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地的同性恋者说：北京有些男孩子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同性恋，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的，叽叽喳喳，大呼小叫的，很讨厌，成心引人的注意。我想他们这些人就差在脑门上写上‘我是同性恋’或是举个大牌子拿个大喇叭叫了。我从不这样，我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我认识的男孩子都比较文静一些，见面不过点一下头也就罢了，很少讲话，除非快十点要回家了，我们才一起同路骑车回家。
一位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也承认：我感觉社会上的人层次低，但是很难找到层次高的，结果还得上社会上去找伴。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描述他喜欢的一个同性伴侣：他不是社会上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些人。他不让我问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的背景。
一位大学生说：我想英俊的、学问好的人都不会出来（指到社会上来），不屑来，也不敢来。可我实在烦闷时还是要去，没目的，就为散散心。
一位大学生讲到他对到社会上去的后悔心情：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当初要出去看看的想法是多么愚蠢。我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而外面的人大多数看重的只是你的身体。对于我这个毫无经验的初入道者来说，我成了随时都有可能被捕杀的羔羊。我想过一段时间稍微平静后，我要恢复原来的生活，我现在才体会到它的珍贵。
一位从不到社会上活动的同性恋者也是从重视情感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说：对于同性恋者的社交活动，我很不理解。把公厕等污脏之地当成交流感情场所，真不之感情何来？我想，那种活动大概只是纯发泄型的皮肤滥淫吧？这是最原始最低档次的方式了。另一位从不愿接受没有感情的性关系的同性恋者也说：我从刚上高中时就有了这种感觉，到现在已经12年了。我只和同学同事交朋友，不习惯在外面天天晚上等啊，碰啊。我觉得那样做挺可怜，挺可悲的。等上一个人就随便性交，年轻时还没什么，到老了不是挺可悲的吗？
一位南方X市的同性恋者在信中表明他不赞成这些社会活动的态度：近年从报上获悉北京XX、XX、XX等处有集体活动，甚为惊讶。很多人活动于厕所之中，浴室之内，不甚安妥，有辱斯文，容易引招非议。
第一节交往方式 (3)
一位留学生的说法在从不到社会上去交朋友的人们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越是有身份有层次的gay，越是不会在社会上走动。我固守的田园，还有一份中国穷酸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书呆子气。我不屑与那些人为伍。但我从来不会去指责他们，讨厌他们，他们只是与我无关而已。他们有humanrights（人权——作者注），有权选择自己的lifestyle（生活方式——作者注），就算他们的许多想法和行为由于知识水平、道德观念、眼界修养的明显局限而颇多偏差，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宽容可以采取与己无关的态度的。这是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gay以后最大的思想转变。从前我是个敢说敢恨、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人，现在我想，如果上帝和他人要克服那么大的厌恶、反感、憎恨、痛苦来原谅这个世界之上gay的存在，那我身为一个gay，又有什么不能宽待的呢。也许我的这些想法，也是一部分gay的代表吧。
由此看来，在社会上发生的活动，只是同性恋活动的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同性恋者从来不在社会上走动，或者只是偶尔到这种场所极隐秘地结识一两位朋友，绝不大事张扬。据分析，在社会上过于活跃的人所属的社会阶层或许不如那些不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人高。这一点有个很好的解释：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担心失去和能够失去的东西要多些，如个人名誉、家庭声望、优越的职业地位等。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同性恋群体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艺界和体育界。他们的身分一旦暴露，则可能失去的东西就远比一个普通工人或无业青年为多。
然而，同性恋社群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价值观：尽管属于同性恋群体的人们在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上差异悬殊，他们当中却有着一种独特的等级观与外面的世界（异性恋世界）形成对照。一位调查对象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从扫大街的到领导干部都有。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他另一句同样意思的话就比较粗了，但对这一同性恋群体中特有的平等观表达得更加酣畅淋漓，他说：脱了裤子人都一样。另一位也说：社会上的人三教九流全有，工人、农民、士兵、职员、领导全有，在这里一律平等，只要喜欢就可以玩，年龄小到十几岁，大到七十多岁，唯一不平等的是年轻的更受青睐。这些话充分表达出同性恋群体的整体意识。就像犹太人内部是有穷有富的，但对非犹太人而言，他们又成为一个整体。这里面有一点共谋意识的意味。同时，这些话又揭示出同性恋现象的本质：它本质上是一种性爱活动，人的身心是关注的主要目标，人的社会属性（家庭背景、职业、地位等）退居次要地位。
同性恋的社会交往活动有多种社会功能，首要的功能当然是提供同性恋伴侣。这些伴侣多半是一次性的，但也不排除通过这种途径结交的陌生人会在日后演变成长期固定伴侣的可能性。有人把常去鱼场的人概括为三大类：一类是纯粹来发泄性欲的，到了地方赶紧找性伴，找到做完就走人；一类是每天必到，但不一定是来发泄或发泄完也不走的，似乎有观淫癖，这种人里老人居多；第三类是结了婚的异性恋者，因为老婆不在身边临时来这里发泄的。感觉上这三种人各占三分之一。
