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拦住了还要理论的刘倩，说不如就赶紧把追悼会开了吧。刘峰一辈子谦让，他不会介意的。于是她请中年男女们退出去，我们迅速站好队，连小曼准备的悼词都来不及读了，我们三人围着遗体绕了一圈，鞠了三个躬，一帮子戴黑袖章、白花的人就来了，门口都给堵黑了。
小曼的悼词写了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了。从她手里的三张纸背面，能模糊看出一段一段的短句，像是一首诗。太饱和的感情把小曼心里长久的沉默酿成诗，一定是凄美的，暗示她几十年对他难以启齿的表白：一九七七年那个初秋，他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她爱上了他。也许还要早些，她以心相许是在那个恶暑的午后，在排练厅使人走形的镜子前，在一群男子说一个年轻女子“馊、臭”的当口，在他们不肯哪怕触摸一下她的关头，他以他的善良背叛了他们，背叛了集体，给了她那一记触摸，坚实地把一只满是热汗的手掌搭在她身上。小曼流着泪想，那是多么勇敢的背叛。她第一次为他流泪的日子，是他默默离开红楼，跟谁也没告别的早上。他死后她还用得着流泪吗？
就在我们被迫撤离灵堂的时刻，我突然想到什么，赶紧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
取景框里，我看见的画面相当肃穆，除了我献上的一个花篮和刘倩献的一个鲜花花圈，小曼到处摆满冬青树枝。冬青铺天盖地，窗子门框都绿叶婆娑。四十年前，我们的红楼四周，栽种的就是冬青，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无论冬夏，无论旱涝，绿叶子永远肥绿，像一层不掉的绿膘。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一直骑到红楼下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四月七号，成都有雾——她记得。
定稿于柏林
201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