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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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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华来到木基市的一个星期后就进光辉火柴厂,当了一名工人。她临时先同母亲住在医院里。她喜欢新的工作,比乡下的所有农活都轻松—就是在火柴盒上贴张纸,再把每十盒火柴包成一个纸包。她现在挣的钱也多了,每个月二十八元。她心里很感谢父亲,但是并不说出来。

一个月以后,厂里在宿舍区里分给了她一个房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淑玉搬出了医院,和女儿住到城里去了。孔林给她们买了一些锅碗瓢勺和几件家具,看到她们有足够的煤和柴火才放心。从现在起,母女俩就要自己过日子了。她们的情况并不比别的工人差多少。孔华的工资和孔林每月给淑玉的生活费够花的了。

淑玉和孔华的生活安排好了,孔林开始料理他自己的事情。十月里的一天,他和吴曼娜来到市中心的结婚登记处。他们给两个女办事员每人一小袋大白兔奶糖。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面容枯瘦,走起路来有点瘸。她很痛快地帮他们填写了一份结婚证书。这是一张从中间折开的红纸,封面上用金字写着:结婚证。

然后就是筹备婚礼。医院里分给了他们一个单元,但是需要彻底地清扫。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俩每天晚上下班后就来到这里,把天花板上的蜘蛛网扫掉,用刷子狠命地擦洗地板和门窗。孔林从总务科借来一架生锈的铁床,他们要把锈打掉,重新刷上漆,还要把炉台擦洗干净。他们清洗了布满点点苍蝇屎的窗玻璃,用糨煳和撕成条条的报纸把窗户四边的裂缝堵上。卧室北山墙上开了几道细口子,冬天一刮风,冷空气就会呼呼地往屋里灌,吹得墙纸哗哗地响。医院后勤部派来两个泥瓦工,他们用洋灰泥死了裂口,又用白灰把所有的墙都刷了一遍。

除了清扫和修缮新房以外,孔林还得买大量的糖果、名牌香烟、水果和酒。这些在当时都是紧俏商品,他得通过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到。他还需要买一台黑白电视机,可是手里又没有电视机票。好几个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四处求人帮忙,经常是到了深夜才回来。孔林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吴曼娜又得了感冒,不停地咳嗽。

婚礼挑选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在医院的会议室里举行。那天晚上,医院里一半多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属都来了,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妻子也到场了。但是苏然的爱人不肯来,因为她最讨厌离过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想起孔林这一对儿,她就会叫吴曼娜“孔大夫的小老婆”。

会议室里有二十四张桌子,整整齐齐地码成六排。桌上摆满了汽水,成瓶的白酒、红酒,大浅盘子里装的是苹果和冻梨,形状各异的小盘子里堆着炒熟的榛子、葵花子、松子、香烟和糖果。孩子们一看见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立刻叽叽喳喳地吵嚷起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少先队员,脖子上系着象征红旗一角的红领巾。男孩子们满处乱跑,吆喝着自己的小伙伴,嘴里吐着瓜子皮,或是用牙齿咬碎松子壳。会议室的窗户都安了双层玻璃,玻璃中间填上了小半窗锯末。几个小姑娘正在把手放在窗下的暖气片上焐着。窗玻璃上结满了霜花,在日光灯下泛着微光。只要凑上去仔细端详,就会从霜花的纹路中看出贝壳、海草、礁石、波浪、尖岬和岛屿的图案。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雪,透过窗缝仍然能听到北风的呼号。

屋子正面墙上贴着用毛笔在红纸上写的四个大字—恭贺新婚。空中纵横交叉悬挂着六条彩带。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还飘动着两排气球,一个已经爆了,悬在那里像一只蓝色的婴儿袜子。

等到屋子里的人快坐满了,政治部主任陈明走上前来拍了拍巴掌。“大家注意了,注意了。”他高声说道。人们安静下来。

“同志们,朋友们,”他用浑厚的嗓音宣布,“我们今天在这里庆贺孔林同志和吴曼娜同志的幸福结合。我很荣幸担任婚礼的主持人。在座的都认识他俩是谁,每天都能见到他们,所以今天的仪式咱们也来个短平快,首先请新郎新娘跟大家伙见面。”

在震耳的掌声中,孔林和吴曼娜站了起来,转过身面向人群。他们俩都没戴军帽,身穿崭新的军装,胸前别着红色的纸花。吴曼娜穿了一双闪亮的人造革皮鞋,孔林则脚蹬一双用牛皮和帆布做的大头靴,这是部队上发的标准冬装。她看上去有点紧张,两手不知道往哪放,只会一个劲地冲她病房里的几个护士微笑。在陈明的要求下,新婚夫妇向来宾鞠躬。有人已经站起来大声哄叫,其他人坐在那里鼓掌。更多的人从会议室的后门拥进来,几个妇女在低声议论着新娘的脸色。最近几个星期里,吴曼娜的脸变得灰黄灰黄的。有人说:“你们看孔大夫的表情,老像是装了一脑门子心事,从来就没见他高兴过。”

陈主任接着宣布:“现在,新郎新娘向党和毛主席致敬。”

孔林和吴曼娜又转过身,脸冲着西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和画像两边拱卫着镰刀铁锤的党旗。

陈明拉着长腔,开始叫道:“一鞠躬……”

新婚夫妇向党旗和毛主席像低下头去,中指紧贴着裤缝。

“二鞠躬……”

他们又鞠了一躬,头比上次垂得还低,几乎快成了八十度。

“三鞠躬……”

