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也就在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扮演士兵”对我们是玩游戏，可以不练功，可以过枪瘾，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还可以在“摸哨”时当真打架摔跤。射击训练开始前，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进入，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我和刘峰入选。刘峰是志愿的，他来自野战军，不稀罕打靶，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
那年我十三岁差一个月，身高一米六一，体重三十八公斤，伫立于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我从站岗到“跳岗”，为了脚不在这三小时内生出冻疮，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此时。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苕（红薯）地里，红苕已经被起过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钟看一眼，意识到孤单、疲惫和寒冷能使五分钟变成一辈子。四点过五分，枪声完全静下来。打靶应该四点整结束。一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脚边跑过，我目光追着它，不久发现田坎下有个圆润光滑的洞。我想参观一下洞内，便趴下身，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捡了根树枝伸到洞里骚扰，一边学猫叫，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矛盾。此时“啪”的一枪，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吹了一声哑哨。打靶不是结束了吗？半分钟不到，又是“啪”的一枪。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山东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个驼背老太太。老太太显然是在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似乎挂了彩，哼唧着，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最后黑眼球没了，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刘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吓得不省人事了。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一面大声说：“太不负责任了！玩儿心那么重，像个当兵的吗？!……”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摔跤，两个腮帮上都是泪，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围上来。接下去的印象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一会儿，刘峰站累了，蹲下来，仰起脸问我：“十几？”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十三”。他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棉门帘终于打开，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我和刘峰对视一眼，是认尸吗？！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身体棒着呢，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更别说阿司匹林了。可能饿晕的，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
我们伸头一看，见老太太捧着个军用水果罐头，一勺舀两大块糖水菠萝往嘴里塞。刘峰拽拽我，我们俩赶紧钻进棉门帘。刘峰对老太太又敬礼，又道歉。老太太呼噜呼噜地吃喝，专心给自己压惊，顾不上理会我们。
急救护士轻声说我们运气好，真打着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苕了，全都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
回到我们驻地，故事更清楚了。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剩下几枪，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半自动还剩两颗子弹了，他瞄了三分钟，一弹未发，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遮住一只眼睛，再开始新一轮瞄准，有人打趣说，这一枪，不打十环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另一个嘴更损，说十环还值得这么瞄？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曾大胜跳起来，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一阵，再开始第三轮瞄准。到此时，七分钟已经过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离开了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