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党总支书记武克勤越来越理解了政治的含义。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是这样。一旦斗起来，必定十分残酷。
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被工作组中途制止了。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对全场数万人指出，这种批斗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还特别指出，要警惕阶级敌人钻到我们队伍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天晚上，工作组对全校师生宣布：下午的批判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今天上午得到可靠消息，工作组已经做出明确结论：昨天的批斗大会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武克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不高的个子，不胖的身材，加上一双平平常常的布底鞋，在房间里走动时，显不出什么分量，那是魁梧高大的男人才有的气派。她的分量就在这平平常常的走动中，她正在进行重大的思索。她站住了，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想到自己毕竟是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名震遐迩的人物，这给了她一个很有分量的自我感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分量之后，没有什么重量的脚步，尤其显出含威不露的自信来。她背着手凝视着窗外的夜景，灯光朦胧，多少显出了夜晚北清大学教职员工宿舍区的宁静，远远望去，婆娑树影的后面，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一片灯火通明，那里的大字报区一定还是人山人海，临时搭就的大字报篷早已拉起了成串的电灯，隔着很远的距离，还隐隐传来那里的嗡嗡喧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背手而立的姿态很首长气，自从一炮打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之后，自己越来越多地背手而站了，她嘲讽地笑了笑自己，将两手叉在腰上停了片刻，发现这个俯瞰夜景的姿势也是新的，就又嘲讽地露出一丝微笑。
当前的事态虽然比较严重，她却不感到太紧张，因为她多少有些有恃无恐。她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幅刚刚裱好的条幅，苍劲的笔墨写着两个字：“多思”。像是两块怪石峥嵘立在云雾中，下面的落款是“康生左手”。这是她通过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刚刚要来的墨宝。这一要墨宝的行为是最妥当的效忠。她能够从北清大学多年受校党委压制的境遇中一举翻身，成为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都和这位中央文革的顾问有关。是他派人找到她，鼓励她点燃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之火。
她坐到写字台旁再三思索后，拨通了康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和蔼的女声，一听就是曹轶欧，曹轶欧在电话中显得极为亲热。武克勤将北清大学的运动情况做了简单汇报，曹轶欧在电话中十分关照地说：“克勤同志，你直接向康生同志汇报吧，我这就叫他亲自接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康生略有些浑浊和低哑的声音。武克勤首先在电话里表达了对首长赠送条幅的感激之情，康生在电话中说：“那不过是让你多思嘛。”武克勤深知讲话不可冗长，她立刻将北清大学的运动发展做了极为简扼的汇报。康生显然很注意地问清楚了工作组对批斗大会的全部反应和决定，说道：“情况我知道了，你要稳住，要多思。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出的，中央内部有些情况我不便和你多说，毛主席还在外地，有关北清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会随时向他汇报。你还可以打电话给伯达同志，向他汇报一下有关情况，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电话打完了，武克勤久久地凝视着“多思”的条幅，苍劲的墨迹让她联想起一幅“钟馗打鬼”的年画。
她思索了好一会儿，又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在电话拨通的一瞬间她想到，自己居然有了和康生、陈伯达这些重要的上层人物直接通话的资格，真是今非昔比。陈伯达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不容易听懂，然而她照样没有漏下一个字。陈伯达的话很简单：北清大学工作组的报告已于昨天连夜送到中央，中央已经有了批示。报告他也看到了，中央的批示会对工作组和全校师生传达。陈伯达最后说：“北清大学昨天的批斗大会性质确实是严重的。”武克勤把电话放下了。如果说康生的电话给了她某种得到偏袒的安慰，陈伯达严肃谨慎甚至稍有些不耐烦的口气则让她感到前途叵测。对于中国的上层，她大多还是暧昧不清的，只能根据最有限的线索猜测和判断局势。瞎子摸象的典故不禁在心头浮起。
丈夫穿着拖鞋，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摇着蒲扇慢慢从他的房间走了过来。家里一共三口人，夫妇俩加一个女儿，住着三居室，一人一间房，成三国鼎立之势。他用蒲扇轻轻拍打着大腿，问：“给康生同志、伯达同志打过电话了？”