一位同性恋者在解释为什么要到社会上去时说：因为想认识新人。社会交往活动冬天最冷时也不会中断，但夏天出来的人更多些。一位调查对象说：不少人一到冬天找个伴就不出来了，我们管这叫‘找过冬的’。另一位说：去年年底抓六害，出来的人少了。找一两个长期的就不出来了，不上大街去了。
华北X市一位同性恋者说：我自从与他分手后，现在二年多了，我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自己眼睛也特别高，一般人我不理，每周去一两次这种场所（晚上去），去一千次也看不上一个顺眼的。我每次都是一个人默默地站在一个角落里，观望来往人等。我现在还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如果再有十年找不到，那我就找十年！我有时见了儒雅一些的，就和他们聊聊天，解解闷。
去了这种地方对我影响很大，我认为有这种场所是好事，是它给了我机会认识和我一样性倾向的朋友。你们异性恋可以随便找朋友，我们也应该可以有这样的地方。
华中X市的一位同性恋者在信中说：前天上街，碰到几个X区过来的年轻人，大白天的，吓我一跳，但我还是同他们打了招呼（我认识他们但他们不认识我）。他们说，这边也有，他们特意过来玩玩。我才知道我身边就有一个点。但去了之后，我仍是没发现一个中意的。我真怕我会一辈子孤独下去。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在X市怎样找到圈子里的人，我依言而去。确实遇到不少‘朋友’，但是我也很失望，很难沟通。他们认为到那儿找朋友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刺激，我接受不了，失望而回。我想有机会到别的城市看一看，如果也这样，我就从此不到社会上去了。
到社会上陌生人中去寻找伴侣显然会冒较大的风险，为什么还是有许多同性恋者要这样做呢？一位调查做了下列解释：在单位找谁去？培养半天，结果人家不是，瞎耽误工夫。在外边找容易多了。另一位回忆道：我在X市工作那几年间，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我们单位的同事，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羽毛球。我向他表示多次，他一开始根本不懂，后来懂了，但生理上心理上都不能接受，实在受不了。我们直到现在还经常通信，他到比京出差时会来看我。那段时间我很痛苦了一阵。
同性恋社会交往的第二个功能是传播和交流信息，消除孤独感，感受群体气氛。一位调查对象说：各种消息传得很快，谁被抓，谁被打，怎么打的，很快就全都知道了。天津抓了人，三天之后北京就知道了。一位调查对象告诉我们，他要到社会上去是为了了解社会上同性恋圈内发生的事。一段时间不去，就有落伍之感。比方说，又有什么人出来，又有什么事发生，要不到社会上去就会不知道。他想知道甲长得很漂亮，乙已经发胖了，丙得了性病，丁出国去和同性恋伴侣结婚等等零七八碎的事情。我们问他，知道这些有好处吗？他说不出好处来，但是他说，想知道啊。
一位X市的同性恋者这样讲到自己去这些聚会场所的原因：我只是对外人谨慎，若是遇到懂这事的，我总会向对方敞开心扉。要不，也活得太压抑了。毕竟，只有他们能懂并且愿听。这也是我烦闷时不得不到‘货场’上去转转的原因，不干什么，只为了看看，找个人聊聊天说会子话，回来后就觉得踏实了。而一旦有了这种心境就像上瘾一样，不容你忘记的。
另一位说：我曾试图去社会上与这些人联系，也曾在厕所里看到这一类的文字，但并未成功地找到过这种人。现在的我还是属于那种从未与社会有过接触的人。但我将去努力寻找我的同伴，因为一个人毕竟太孤独，一个人承担社会无形的压力实在太痛苦，我需要团体的温暖。
我这几天经常去那个巢穴，却从来没碰过任何人，也没让任何人碰过。只要看看有这样一群人在，心里就满足了。
一位老成的中年同性恋者说：我有几个谈心的朋友，我是他们的倾诉对象，他们都愿意跟我谈，像倒苦水似的。他们有时出去出差旅游，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好像向我汇报一下心里才舒服似的。
还有一位言简意赅：在种环境中可以回复自我。看来无法以自己真实的性倾向示人所带来的孤独感和压抑感是一些人走上社会的原因。
一位从未到社会上去过的同性恋者表达了他想到社会上去看看的愿望和内心的苦闷：像我这种情况该不该到社会上去走走看看？我想，去了是对心灵的一种慰藉。精神生活与肉体生活一样，有呼也有吸，灵魂要吸收另一颗灵魂的感情来充实自己，然后以更丰富的感情送回给人家。人与人之间要没有这点美妙的关系，心就没有生机。它缺少空气，它会受难，枯萎。实事求是地讲，这么多年来，我生活在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孤独中。心灵的空虚、孤寂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也许死亡的黑幕会衬托出生命的光彩，但我认为更光彩的是充实，心有所托。可我的一切都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第三，同性恋的社会交往活动还有学习的功能。有些同性恋者是从社会上学习同性恋的。例如前面被人戏称为五大童子军的人，他们都是少年。一位调查对象说：孩子不干这些事（同性性行为），因为身体条件达不到。他们主要是在一边看，有时候也问。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会交流做爱技巧、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这也是一种学习过程。一位调查对象谈到一对同性恋同居者时说：这两人嘴紧，做爱的方式不外传。一般人都说出自己的做爱方式，别人还可以指点指点。
第四，同性恋者的社交活动还有纯粹的娱乐功能。他们的社会活动的鼎盛时期是文革后到1984年以前，那时国家正百废待兴，警方还没有开始注意到他们。有时他们数十人会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一位调查对象夸奖当年一起扎堆的一个朋友说：他歌唱得不错，尤其在聚会的场合唱歌唱得好。自警方开始干涉后，他们的活动方式改变了。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讲到九十年代才开始到社会上活动的年轻人：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的敢疯敢闹，现在不敢了，扎堆唱的跳的不多了。现在出来都老老实实往那儿一站，玩起来方式单一，什么都不会。四位东北某市的同性恋者组织了一个异装表演队，在酒吧表演京剧服装身段等，据他们自己说，演出是高雅的，但很快被警方以手续不全为名取缔了，他们说：我们四个在公园唱戏，有的同性恋就过来搭话，我们交了很多朋友。作为娱乐活动的一项内容，有些同性恋者还热衷于创作厕所文学。好几位调查对象都能背诵其中脍炙人口的打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