前课后还老主动地帮着擦黑板、灌暖瓶……十节司法常识课讲完后，他的“共建”任务就算告一段落。回警校后的某一天，传达室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人给邵教官送来一小包东西。邵长水问，是谁送的。传达室的教工说那人放下东西就走了，没留任何话，也没留姓名，看模样是个女学生，但肯定不是咱警校的学员。邵长水打开那小包看，里边包着的就是这个雕花小木匣。匣子里也没任何留言之类的东西。但直觉告诉他，它肯定是那个“特别专注”的女孩送的。为什么一定是她，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当然不会以此为借口再去找那个女孩。但他却出于一种异样的情感，一直挺珍视这件小东西，后来就把它收藏了起来。
小木匣上的浮雕其实并不精致。特别精致的东西会特别昂贵。那样的东西估计她也送不起。打开匣盖前，他习惯性地戴了副侦查员勘查现场时常用的手套，并且调整了室内的灯光，拿出自己那部心爱的佳能相机，准备把这两件东西都拍了，留个底。他想到，自己还是得尽快地把这两件东西交给组织上。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久地把它们扣留在自己手中。做好这一切准备后，他轻轻地掀开匣盖，一桩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木匣子里竟然空无一物。那两件东西全不见了。霎时间，他的脑袋嗡地一下炸响起来，后脊梁上立刻渗出一片冷汗。这怎么可能呢？东西是他亲手放进去的。家里的人，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从来也不会动他的东西。这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养成的习惯。它们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他呆站了一会儿，惊醒过来，忙不迭地去抽屉里翻找，甚至盲目地在整个壁柜里翻找。都找不见。再一次呆住。再去叫醒妻子，为了不至于吓住她，尽量和缓了口气，问她动过他抽屉里的东西没有？
她问，啥东西？
他说，放在一个小木匣里的东西。
她问，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子里的东西？
他脸微微一红，说，啥女式不女式的，我抽屉里就那么一个小木匣。
她说，如果你说的就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东西，那的确是有人拿走了。
他立即站起，急问，有人？谁？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随随便便让人拿走我东西？
她说，你领导来拿，我能不给？再说，当时怎么找你都找不见。打你手机，你又把手机关了。我怎么跟你说啊？
他不想跟她再胡扯八扯的了，忙问，领导来拿的？哪位领导？
她说，还能有哪位领导？要是别的领导，我也不会给啊。可你们刑侦总队的赵总队长和你们厅办公室原先的那个李主任，他们两个，我能不给？
他一愣，是他俩？
今天下午，总队长和李敏分突然上家来找邵长水。很着急的样子。说是有两件很关键的东西，要立刻从邵长水这儿取走；并且还说，要取的这两件东西跟某一起大案有关。既然跟案子有关，那就更耽误不起。妻子跟邵长水生活了这么些年，耳濡目染，也知道，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跟破案有关，它们对于这些刑警来说，肯定就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于是在问清了是两件“小东西”以后，慧芬（邵长水的妻子姓孟，名慧芬）立马想到了那个小木匣。她早就从长水的抽屉里注意到了那个“女式”的“首饰匣”；只是出于高度的信任和必要的尊重，没开口追问它的来历罢了。后来也果然从木匣里找到了那两件东西。
他们怎么知道他手里还有这两件东西？而且还知道得那么具体：是两件“小东西”？完全不可思议嘛。事发现场只有他和劳爷两人。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如果不是劳爷的“鬼魂”去告发，赵总队和李敏分怎么会知道他手里还留着劳爷的这两件“小东西”？
真出“鬼”了？
不可能嘛。
现在，领导们会怎么看待他的这种“欺瞒行为”？
在公安队伍中，下级对上级有意隐瞒重大案件的关键情节或证物，这就不仅仅是个“过错”问题，情节和后果严重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越想越胆颤儿。一时间，邵长水脑子里跟开了锅的稠粥似的，烫烫地，灼灼地，一片空白，一片昏暗，又一片粘稠，一片翻腾……
正在这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李敏分打来的。李敏分让他立马到他家里去一趟。
“立马？”邵长水忐忑地问道，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向依然漆黑一片的窗外瞟了一眼。
“立马。就这会儿。”李敏分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出所料，在李敏分家等候着他的，还有赵总队。同样不出所料，讯问是严厉的。由于深夜还没休息，身体原本就不好的李敏分，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的苍白。而黑脸膛的赵总队则神情森然肃穆。劳爷的那两件东西就在台灯旁放着。
“咋回子事？”赵总队问。
“没咋回子事。”邵长水答道。
“没咋回子事，你为什么不把它们立即交出来？！”赵总队又问。
