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苏冠兰与叶玉菡结婚。新婚夫妇都已四十一岁。新郎眉发灰白，新娘倒是染发并化了淡妆。证婚人黎濯玉教授。主婚人鲁宁将军。在玄武湖畔举行了盛大婚礼，两百位宾客前来祝贺。十六岁的金星姬特地向学校请假，从北京专程赶来向新婚夫妇献花。鲁宁让她讲话。她含着泪水，只说了两句：“我热烈祝贺亲爱的爸爸妈妈终成眷属，喜结良缘！我要像他们一样，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
婚礼临近结束时，茅政委悄声道：“我说鲁宁同志啊，今天的九个致词者，这小姑娘讲得最好！”
“这就叫月圆花好——”鲁宁笑答，“‘月圆’指新郎新娘终成眷属，‘花好’指他们结婚时就有这么大的女儿了。”
茅政委直跷大拇指：“哟，你讲得更好！”
不久，鲁宁转业调北京，到国家卫生部任职。阿罗随之赴京，在中华护士学会当秘书。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苏冠兰参加了齐鲁大学药学系并入南京药学专科学校，以及南京药专改为金陵药学院的工作。也就是这一年，美国为挽回朝鲜战场上的不利形势而发动了细菌战，派飞机对朝鲜北部主要城镇和我国东北重要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山海关和丹东等地以及铁路沿线使用细菌武器进行攻击达三千多次，“炸弹”中装满能传播鼠疫等恶性传染病的老鼠跳蚤苍蝇和垃圾秽物。叶玉菡临危受命，披挂上阵，前往东北，协同各国科学家考察，指导当地军民大规模消毒灭害，粉碎了细菌战。
一九五三年，苏冠兰教授奉调首都，任中央卫生研究院药学系副土任、研究员；叶玉菡则回到久违的协和医学院，在微生物学科当实验导师。
一九五四年，鲁宁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一九五六年，中央卫生研究院改中国医学科学院，鲁宁兼任院党委书记。与此同时，药学系改实验药物研究所，苏冠兰教授任副所长。叶玉菡本来体弱多病，参加卫生部昆明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脊灰疫苗鉴定工作回到北京后住进了医院，出院后终于不得不回家休养，操持家务，但仍是《病毒学报》编委，偶然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自称当起了“旁听生”。
大家都以为，苏冠兰夫妇也以为，这么大年岁，不会有生育能力了，生了孩子“质量”也不会好。但是，意外，叶玉菡在东北工作期间发现自己怀孕了！妊娠感觉和各项指征正常，这使她喜出望外，这也成了上级促令她返回南京的主要原因。终于，一九五二年底，苏冠兰夫妇的女儿苏甜在南京出世；儿子苏圆则是一九五四年夏在北京出生的，两个孩子都很健康聪明。夫妇俩高兴，金星姬也乐得直拍手，一放假就往父母那里跑。有了小妹妹小弟弟，家中可热闹了。鲁宁说：“小星星，你说你的爸爸妈妈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是的，这就叫好人终有好报！”小星星一九五三年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药物研究所。苏冠兰对她说：“今后我们是同志，是同事，是上下级了。别把亲属关系带到单位去，别再叫‘爸爸’，至少在所里不能那么叫。”
“那，叫什么呢？”
“叫，像大家一样叫‘苏副所长’，哦，不，叫‘苏老师’吧。”
“怎么叫妈妈呢？”
“还是叫妈妈！”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药学系副主任苏冠兰被安排接待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介绍新中国药物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那记者来了，是个矮胖子，秃顶，戴一副浅度近视眼镜，看上去有点面熟。苏副主任拿起介绍函再看一遍，发现还真是个老熟人——朱尔同。
从一九三四年朱尔同被齐鲁大学开除，转眼已是整整二十年了！两人激动万分，紧紧握手，久久拥抱，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情绪，坐下来细谈。谈的也不是“新中国药物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而是二十年来各自的经历。朱尔同当时被迫离开济南，到上海进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又远赴法国留学。一九五一年回国，在中国新闻社当美术编辑兼摄影记者。
朱尔同说，他哥哥朱予同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冠兰则告诉朱尔同，已与叶玉菡结成夫妻，还有了孩子。朱尔同使劲拍拍老同学的肩膀：“可恭可贺，你找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紧接着悄声问，“老苏，你命运中另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呢？”
苏冠兰的脸色忽然变了，朱尔同赶紧转换话题。
朱尔同活跃能干。他在前门外深巷中物色到一座老四合院，这里非常静僻，但出门不远就是热闹繁华的前门大街，办什么都方便。两家一起买下了这处宅院，做了邻居。院内原有几株“西府海棠”，两家又各自养了一些盆花，苏家养的多是兰草，春兰、蕙兰、建兰、墨兰和杜鹃兰等等，都有。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苏姗娜出差途经北京，在哥嫂家小住之后要回昆明。苏冠兰把妹妹送到前门车站。列车快要开动了，姗姗从车窗中伸出手来，与哥哥久久相握；犹豫了好一阵之后，她终于问道：“你跟嫂嫂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啊？”