丈夫叫陆丈夫，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当丈夫的名字，但他此刻穿着小背心短裤衩，露着瘦骨嶙峋的细腿和胳膊，顶着一副很大的白框眼镜，尤其显出颧骨凸起两颊凹陷，毫无大丈夫气。武克勤看了看丈夫瘦得露筋的脖子和塌瘪的胸脯，稍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打过了。”陆丈夫在对面的竹椅上咯吱咯吱响地坐下了，伸展着两条瘦长腿，接着又问：“情况怎么样？”武克勤垂着眼将写字台上的书本纸张收拾了一下，说道：“不明朗。”陆丈夫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又问：“他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武克勤并不情愿说，因为丈夫是没有资格听她讲这些事的；却又不得不说，因为有些事情她除了和丈夫商谈，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多少年来，她和丈夫谈话的情绪似乎都有这种矛盾的意味。丈夫是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副教授，当一个男人在妻子的管辖下工作时，做妻子的感觉并不好。而做丈夫的这种处境，又如何会有男人的魅力？
要讲又不情愿讲的矛盾持续了两三秒钟，便随着一声慨叹结束了。她看着手中的钢笔，照章办事地将与康生、陈伯达的通话讲了一遍，显出被迫而讲的冷漠与不耐烦。屋子里沉寂了几秒钟，陆丈夫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双腿，一边把腿伸直并拢，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思索着。
他照例要克服每次与妻子对话时的自卑与不安，抬头说道：“克勤，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看见妻子冷漠的表情，陆丈夫觉得此刻要抓紧讲一些能够启发对方的深刻见解。他说：“你应该多想想法国大革命。”武克勤对这句话有了一点注意，她瞟了一眼陆丈夫，陆丈夫立刻受到一点鼓励，像抓住稻草一样接着说：“任何一场大革命，都要经过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斗争、反复变化的过程，一场大革命会有很多阶段性，这个阶段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在下个阶段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武克勤眨着眼，瞄着细长虾米似的丈夫，觉得这话貌似正确但又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
她一瞬间又生出对他的轻蔑，就好像看到一只白生生的大虾落在案板上，充其量挣扎两下，连跳一跳的力量都没有。脑子里又若有若无地闪过梦境一般的回忆。
……那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令人难堪的情景，她仰躺着，丈夫骑到她身上有那么点歇斯底里地捏她、抓她，最后把她弄疼了。她推起他的身体，不高兴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呢？”那一夜，月光透过窗纱斜照进来，床上一片白光，白光中跪立着白生生正在喘息的丈夫，瘦骨嶙峋的胸脯起伏着，脸上是又羞愧又悻恼的表情。从枕头上平视过去，还能瞄到那萎靡不振的男人标志，像是下垂的败军旗帜。陆丈夫双手抱膝坐到床上，感到月光照射下的耻辱，又挪动了一下身体，避开月光坐到床角。武克勤在一种说不清的心绪中，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和安慰对方。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丈夫在床上拙劣的表现，终于让她失去了委屈求全的耐心。她也曾想坐起身搂住丈夫的肩膀抚慰他，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隐约中有另一种情绪把她凝固在那里。她手撑着头侧躺着，看着脚边的失败男人。斜射的月光将房间分成明暗两半：她在明亮中，丈夫在黑暗中。那似乎成了神秘的象征。事后她曾多次想到，那一晚如果自己鼓起温情哄慰丈夫，或许后来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她没能那样做，她缺乏哄慰的力量。人经常处在微妙的矛盾状态中，这时一是一否的相反抉择常常只是微微可察的细小差别，而这细小差别有时却决定了其后的一切。
以后，当他们每晚并排躺在床上时，经常出现一种难堪的沉默。再后来，他们尽可能避免同时上床，总是一先一后，后上床的总是在先上床者已经入睡或者快要入睡时才上床。
光明和黑暗又将两人分开了，第一个人自然是开着灯上床，第二个人常常是闭着灯上床，在黑暗中似乎可以不惊醒先睡者而保持和平。当先睡者实在无法用伪装的熟睡避免尴尬时，他们就并排躺在那里，望着窗外的月光，或者看着黑暗的天花板，说一些国际国内的大事或者校内家中的琐碎。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合适的理由下，他们分开房间睡了。好在当初就是并在一起的两张单人床，分开很方便。很多年后，想到这段历史的变迁，武克勤还有一种联想：把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原本就埋下了一分为二的伏笔……
陆丈夫还是尽可能坚强地抓住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着：“当然，一些大革命也有从始到终都坚持胜利的人物和力量。”武克勤稍含不屑地问道：“谁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从始至终坚持胜利的人？”陆丈夫扶了一下眼镜，摸了摸凹陷的两颊，说道：“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和很多大革命一样，风云人物此起彼伏。”武克勤问：“那有没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陆丈夫说：“在中国，只有一种人物或者说只有一个人物从始至终都会胜利。”武克勤问：“谁？”