“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信，我就啥也不说了，你们直接给处分就行了。东西我的确没在第一时间里交给领导。但绝不是故意的。确实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你早上不交，还可能是疏忽，或大意。可下午呢？晚上呢？这会儿都几点了？下午你还外出了一趟。这你怎么解释？！”李敏分反驳道。
“邵长水，据我们了解，你过去不是那种藏奸耍滑的人嘛。”赵总队说道。
“我现在也不是。”
“哈哈，你瞧他把自己说得。”
“这档子事，我的确做错了。但我确实不是故意在跟你们藏奸耍滑。”
“说实话吧。”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刚才我说了，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就直接给处分得了。”
“嗨，还挺横!处分？你以为你能逃过处分？你以为你解释清楚了，就能不处分你？告诉你，话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处分都是要给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如果发现你还在耍什么小动作的话，处分？那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处分的问题喽。”李敏分的一番话，顿时把现场气氛整得非常紧张。他这是在拿搞“对敌专案”的劲头，在跟邵长水谈话。
邵长水低下了头去，不再作声。一路上他已经想好了。这事要放在平时，肯定不至于这么严重。但偏偏牵涉到一个“代省长问题”，又发生了劳爷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这一关可能就会不怎么好过了。真是一不留神撞到枪口上了，也是倒霉蛋催的，让自己赶上了这一茬。但不管咋的，都必须过。最终哪怕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也得付。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取得领导的信任。有信任才会有谅解。有谅解，才会有“特殊政策”。要取得这种重新信任，惟一的办法就是“真诚”。彻底向领导敞开心扉，亮出“底牌”。反正已经这样了，爱咋咋的。不管怎么样，自己的确没有要跟领导唱对台戏的想法。于是他把自己从到陶里根前后，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内心感受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思想波澜，实实在在地说了一遍。
真是人说的：大机关没小事，半点儿都疏忽不得啊。
“这么说来，你是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才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的？”听完了邵长水的陈述，赵总队哑然一笑道。
“我怀疑谁，也不能怀疑您……”邵长水的脸微微一红，赶紧解释。
“言下之意，就可以怀疑我了？”李敏分冷冷一笑道。
“李主任，您这么跟我咬文嚼字，我就没活的了。”
“你留这两件东西到底想整个啥？”李敏分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哪想要整个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它们给疏忽了……”邵长水赶紧撇清。
“稀里糊涂？你是稀里糊涂的人吗？你不想整个啥，干吗要私自‘秘’下这两件东西？”李敏分死咬住不放，青白起脸一个劲儿地追问。
“如果李主任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我也就没得可说的了。反正是我错了，你们瞧着办吧。”说完，邵长水低下头去再不作声了。他觉得该说明的已经说明了，自己就不能再跟领导“顶牛”了。
“要不是我们亲自去陶里根走了那么一回，还真不知道有这两件玩意儿落到你手里了。”赵总队叹着气慢慢地说道。原来，事发后，赵总队等人随省厅主管刑侦的焦副厅长一起到陶里根去处理劳东林的后事，同时又大概齐地把事情发生过程了解了一下。陶里根人民医院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反映，事发当时，她从门外路过，无意中从虚开着的门缝中看到，浑身是血的劳爷挣扎着从一个黑色的手包里掏出一点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
“这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你说是谁？”赵总队问道。
“是我……”邵长水歉疚地点了点头说道，然后小心翼翼地问，“焦副厅长亲自查下来，得出什么结论了吗？是谋杀？还是个纯粹的交通事故？”
“结论？哪那么容易……”赵总队答道。看得出，他有些闪烁其词，不想正面回答邵长水的问题。邵长水也很知趣，就没再追问下去，默默地又等待了一会儿，见两位领导也保持着沉默，好像不是要继续再在这件事上追究和批评他了，便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我回去好好写个检查。看……还要不要在刑侦总队的全总队大会上做一次公开检讨……”
“这个，你等通知吧。”李敏分说道，“这件事我们还得向厅领导汇报哩。眼看就要开两会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会议），厅领导就怕出这样那样的事，一再关照大伙，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重大问题上千万别出什么纰漏。你也是个老公安了，应该懂得这些。”李敏分得理不饶人地叨叨着。
“那，下一步……我……”
“你先别考虑你自己的工作问题。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下一步的事，你等通知。”赵总队很干脆地说道。
