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北京定居之后，郝淑雯偶然打电话给我，一般在她发生喜剧悲剧的时候：股票涨了，跌了，跟老公分了，合了，再分。二流子到底不安分，赚了钱一半去赌，一半用在若干“小三”身上。郝淑雯跟他打了十年，落下二流子在北京的两套房，原本是为豢养小三置下的。她租一套住一套，不算富有，衣食无忧而已。我此刻也经历了婚姻惨败，跟父母住在一起。一天我正抱着一个大西瓜从超市出来，手机铃响了。我一手把瓜按在腰上，一手拿出手机，看到郝淑雯的名字。半年没有她的消息，我摁了一下接听键。
“告诉你个事儿，找到刘峰了。”郝淑雯说。
“哦……”太阳把停车场晒成了个巨大的饼铛，我觉得自己给煎得吱吱作响，“待会儿给你打回去……”
“不行，你每次说待会儿打回来，从来不打！”
西瓜正从我的腰往胯上滑。我站成一棵歪脖子树，听她说了几句刘峰的消息。其实，那年代那些人对于我，都是上辈子的事了。刘峰由南漂改北漂，一九九八年来北京，让他开旅游公司的侄子收容了，给雇员做饭，打扫办公室，送机票车票，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一张折叠沙发拉开，就是刘峰的床。这就是侄子管吃管住的待遇，除此之外，一个月五百元工资，上三险，那点儿钱刘峰供老妈吃饭穿衣，供女儿上学。这都是我歪抱西瓜听郝淑雯报告的。西瓜正从胯往我大腿上滚，郝淑雯建议我们叫上刘峰，聚一聚。在北京跟一个位距自己十公里的人相聚，简直是世界上最艰难最漫长的旅行。我还是答应了下来，不然西瓜就要滚到地上了。
聚会地点是郝淑雯家。日子是星期六。进了门，我看见一座佛堂设置在玄关，墙上挂了两幅唐卡，供着一盘火龙果和一盘橙子，佛龛下一边一个大花盆，栽着两棵金橘树。刚上了香，半屋子的烟，客厅里都辣眼，郝淑雯的两居室像是一座小庙。
客厅里已经先到了一个女客。居然是林丁丁。丁丁扑过来，抱着我直跺脚，撒娇，嘴里一个劲儿地“小穗子！小穗子！小穗子！”我看见伏在我肩上的头烫了满满的小卷儿，小卷儿下的头颅圆圆一个瓜瓢。丁丁落发落得只剩这七十岁的发型可选择。她的脸还是相当嫩，圆眼睛还可以问“真的呀”。我问丁丁什么时候回国的，她比画着小手，告诉我她回来三四天了，每天早晨三点准时给时差闹醒，叫我看看，她眼袋都下来了！
我跟着郝淑雯进厨房端果盘，问她是否疯了，既约了刘峰，干吗约丁丁。郝淑雯小声说，丁丁离婚了，在国外给人当了几年保姆，最后找的这份工不错，帮一个香港富豪看空房子，哪是房子，简直就是一座城堡，每层一架大三角钢琴，丁丁在里面训练爱国华人的孩子唱山歌民歌。
我们端着茶和水果刚进客厅，丁丁笑着说：“不就是说我吗？还躲厨房说！”她把脸转向我：“小穗子想知道我什么？直接问我好了！”
丁丁比过去爽快，几乎就是个泼辣女人，爱哈哈笑，嗓门儿又大又毛躁，过去珠玉般的圆润喉咙不知去了哪儿，反正有了点儿劳动人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