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儿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
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
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
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她早就哭够了。
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她出院了，调到五十四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她住院时来看望她。刘峰回信也简短，为她的痊愈高兴，更为她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她，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