陆丈夫回答：“毛泽东。”武克勤把眼前的一摞材料拨到一边，说了一句：“那还用你说？”
陆丈夫说：“所以，你的策略就是，永远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和永远胜利的人站在一起，你就能够永远胜利。”武克勤瞟了丈夫一眼，说：“谈何容易？”陆丈夫说：“作为这个策略的派生原则就是，你要永远和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的人站在一起。”
对方的话多少引起了她的一点尊重，或者说多少淡化了她对丈夫根深蒂固的成见。多年来，她对丈夫的冷蔑不断增长，夫妻关系之所以维系下来，除了有种种环境、惯性及社会舆论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很难被他人觉察的原因，那就是陆丈夫时而还能有一些引起她注意的言论。
陆丈夫接着说道：“所以，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搞清楚谁是真正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而且是从始至终和他站在一起的。”武克勤问：“那现在的情况呢？”陆丈夫终于显出挺拔和振作来，他站起身说道：“陈伯达和康生谁离毛主席更近？还有，陈伯达、康生与中央的其他领导相比，谁离毛主席更近？”武克勤说：“现在中央是刘少奇主持工作。从运动开始以来的迹象看，康生、陈伯达当然比刘少奇离毛主席更近。至于陈伯达和康生谁离毛主席更近，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但他们俩今天在电话中的态度有差别。”陆丈夫一伸拿着蒲扇的细长手臂，指着武克勤煞有介事地说道：“凡是看得清的时候，就要最大限度地投入；凡是看不清的时候，你宁肯退在后面。”为了加重语气，他的蒲扇像把刀一样挥舞着，切割着夏日炎热的空气。他难得争到这样的好气氛，他要抓住话头，滔滔不绝地发挥下去。
今晚，他早就想过来与武克勤商谈国家大事，然而，踟躇良久，总下不了决心。及至端起茶杯硬着头皮走进武克勤房间时，武克勤的冷淡以及房间里充溢的武克勤的气息都对他有压力。顶着这些压力硬往里走，他能觉出自己瘦长身躯的贫瘠。现在，他像一只快被旱死的大虾又回到了水中，可以舒展长须挥舞一番了。他要争取为妻子出谋划策的资格与权力，他说：“你要和昨天的批斗大会尽可能保持距离。你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你已经和毛主席站到了一起，轻易不要伤了自己的老本。”武克勤脸上现出思索的神情，这让陆丈夫感到特别舒畅。他只能通过不间断的精辟论断牵引妻子的注意力，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大量地读报纸，听社论，看大字报，翻历史，他渴望成为武克勤的军师。
他正要接着讲下去，女儿陆文琳与她并不曾公开的男友江小才来了，说着嚷着就进到了武克勤的房间。看见陆丈夫坐在这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也在妈妈屋里。”
然后伸手拿过父亲手中的蒲扇，自顾自地扇了起来，另一只手用手绢擦着额头的汗。她高瘦的身材像父亲，脸庞更像母亲，至于戴眼镜这一点，她和父母都没有差别。因为激动和天热，她脸涨得通红，说道：“你们都知道工作组的决定了吧？妈妈，你得好好想一想，做出正确判断。我刚才还和江小才讨论呢，小才，说说你的看法。”
江小才个子不高，是个江西籍的男生，他和陆文琳同在北清大学哲学系读书，陆文琳二年级，江小才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本系的研究生。江小才长白脸，额头宽下巴尖的形状像葵花子。他站在陆文琳身边，因为局促，尤其显出身长腿短的特殊比例，像是屈着膝。武克勤不知道女儿怎么会看上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只知道江小才是以同一届的最高分考入北清大学的高才生。江小才很腼腆地挠了一下后脑勺，笑了笑说道：“我还要再想一想。”
陆丈夫的高谈阔论被打断虽然有些不快，但见到女儿还是感到愉快，女儿一直是缓解他在家中终日压抑的和平使者。武克勤看着比自己高出多半头的女儿，平和地问：“学校里都有什么议论和动向？”
陆文琳拉着江小才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不停地在眼镜片后面眨着眼，说道：“我觉得批判黑帮及反动学术权威，大方向肯定没错，但是带钢牌子、打人肯定不应该。”武克勤又问：“这是不是保守派的说法？”陆文琳说：“我和江小才都是造反派，我就不同意打人。钢牌子据说有二十来斤，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谁受得了？”她捅了捅身旁的江小才，说道：“李浩然教授不是心脏病发作了吗？”
武克勤与陆丈夫交换了一下目光。李浩然是哲学系的老教授，五十年代初从欧洲回来的，在国内有些名气。陆文琳又接着说：“昨天在现场，李浩然的女儿当场晕倒，还叫人踩伤了。”武克勤问：“李浩然的女儿也参加大会了？”陆文琳说：“她女儿是北清中学的学生，好像叫李黛玉。”她转头问江小才：“是吧？”江小才点头说：“是。”武克勤看看这对年轻人，没说什么。她知道，江小才是李浩然的研究生，自然熟悉李浩然家中的情况。
陆丈夫看着两个年轻人问道：“昨天没有死人吧？”陆文琳摇了摇头，说：“那倒还没听说。”陆丈夫转头对武克勤说：“那就不算什么。任何大革命都难免有些过头行为，政治家用不着有什么妇人之仁。”
他的话此刻无疑有一点分量，武克勤正陷入与康生、陈伯达通电话的恍惚回忆中，这时冷静地一笑，说道：“让革命造反派自己去总结经验教训，该谁做出牺牲，就让谁做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