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实现我们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
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地勘探，能把何小曼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照片上的何小曼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后的第一个礼拜天照的，眼睛看着前方，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紧抿嘴唇，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当年时兴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何小曼是一九七三年的兵，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萧老兵了（也可以听成小老兵）。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得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四十五秒钟。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十二张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萧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儿，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两周有人就发现了问题：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熄灯号吹响，她的帽子还在头上。
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瘌痢。”
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挑开。很快发现这么玩儿可能会玩儿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木枪杵伤她，那就玩儿大了。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瘌痢，不值。
一周过去，何小曼那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只有她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我们打起她闹钟的主意来。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但口气已然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了。她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倒是干脆。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她闹钟的闹铃上到五点五十八分，比起床号早两分钟。两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
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