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山原来跟黄以恒在县政府办是同事，省农校毕业的，不知什么原因，提为副科级秘书后就被下派到了合安县的“西伯利亚”王桥集乡，他对黄以恒很不满，郑天良的理解是可能是因为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而且自认为能力不弱，而一个上去了，一个却下来了，心中难免有些怨言，而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却必须要从大局出发，维护黄以恒的威信，春节过后，他更加明确了这一原则。
陈凤山对郑天良说：“郑主任，我比你更了解黄以恒。”郑天良对陈凤山说：“我不希望你再说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事，我们要多谋事，少谋人。”陈凤山说：“你不谋人，人要谋你。郑主任，你要不是有省委魏廷旺副书记给你谋一下人的话，你还不是在东店乡跟我一样喝得醉熏熏的。”郑天良说：“我即使在东店乡也不会像你这样不思进取，自甘沉沦。”陈凤山苦笑了笑：“郑主任，我肯定会支持你的，但我支持你就把实验区办起来了？”郑天良说：“我只要你支持就够了。”
郑天良知道陈凤山心里憋着一肚子窝囊，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当然不敢跟他摆老资格，他在朝阳公社当书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但陈凤山心里不服黄以恒是能看得出来的，而现在的黄以恒根本不需要陈凤山这类角色来评定功过是非，他是市里省里树的典型，连郑天良现在都不得不让他三分。陈凤山并不一定反对建实验区，他真正反对的是没有让他主政实验区，副县级职位是他们这些乡长书记们一生而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可这个理想却偏偏在机会来的时候又失去了，他对黄以恒过激的评价就在所难免了。
从年初六开始，郑天良就将乡政府的大小官吏们全都作为人质绑架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家在这里的回家吃饭，家不在这里的一律吃食堂，谁都不许喝酒，包括陈凤山在内，还没人敢反抗郑天良，郑天良觉得在乡镇这一级他总是能那么一呼百应如行云流水，这也许真应验了老反革命吴成业的那句话：“你只适合在乡镇当一把手。”这话究竟是说他的能耐只能在乡镇当头呢，还是说县一级的衙门根本就容不下他这样的人呢？无论往哪一方面想，都不是好兆头。不过，在这关键时期，他不愿往深处想。
吴成业是年初七到王桥集的。吴成业最初在电话里答应了郑天良的请求，可沈一飞车子开回去接他的时候，他却不愿来，他说如果设计的交易市场被否定了还不如不来，郑天良在电话里骂他道：“你这个老反革命，怎么就喜欢跟革命唱对台戏呢。你要是不来，我明天早上就赶回去吃住在你家里，只到你答应为止。”吴成业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好吧，我答应你，但一个无赖是干不成大事的。”郑天良说：“我从来没说让你来帮我干大事，不就设计一个交易市场吗，也就四五百万的盘子。”
到正月十五晚上九点多钟，前期规划已经完成，交易市场的图纸是吴成业设计，一个十字小街向四面幅射，两层青瓦白墙的带有徽派建筑特点的铺面古色古香错落有致，郑天良说：“你可千万要为我省钱哟！”话说得小心翼翼不敢得罪。吴成业说：“每个铺面除了马头墙要多花三四百块砖头外，造价比农民家建房子都要省百分之二十的钱，比黄以恒找人设计的通往省市的那条窗口道路上的农民新村造价每幢要省百分之三十五的钱。你看能给我多少奖励吧？”郑天良说晚上我奖励你吃红烧猪蹄，吴成业对陈凤山说我的智慧就值三个红烧猪蹄，陈凤山笑着不答腔，郑天良说：“不，你最少也得值四个猪蹄。”设计方案一致叫好，而平整土地的工作在初八就开始了，陈凤山动用乡农机站的推土机，又招了两百多民工，昼夜不停地奋战在工地上，因为是在乡政府边上的农田里建市场，所以也不存在拆迁的事，农户们在献出土地后，每户只要花八千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铺面，而每个铺面的造价是一万四千多块钱，其余都由政府贴了。工程建设分工已经明确，水、电、路、工程招标、质量监督、招商入住、包括建澡堂、办学校、邮局、厕所等等都已经落实到人了，郑天良总负责，主要是筹划资金到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按计划年底举行落成典礼已不成问题。所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他们有人胆大妄为地跟郑天良开玩笑说：“郑主任，你的政绩主要是靠绑架人质实现的。”郑天良并不生气，他说：“反正喝酒喝不出政绩来，小平访问日本的记录片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日本人靠玩命干出了奇迹，即使像吴成业这样的科技分子，他不玩命，就不会设计出大家都满意的图纸，也不会让他的科技知识变成生产力。”郑天良说完这句话，走到窗前听远处工地上的推土机还在轰鸣着，他对一屋子乡干部们说：“走，到食堂去，我请你们喝酒。”