邵长水的心整个儿地一凉。一震。事情怎么一下就闹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了？不至于呀。他怔怔地看了看眼前这两位领导，似乎要从他们的神情中探查出一些如此严厉的真正原因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一两分钟，李敏分又问了句：“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他怔怔地答道：“没了……”李敏分又追了句：“真没了？”他仍怔怔地答了句：“没了……”他俩就让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还没睡，还在大房间里不安地等着他。
“没事吧？”她忐忑地问道，一边赶紧给他拿来拖鞋。换了鞋，他一声不吭地往床上一倒。慧芬便在床沿边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问领导把他叫去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也不便随意说些软话来安慰，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还要起早。”过了一会儿，邵长水说了这么句话。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赶紧起身，想为邵长水打开被子。但邵长水却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坐起，直奔壁柜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柜里搜寻什么，总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里全搜索了一个遍，好像还是没找到，便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急急地问慧芬：“你到底让赵总队和李主任从家里拿走了几件东西？”
“两……两件……”慧芬结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几件？”他提高了声音再问。
“两件。就是你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全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也许有人会做秀造假，但劳爷不会。是的，现在谁也说不清劳爷这个血淋淋的判断背后到底还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更说不清他老人家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又何在。但有一点是应该能肯定的：他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两个字，一定包含着他这几个月来秘密调查所得的全部认知和切身体验。这两个血字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刑警用他一生的良知和生命勇气写成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虽然说得简单而残酷，但其内涵，和半个多世纪前牺牲在法西斯绞刑架上的那个捷克民族英雄优利乌斯·伏契克最后喊出的那一声：“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是同样的深长和沉重。邵长水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如实汇报就完全愧对这位老前辈和自己头顶着的那颗国徽。但经验告诉他，如实汇报，一定会引起各方面的震动。就像祝磊是不是自杀的一样，劳爷是不是被谋杀的，必将引发极大的争议。引发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原因，有技术层面上的，但更多、更重要的恐怕还会是政治上的。如果将来案子能查清确是谋杀，那啥事都没了，万一查不清呢（这是很可能的事。要知道，迄今为止，命案的破案率在有些省，只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那肯定会惹下大麻烦。有人就会对当初主张这事是谋杀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而最早明确说出劳爷是死于谋杀的人，就是他邵长水。
他倒不怕凶手和隐藏在这些凶手背后的策划者和指使者们恨他。警察不让这些混蛋们恨，还能叫警察？他只是担心由此会失去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作为一个老公安干警，他深知，一旦失去组织和领导的信任，那就等于政治上“毁灭”。因此，到时候，他必须拿得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谋杀”一说，不是他邵长水“居心叵测”和“哗众取宠”的发明，确系出自劳爷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一点，连劳爷都考虑到了，否则他不会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也要在他的手掌心上留下这样两个血字。留这两个血字，就是为了让邵长水拿去作证的。回到宾馆，邵长水对着这两个字，琢磨了好一阵子，因为血字在手掌心上无论如何也是持久不了的。怎么才能把这两个字留存下来呢？照相？录像？倒是可以留下这字迹的影像，但都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字确确实实是老爷子自己写的，没法证明这两个字确实是劳爷用自己的血写成的。琢磨到最后，邵长水才想到用一种透明胶片把这两个字从自己的手上“粘拓”下来。这样，不仅留下了字迹，还留下了包含着劳爷DNA成分的血痕，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己掌心的掌纹……这样，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时候，这张透明胶纸就能起到它应该能起到的那种关键作用……