“放心吧，姗姗。”苏冠兰闭上发热的两眼，“现在的你哥哥和你嫂嫂，是相依为命了！”
什么叫“相依为命”？就是两人融合为一体，谁也离不了谁；就是都扎根在对方的生命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如果两人之中的一个幸福另一个也会快乐，如果两人之中一个逝去另一个也无法长久存活——是的，这就是苏冠兰与叶玉菡夫妇关系的真实写照。
但是，苏冠兰终于意识到了，“相依为命”这种说法更多地意味着良心和责任，意味着道德和忠诚，而并不一定意味着……爱情。苏冠兰清楚地知道，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命运中另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相反，随着时间推移，他对琼姐的牵挂和思念越来越绵长、深沉和强烈。新中国成立后，无数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毅然放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冲破阻挠，历尽艰险，踏上万里归途。苏冠兰忐忑不安地关注着这方面的一切动态。可是年复一年，留学欧美的科学家们一个个归来了，却始终不见琼姐的身影，甚至得不到她的丝毫信息。莫非真如父亲所说，琼姐在美国结婚后，跟丈夫到海滨过起了逍遥日子，而他苏冠兰却只落得个“终被无情弃”？
苏冠兰曾经认为父亲的“逻辑”是严密的。但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逻辑”却太欠严密：有什么事实、什么证据能证明父亲说的是真话啊？
苏冠兰久居北京，却从来不去颐和园，因为琼姐当年在东宫门苦苦等了他三天！同在科学界，苏冠兰却避免在任何场合遇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凌云竹，因为老教授是他与琼姐当年相识相爱的见证人……他时时刻刻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灵魂上的伤疤，深怕回首往事，更不敢往下想。他将过去年代中琼姐给他的书信和照片捆扎成几十包，装满了一口大皮箱，从不触动；算是把只有自己能体味的苦痛和迷惘，默默压在心底。
只有他“自己能体味”吗？不，还有玉菡。那满满一皮箱书信和照片，妻子不仅知道，还多次精心整理和重新包扎，在箱子里放进干燥剂。
教授记得当年对琼姐说过的话：我又有了一个亲人，这个亲人就是你！
没能终成眷属，总还是亲人吧。“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是传统的春节除夕，吃团圆饭，守岁，放礼花，看焰火，满天炮声隆隆，奇彩缤纷，神州大地千家万户欣喜若狂。每逢这种时候，苏冠兰往往彻夜不眠，神情恍惚，独自在书房沙发上闭目沉思。
每逢这种不眠之夜，玉菡何尝能入睡。她保持沉默，从不打扰丈夫，只是每隔一两小时进屋看看，为丈夫续水或添衣，在无声中表达了她的体贴和理解，也在无声中显示出她大海般的宽厚和温存……
苏冠兰教授间或离开北京，到各地参加学术会议，也访问过苏联和东欧，但时间都很短。直到一九五八年秋，他才第一次久离北京，以中国医药专家组组长身份和“考察访问”名义赴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前后参加专家组的有三十余位同志，其他人只在越南待十几天或几十天，最多两三个月即返回中国，惟独组长苏冠兰教授待了整整一年。此期间他不仅没有回过一次国，连越南首都河内也只去了三四次。每次去都是为了工作，且都要按照“外交礼节”穿全套西服，系领带，大汗淋漓，很不舒服。他宁肯与同事在深山密林中跋涉，虽然那里没有城镇，没有邮政，没有道路和交通工具，甚至没有人烟。那里只有兽迹和蛇虫叮咬，人变得又黑又瘦，满身伤痕；连给玉函写封信都很困难，写了也没法投寄，能寄时则信封上写着中国广西南宁“第一〇九三号信箱”……
越南打了多年的仗，可能还要打。作战会造成部队减员。但在这个热带国家，疟疾能造成更严重的减员。于是向中国要求大量提供抗疟药物，中国则一如既往慷慨支援，同时也想到了就地取材提取抗疟药物——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这对越南也是大有好处的。苏冠兰教授抗战期间从南方蒿类中提取抗疟药的经历和贡献一直没被忘记，现在更重新受到重视，于是由他带队前往越南。
专家组成功了！在越南终于找到了可供提取高效抗疟药的野生蒿类。就地培训人才、建起药厂之后，归心似箭的苏冠兰教授和专家组最后的其他六位成员乘火车回到南宁，又转乘飞机返回北京。
对苏冠兰而言，在国外长时期的艰难跋涉和繁重工作有个最低限度的好处，即可以用极度疲劳冲淡精神上的苦痛——但是，真没想到，刚回北京伤疤就被撕开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不眠之夜中，苏冠兰千百遍地思索：琼姐还活着，而且回到了祖国。她当年怎样失踪的，今天怎样回来的？昨天黄昏，她是怎么来到前门外那条小巷深处的？杳无音讯的十三年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琼姐，你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你正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昨夜，玉菡噙着泪水喃喃道：琼姐与你分别几十年了，今天好不容易来到我们家门口。可是，你竟然躲着不露面，不见她。你知道吗，她会受到多么深重的伤害！
苏冠兰当时回答：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教授终于知道了：过去的事情并没有“永远过去”，也不会“永远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