夜幕下的王桥集，正在酝酿着郑天良压抑了好几年的欲望和梦想。
吴成业在离开王桥集前一天晚上跟郑天良进行了一次长谈，吴成业从来不把郑天良和黄以恒当成领导，他把他们当成是同学，从关系上说他跟郑天良更近一些，所以平时来往也多一些，但吴成业跟郑天良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今天也不例外，他坐在郑天良的单人宿舍里，手里捧着一把自带的紫砂茶壶，说：“老郑呀，你要是想干事呢，就在下面干；你要是想当官呢，就在上面干。”
郑天良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在上面干的人就不是干事的，当官跟干事在你这里就是对立的，岂有此理。”
吴成业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水，嘴角上还挂着漏出来的一滴：“当官和干事在你身上就是对立的。在上面干，既要会当官也要会干事，或者说既要会干事更要会当官，你是属于那种会干事不会当官的人，当官对你来说不仅干不成事，而且还会当不成官，失败是注定的。”
郑天良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恼火地说：“难道我现在不是既在当官又在干事吗？”
吴成业说：“假如我说你现在既不是在当官，又不是在干事呢？”
郑天良真火了：“我不听你胡说八道了，你这样的老反革命除了牢骚之外，就不能说一点好听的话，说一点安定团结的话，唯恐天下不乱。”
吴成业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下几盘象棋吧！”
郑天良跟吴成业摆上棋盘，一直杀到夜里两点半，总比分是八比七，郑天良赢了，吴成业说：“在实验区这个地方，我必须让你赢。”
郑天良说：“好像你让我赢的一样，我这是凭实力赢来的，不服，再来一盘。”
这时，沈一飞喊两位吃夜宵，食堂做了两碗骨头汤泡锅巴，郑天良吃完后还问这是谁安排的，沈一飞说黄书记要我做好服务工作，是我让食堂做的。看着眼皮发涩的沈一飞，郑天良并没说反感的话，只是说：“你赶快去睡觉吧，明天还要送吴局长回去。”沈一飞走了，郑天良望着他孤独而凄凉的背影，心里有了一丝怜悯。
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的资金只到位三百万，这比黄以恒答应的去年年底全部到位不仅晚了两个月，而且还有两百万没到齐。郑天良给黄以恒打电话要求在五百万之外再追加一百万建设投资，因为当务之急是要修好王桥集到县城的三十五公里公路，还有通往外省交界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单这一项工程就需要一百多万，如果路修不好，市场建起来也没人来经营，另外还要在三省边界的县市要提前做宣传、打广告，这也需要一大笔资金，如果资金紧张的话，郑天良建议小商品批发商城缓建，用这笔资金来完善道路交通、电网改造和自来水工程，小镇上至今还没有自来水。郑天良说起来没完没了，他在向黄以恒求援，黄以恒在电话里说：“你说的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在你是实验区的一把手，要放手把工作抓起来，有些事你可以不向我汇报，我完全信任你。资金的事我再来协调，争取尽快到位。”
郑天良放下电话的时候，想了一会儿有些惘然了，一期投入本来说好了是要提前到位的，现在还要协调，“尽快到位”还要“争取”，他想问哪一天到位，但他似乎要是这样问，就是对黄以恒的不信任，此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边远的“西伯利亚”离开黄以恒还真是无法干下去，在县里的时候怎么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呢。