但是，慧芬却不问青红皂白，把它烧掉了……
慧芬啊慧芬，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
“你……你啥时间烧掉的？”“……”
“你张嘴啊！”
“赵总队和李主任上我们家来把那两件东西取走后……”
“他们来取他们的东西，你干吗要烧我这个东西？”
“长水……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日子，外头关于劳爷的死，议论特别多，谁都明白这案子不是一般的复杂，牵扯到上层许多关系，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刑事案。咱们苦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从深山沟里调进省城，好不容易让咱两个孩子也有了个省城户口。你就是不为别的着想，只为咱这两个孩子今后的前途着想，也不能在这案子里陷得太深了……”
“我愿意往里陷吗？啊？你跟我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明白，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是由不得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情已经落到你头上了……”
“落到头上了，你可以别管那么多嘛。你非要较那个死劲儿，把所有的事都整得那么明白？在省城办案，跟过去在小县城办案不一样。在小县城，我们对付的，纯粹是一帮子地痞流氓恶棍。在省会这样的大城市里，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就可能搭上许多特别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关系也红也黑，红里带黑，黑里又可能带一点红。在这圪瘩，你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非得把所有的事都整明白，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没有一点关系，你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还能在省城这么个大地方待得下去吗？”
“你觉得我邵长水是全凭关系上来的？”
“我没这么说。”
“你没这么说！说你糊涂，说你啥也不懂，你还不服气！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为什么不能烧吗？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上留下的痕迹对我、对我们这个家、对你口口声声要保护的这两个孩子有多么重要吗？可你把它烧掉了！也不问问我就把它烧掉了。你想一想，你有多浑啊！”
随后，邵长水把这张透明胶片在今后证明自己的“清白”方面的重要性，细细分析给慧芬听了。慧芬终于不再“强词夺理”了。她开始害怕起来。她惶惶，不知所以。完全说不出任何话来了。但“沉默”毕竟不能弥补她已然造成的这个过错。邵长水一时间真不知道该怎么狠狠地“训斥”她，“数落”她，才能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气。
但，训斥也罢，数落也罢，解气也罢，不解气也罢，同样都不能再使那份已经被烧掉的“证据”重新复原了。
此刻的邵长水，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你……”他咬着牙，狠狠地瞪了慧芬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他不想再看到她了——起码在今天晚上，在自己心头的怒火还没有平息之前，他要一个人找个地方好好待一会儿。却没料，刚走了两步，就听到身后响起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慧芬一声战栗的叫喊：“你别那么性急嘛……”再回过头来看，只见慧芬手里捧着一个双耳釉下彩寿星献桃罐，脸带愧色，喘喘地看着他。
“啥意思呢？”他愣愣地问。那罐子是他们家平日存放零碎杂物的。还是结婚那会儿，她从她们家抱过来的。
慧芬见长水站住了，便慌慌地抱起罐子，向桌面上倒去。稀里哗啦，从这个大肚子的老式仿古罐子里倒出一堆东西。然后又“啪”地一声，掉出一本旧版本的“刑事侦查学”教材。一见这本“刑事侦查学”教材，邵长水心里格登了一下。因为从陶里根回来后，他就是把那张透明胶片夹在这样一本教材里的，然后才又转移到那个小镜框后头去的。不等他发问，慧芬哆嗦着双手，已经把教材翻了开来。邵长水看到，那片拓有“谋杀”两个血字的透明胶片，安然无恙地躺在那略略有一点发黄了的书页中间。他心里一激动，冲过去，一把把慧芬抱住，紧紧地搂进怀里，好大一会儿，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不住地念叨着：“你啊你，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没烧啊？那你跟我演的哪出戏呢？”
慧芬却只是不作声，好半天也没能止住身上那阵战栗，然后便伏在长水怀里，心酸地低声哭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