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小曼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刘峰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就是善良吗？他如果能够以触摸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人性，雄性，小曼当然会以身以心相许。
何小曼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九点半，刘峰同屋的两个人看完电影回来，她才告别。
当她搬着刘峰给她的那个纸壳箱下楼时，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她想对他们说的话是：你们什么东西？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
她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它们。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以及他把它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雷锋”，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每一件奖品和奖状都是在他光荣神圣上加上枷锁，为了他更加安全牢固地光荣神圣下去，别来参与我们的小无耻、小罪过，别来分享我们不无肮脏的快乐。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
第二年秋天，何小曼也离开了我们。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一九七八年国庆，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我们的芭蕾小舞剧《军马和姑娘》也就将永远谢幕。舞台坑洼不平，第一次走台Ａ角小战士就崴了脚腕，脚肿得漫说穿足尖鞋，连四十号男鞋都穿不进去，把皮帽子当鞋穿。杨老师便把何小曼顶上去。何小曼那时已是标准龙套，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充数，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她的厚赏。女分队队长郝淑雯在服装组找到了小曼。何小曼因为担任的节目少，常在服装组帮忙，总有钉纽扣、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她当兵四年，到此刻对于“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真谛彻底摸透，那就是对该你做的事马虎，对不该你做的事操劳：假如服装员跟团支部提出“何小曼常常帮着服装组补连裤袜”，那可远比舞蹈分队表扬她“何小曼练功积极，演出认真”重要得多。听到后者，团支部会认为，舞蹈队的，练功积极是本职，演出认真理所当然，有什么可表扬的。忙活别人的工作，比如帮服装员补鞋补袜之类，就会捞到分外表扬。郝淑雯向何小曼传达完杨老师的指令，何小曼说不行，她顶不了Ａ角小战士。郝淑雯以为自己听错了，平时在杨老师编导的舞蹈里，哪怕给她的角色是只狗，她都会乐颠颠地接过来演。何小曼说完，又把鼻尖凑到尼龙袜上，继续织补。我们还有待发现，小曼眼睛的精彩凝聚力得益于她的中度近视。有次在昏暗的后台，她用扫把来回扫一小块儿地方：原来她把屋顶漏进来的白色光斑当黏在地板上的化妆棉纸清扫了。
“你不想演小战士？”女分队队长这是第二次问何小曼，给她反悔的机会。小郝跟我们都认为，何小曼的白日梦都充满着这个小战士。那么出风头的一个角色，既顽皮又憨拙，非常讨观众好，每次都是掌声连着笑声，我们都恨不得削掉几公分身高去出这份风头。
“我头晕。”这是何小曼给的理由。
谁不头晕？海拔四千米，打个喷嚏都能耗尽氧气，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会轻微哮喘。每天有人流鼻血，心慌，恶心，腹泻，层出不穷的高原反应中，头晕是最舒服的一种。健美健将朱克一夜就老了，血压蹿到一百八，心跳也快快慢慢的。
“谁不头晕？”郝分队长说。
“你也头晕？”何小曼问，似乎她刚知道高原反应对每个人发生。
“废话！”郝淑雯说。
何小曼从凳子上站起来，真的晃悠一下。她的意思似乎是，既然大家都头晕，她就只好顶下小战士的光荣岗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