有一个民间传说中说，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小妾，总认为自己很漂亮，给一个有钱而没有牙齿的老爷做偏房很冤枉，同床异梦，后来有一天老爷对小妾说“你到扬州看一看琼花吧”，于是就给她带足了盘缠上路了，到了烟花三月的扬州的时候，小妾发现钱没有了，她原以为自己很漂亮，肯定人家会争着给她吃的穿的，可没人给她免费的午餐，除了进窑子当妓女，无路可走，于是小妾开始怀念那个没有牙齿的老爷来，她一身褴褛蓬头垢面地回到了老爷的怀抱，哭着说：“我再也不离开老爷了”，老爷抚摸着小妾的头说：“我没有牙齿有钱，你有漂亮的脸蛋没有钱，你做偏房一点都不亏，谁也没欺负谁，我们之间很公平。”郑天良小时候听这个传说时没任何感觉，他今天回忆起这个传说的时候有了一些感觉，但究竟是什么感觉，还是想不透彻。郑天良想问题就像他下棋一样，只能看到下一步，而一个优秀的棋手，下棋看五步。这是吴成业说的。
郑天良将到位的三百万挤出二十万来修连接县城的三十五公里路，本来要四十万，现在沿途有四个乡镇愿意动用农用拖拉机无偿运送沙石、民工无偿上路在狗啃过一样的路基上铺沙石，这样就省下了二十万。他们热烈欢呼县里拿钱修路，乡镇长们也都说还是郑县长体恤民情，可谁也不知道这是实验区的钱，县里的钱都用在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工程上了，全县除了连接省市的那条道路铺了柏油，其余都是伤痕累累，像被鞭子抽烂了脊背。郑天良还拿出了五十万先将连接外省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铺垫干土路基，等资金一到位，再铺沙石。如果路和交易市场同时完工等于也就能按时开业了，如果路不修好，交易市场建成后除了供参观用之外，毫无意义。陈凤山不同意郑天良的意见，他说：“先把市场建起来，修路的钱等黄以恒拨过来再修，不然，你到时候，一件事也做不成。”郑天良自信地说：“资金没问题，关键是我们必须要将修路和建市场同时进行，这才是有效的，我们不能干没效率的工作。晚半年开放市场，要损失多少钱。”陈凤山不跟郑天良计较，只是说了一句：“郑主任，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我只是出于好意给你提个醒。哪有实验区已经开工了，班子还不组建的？他黄以恒工作再忙，也该到这里看看，你现在虽有分工，但由于职务不明，职责也就不明，郭乡长到洪山砖瓦厂谈好了三百万块砖的价格却不敢拍板，搞得人家怀疑他是假冒的领导，问他什么职务，他说是筹委会委员，人家说不跟委员谈，要跟领导谈。我们这不是要官，而是要那些官们对我们下面的同志负责，你都是我们的头了，我们又还能有什么官呢，不就是为了方便工作嘛。”
郑天良专门到县里找黄以恒，可黄以恒却很难找到，一会在市里，一会儿又去了省里，临时约好的见面时间，他一进城，县委办却又说黄书记被市委梁书记叫去了。“五八十”一期工程今年年底建成，这是县里最关键的一年，年底的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要在合安召开，县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自从过年后就没睡过安稳觉，大家都在玩命。县委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几乎已经取消了，有什么事黄以恒电话里通气讨论，黄以恒说：“今年我们一定要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时间全部用到工作中去。”
让郑天良感到气愤的是他走后，工业区建设改由田来有副县长分管了。他问了几个常委和副县长，关于田来有的分工调整为什么不经过县长办公会，其他领导都态度很暧昧地说，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分工。从这一天起，郑天良开始慎重地考虑起了社会上的谣言，田来有虽然经常在会上被黄以恒批评，但他仍不遗余力地赤裸裸地宣传黄以恒的讲话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郑天良不能在县城久等，他要沈一飞在县城死守，只要黄以恒一回来，立即打电话让他赶回来。交易市场工地的水泥和钢材时断时续，资金不到位，工程无法按时完工。郑天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时候，头上冒出了冷汗，当他看到沿途四个乡镇老百姓在尘烟灰土中义务铺沙石，心中稍有安慰。
回到实验区，陈凤山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将帽子往桌上一掼，说：“郑主任，这他妈的没法干了！”
郑天良甩给他一支烟说：“你是骂我呢，还是骂谁呢？”
陈凤山说：“我骂黄以恒，他把钱全用在县城的面子工程上了，财政局李局长已经对我说了，砸锅卖铁先保证县城的建设，这是黄以恒定的调子，我不用问就知道你这次去县里一分钱也没要到。”
郑天良说：“实验区本来就是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之一，保证县城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并不是就让我们实验区停止建设，黄书记完全同意我们关于修路的方案和投资规划，你就给我少发一点牢骚。”
陈凤山说：“我们现在纸上谈兵，做黄粱美梦，郑主任你不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吗？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先跟你汇报一下工程情况吧，通往外省三条路的干土路基工程现在修了不到一半停下了，张庄村和柳下河村的老百姓不许施工，要把土地征用补偿费先付了才给动工，我去做说服工作，老百姓说我已经不是乡里的书记了，就不买我的账，我叫派出所去抓人，派出所说县里有过明确指示，六四以后，合安县不许出现一例警察与老百姓冲突的事。”陈凤山端起郑天良的杯子咕咕噜噜地喝了一气，“交易市场工地开工量不足百分之四十，材料跟不上，有两个建筑队已经走人了。”
郑天良坐在木头椅子上，望着窗外的树全绿了，春天已经到了，他的屋里还弥漫着阴凉的气息，他拉上陈凤山说：“走，到现场去！”
交易市场工地上，只有零零碎碎的一些人在干活，十字街只能看到一个暗示性的轮廓，砖头水泥钢材全都用完了，郑天良和陈凤山穿行在有些清冷的工地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工地上没有旗帜和标语，也没有人声鼎沸的劳动的场面，他们更像是来凭吊一处刚刚挖掘出来的遗址，春天的风漫过郑天良的头发和这片新鲜的遗址，然后将一片片尘土卷向半空。
郑天良正在揉眼睛里的灰沙，一个戴安全帽的人跑过来拽住了陈凤山的胳膊：“陈书记，你得给我把前期的钱付了。”
郑天良睁开眼睛看到戴安全帽的人一脸酱菜的颜色，戴安全帽的汉子用不信任的目光咬住陈凤山：“你说开工一个月内付百分之三十的建筑费，我都干两个月了，你一分钱也不付，我手下六十多个民工要我的命，他们说我是骗子。你现在要么是给我付钱，要么就给我一个个地去向民工解释。我不像其它工程队，只干了几天，撤走了损失不大，我都干两个多月了，两条水泥路都快铺完了，你们当领导的要讲良心。”
这个拽住陈凤山不放的人是交易市场修路的工头王富安。
陈凤山挣脱了王富安的手指着郑天良说：“这是实验区的一把手郑县长，我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我没骗你们。资金一时没周转开来，但绝不会不给钱，政府说话还能不算数，难道郑县长还能骗你吗？”
郑天良问王富安：“按百分之三十，要付你多少钱？”
王富安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块。”
郑天良说：“明天下午三点你去乡政府大院实验区财务科领钱。”
王富安有些不放心地说：“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手下的民工们还等着这些钱回家买化肥呢。”
郑天良有些恼火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郑天良跟陈凤山走远了，郑天良感觉到身后的目光如同钢针一样尖锐。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这一说真话，说假话的就只剩下我了。不过，好像财务科说食堂买米买油的钱都不够了，还是你权力大好，一锤定音，我们说话不算数，全成了骗子。”
郑天良心里有点烦：“这种时候，说这话有什么意思？难道让王富安跟你在工地上打架？是我说话不算数，我是骗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非要我跪在王富安面前承认吗？”
陈凤山看郑天良脸色难看，就骂了一句：“妈的，黄以恒是最大的骗子。”
这一次郑天良没有反驳。他想着半拉子工程的远景，心里就像塞满子碎砖断瓦和废钢筋。
沈一飞的车子在县里没回来，回来也无法开到乡下的土路上去。郑天良跟陈凤山坐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前往张庄村和柳下河村，陈凤山问驾车的派出所长钟明带没带枪，钟明说枪带了但他不敢拿出来，陈凤山说保护郑县长怕什么，钟明就说如果真出现了危及郑县长安全的事，他会掏枪来维持局面的。郑天良坐在车后说问题没那么严重。
郑天良一路上五脏六腑差点被颠得吐出来，他的鼻子里呛满了灰尘。他准备找群众谈一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工程建设，征用土地补偿金下半年保证兑现，而且每亩可以从三百六十块钱，提高到三百八十块钱。郑天良和陈凤山看到路基建设全都停了下来，眼看和外省的通道就此截断，他就像被人拦腰砍了一刀一样，身首异处。
地里的麦苗在经历一冬的严寒后，它们在春风的鼓舞下从田地里纷纷地站了起来，满眼的绿色张扬着复苏的生命和压抑后的崛起，郑天良的视线里铺满了这种旺盛的气息。
到了柳下河村，郑天良本来要找一些村民代表们来谈一谈个人与集体、小家与大家、局部和大局的关系，可几十号老百姓却不请自来了，他们将郑天良和陈凤山堵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不让进屋。钟明所长拨开人群说：“让郑主任进屋跟大家谈。”一个楞头楞脑的小伙子堵住门说：“不行，就在外面谈判，让他们这些官老爷们与农民打成一片。”钟明有些火了：“你什么态度，敢这样跟县长说话？”小伙子嘴上留一圈胡子，扬起一颗蛮横的脑袋：“怎么了，你县政府欠我们老百姓钱不给，还有理了？我们是老百姓，你能把我的扁担开除了，让我当国家干部，我马上就不要钱了。”下面一片哄笑声。
郑天良感到农民的觉悟甚至不如文革时期了，那年夏天，他们村里肥料坑发生中毒事件，老百姓都是带头往前冲，想到这，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但他必须要保持住镇静，他大声地说：“同志们，建交易市场，没有路就没有生意，有了路，大家都可以去经商，而且外省的商贩们才能把我们这里的农副产品运出去，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程，同志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补偿金下半年全部一次性兑现，而且每亩提高二十块钱。”
下面一阵起哄：“我们要现钱，不给现钱不许开工！”
人群中站出了一位歪戴帽子中年人，他走到郑天良面前，问：“你就是实验区主任？”
郑天良说：“是的！”
中年人说：“你看我穿得很破，但我不骗人，你穿得很整齐，只能说明你是一个穿着干净衣服的骗子。为什么其他几个村都给钱了，不给我们村，欺负我们这里人老实，是吗？告诉你，我们老百姓的意见是下半年每亩提高二十块钱也不干，现在我们宁愿降低十块钱一亩，来现钱，马上开工。”
陈凤山不能容忍曾是自己子民的老百姓骂郑天良是骗子，他拿出了乡党委书记的权威喝斥道：“你再敢骂人，我就将你铐起来！”
老百姓们全都吼了起来：“你这个下台干部，还敢耀武扬威，只要你敢动一下手，我们就叫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说着就围了过来，手和拳头也攥紧了，少数人还扬起了手中的铁锹，跃跃欲试。
派出所长钟明一看情况有些失控，就从怀里掏出手枪，他爬到院子里一个报废的石碾子上，将枪指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大声嚷道：“全都给我往后退，谁要是再敢胡来，我就不客气了。”
衣服很破的中年人将郑天良的袖子拽住了，并做出了扣押人质架势，“你要是敢开枪，我们就将县长扣起来！”
钟明见几个老百姓同时围住了郑天良，就对着蓝汪汪的天空开了两枪：“退回去，谁再敢碰一下县长，我就打死谁！”
下面的老百姓被刺耳的枪声吓住了。他们开始往后撤退，嘴里却喊着：“政府要对老百姓开枪了，你们是国民党！”
郑天良还没游说就被逼入了死角，而且毫无还手之力，他感到无比悲伤，这个当年被老百姓前护后拥的乡党委书记，当了几年县长后居然落到今天这种窝囊的境地。他不知道是老百姓变了，还是自己变了，抑或是世道变了。
回来的路上，郑天良批评了钟明：“老百姓不就是有点情绪吗，有必要掏枪吗？”
钟明说：“要不是六四事件，我他妈的非要铐几个关起来！”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现在不在基层干了，你不知道现在老百姓多难管，比如说计划生育、三提五统的上缴，做一万年思想政治工作也不管用，你不带枪，不搬他家具和粮食，什么工作都开展不下去。谁不想和平相处呢，实在没办法，可你们在上面的有几个知道我们基层干部的苦处呢。我是赞成对六四的处理的，中国还没到搞民主的时候。”
郑天良对陈凤山的怨言一句也听不进去，他只是觉得无比窝囊，如果资金能按时到位，哪怕追加的资金一半能得到落实，他也不会遭遇如此被动。回去后立即起草追加投入的报告，不然实验区就无法运转，不要说二期小商品城了，就连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和一个不能插花的空花瓶。
陈凤山被颠得脑袋直晃荡，他的声音在三轮摩托车上被撕裂成一些语言碎片：“你负责，搞，钱，我负责工程，今天让你来，受苦，也就是让你，知道我的，难处。有钱，我就，能搞好，工程。我，不想当骗子。当然，你也不想当骗子。那么，谁来对我们，这些不想，当骗子的人负责？”
郑天良心里乱极了，他没有理会陈凤山的话，也没有责怪他将自己放在火上烤的意思，他知道陈凤山心里的牢骚总是太多，主要是快半年了，县里不给他们明确职务，名不正言不顺地充当着伪军的角色。因为筹委会成员都是临时的，除了郑天良一个人是市委直接任命过的外。
三天后，沈一飞打电话说黄书记回来了。于是，郑天良就连晚跟陈凤山等人商量追加投入的报告，一期工程预算不足包括修路原来总共要追加二百万，现在打报告减为一百五十万，交易市场缺额部分通过铺面招租和发售从商户手里筹措一部分资金，另外再从银行贷一部分资金，然而贷款必须由县政府出面才能办到，而几家银行已经被县城的几大工程贷得鼻青脸肿，郑天良是无法贷到钱的。另外他还准备了一份实验区工程进度的提纲准备向黄以恒汇报，这时候，他才意识到，黄以恒确实是他的上级，他确实需要向黄以恒汇报，他离开黄以恒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太阳一样会渴死枯死。
当郑天良跟陈凤山等研究好了汇报提纲和追加投入的报告后，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回到宿舍，郑天良接到了黄以恒打来的电话。黄以恒在电话里说，“你就不要过来了，明天早上我准备到王桥集综合实验区去，一是去看看你，二是看看工程，三是将悬而未决的班子问题定一下，组织部余部长跟我一起去，有关班子配备我先跟你通个气，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看还是要将陈凤山和郭克林用起来，都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跟你配合也不错，拖这么长时间，主要是考验他们是否能真正地支持和配合你的工作。”
郑天良一听这话，心里不得不佩服黄以恒考虑得细致周到。在陈凤山的反复的牢骚中，郑天良嘴上没说但心里也有些觉得黄以恒确实对下面的同志不够负责任，现在才知道黄以恒是为自己考察班子，让他们在悬空时看能否支持郑天良，能否对郑天良服气，事实证明，这两个人对郑天良从人格上到工作上都是尊重和支持的，陈凤山虽然说话较冲，但郑天良定下的事，他是会不折不扣地完成的，他觉得陈凤山跟自己的脾气有点像，只是他现在是一把手，好多时候要收敛一些。所以他完全同意县里安排。
郑天良只是不清楚为什么黄以恒对这里的工作了解得如此全面，因为春节后他除了开过一次常委会后，他们就没见过面，也没汇报过具体工作，电话里黄以恒总是说对你完全放心，根本没谈到过陈郭二人的事情。他估计这可能与沈一飞有关，他觉得沈一飞实际上将这里的情况像复印机一样复印给了黄以恒，沈一飞充当的是特务的角色，但自己是在实实在在地工作，郑天良甚至愿意多一些特务将自己的辛苦和艰难能复印过去，他现在对沈一飞并没有多少反感了，他觉得沈一飞对自己态度极其谦恭而尊敬，服务得无微不至，他现在对这样的奴性的部下少了一些恶意，多了一些宽容，而且沈一飞并没有在黄以恒面前说什么坏话，他现在连关系都转到实验区来了，沈一飞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黄以恒的小车开进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的院子，是上午十点钟。郑天良见到黄以恒就像一个端着破碗流落街头的孤儿遇到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这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孤立无助，孤立无助的时候黄以恒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黄以恒下车后疾走几步上前跟郑天良紧紧握手：“老郑，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又一一跟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们握手，在握住陈凤山手的时候，黄以恒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老陈的能力不仅在于能当好一把手，而且还能当好副手。”陈凤山勉强地笑了一下，搞不懂这话是褒还是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