礼毕之后,孔林和吴曼娜又转回身,面对一屋子人。有好几秒钟,陈明主任宽阔有力的吆喝声传出去老远,震得满屋子和楼道里嗡嗡直响。人们被他的大嗓门慑住了,都安安静静地听着。然后,陈主任又高声叫道:“现在我宣布孔林和吴曼娜正式结婚。咱们鼓掌表示祝贺。”

人们又开始拍巴掌,几个男孩子吹起了口哨。

等人们安静下来,又有人提议让新郎新娘唱个歌。吴曼娜平时歌唱得不错,孔林却五音不全,根本就哼不出调调来。他们唱了一首《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首老掉牙的歌曲有几个年轻军官压根儿就没听过。他们的歌声听起来很刺耳。新郎唱得好像蚊子哼哼,新娘由于感冒,声音像在锉木头。有几个护士嘻嘻地傻笑着,一个说:“妈耶,听得我牙根儿刺挠。”

最后一个音符唱完之后,一个年轻军官挥着拳头嚷嚷:“叼苹果!”

“对啊,让他们一块儿咬个苹果。”几个声音一齐高喊。叼苹果实际上就是拴根线把苹果吊在空中,新婚夫妇咬苹果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亲在对方嘴上。

陈主任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说:“同志们,同志们,咱们都是革命军人,这部队也不是你们家后院的菜园子,叼苹果这类的活动不合适,就免了吧。现在大家不要拘束,尽兴地乐一乐。”

人们纷纷站起来,四处走动着。陈明拍拍手掌让孩子们听他说话。他大声说:“小朋友们,丫头小子都听着,桌子上的糖果随便吃,可是不许拿回家。听明白了?”

“报告首长,听明白了。”一个小姑娘喊着。

笑声四起。屋子里又升起一片嗡嗡的人声。屋后角落里一个婴儿突然哇哇地哭起来。一个年轻军官点燃了一串鞭炮,震耳的爆炸声吓得几个女孩子尖声叫着。立刻有领导出来制止他这样做。会议室的两扇后门全打开了,走走满屋的火药味。

医院的领导们一个接一个走到新郎新娘跟前,和他们碰杯表示祝贺。苏然政委走过来的时候,手里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拿着酒杯。他激动得胸脯起伏着,眼睛也湿了。他看起来像个老人了,虽然只有五十一岁,但是头发稀稀拉拉,嘴唇上的小胡子也灰白了。从前他额头和眼角上那些细细的弯纹,现在已经变成了深深的垄沟,下眼皮垂成了两个袋子。他抓住孔林和吴曼娜的胳膊,把他俩拉到一边,用忧郁的声音说:“你俩一定要珍惜你们生活中的这次机会,要彼此相爱,互相照顾。别忘了你们是苦恋啊。”他停了一会儿,把“苦恋”两个字又重复了一遍,好像在对自己说着。

他的话触动了吴曼娜心里的苦痛。苏然离开之后,她再也控制不住了,呜呜地抽泣起来。孔林拿开了她手里的酒杯,用手臂揽住她的腰,把她带到了一个角落里。他想安慰她平静下来,但是吴曼娜的眼泪根本就止不住。她的嘴唇剧烈抖动着,脸像泡在泪水里一样。会议室里有一盏三百瓦的灯泡,强烈的灯光照耀着嘻嘻哈哈的人群。她咬住下嘴唇,抽着鼻子,眼睛炯炯放光地看着他们。

“曼娜,别难过。”孔林说。

她仍然咬着嘴唇,泪珠扑簌簌地从脸颊上流下来,打湿了衣襟。

“好了,好了,”他继续说,“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来,露点笑模样。”

她抬起头,灯光照亮了她沾满泪水的扭曲的脸。孔林愣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摸摸她的前额,又湿又烫。

他问:“你是不是受不了这些?”

她点点头。

“那你回家去,好吗?”

她又点了点头。他转身看见护士小许坐在附近,正用一把钳子给围着她的几个小姑娘剥榛子仁吃。他这个新郎要照应场面,就请求小许把吴曼娜送回家去。他又找到了吴曼娜的皮帽子和军大衣,在走廊里赶上了她们。他给妻子戴上帽子,穿上大衣,低声说他很快也会回家的。

当他回到屋里的时候,耳朵里充满了嘈杂的音乐。所有的桌子都被推到了墙根,年轻的护士和军官们正抱在一起跳舞。交际舞被禁止了将近二十年,现在又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这些年轻男女忘情地旋转摇摆着,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累。上了年纪的干部和医生们在一旁站着,一边看跳舞一边聊着天。突然,一个护士踩着一个梨核,滑倒在地板上。这一跤引来了阵阵笑声。

牛海燕和她丈夫洪淦向孔林走过来,热情祝贺着新郎官。他们现在也已经是中年人了。洪淦穿着便服,戴了副眼镜,看起来像一位地方上的干部。牛海燕的脸也圆了,腰也粗了,脖子上系了一条藏红色的丝巾。她冲在一边玩的儿子招了招手:“过来,涛涛,叫孔伯伯。”

“我不叫。”这个八岁的男孩懒洋洋地说。他怀里抱着一支木头做的冲锋枪,一下子跳开了,消失在一群孩子当中。牛海燕夫妇和孔林都笑起来。

“你和曼娜千万别要个小子,”牛海燕对孔林说,“养闺女多省事儿啊。哎,新娘哪儿去了?”

“她不太舒服,回家了。她有点感冒。”

洪淦拍拍孔林的肩膀说:“伙计,我可是一直等着今天哪。听着,打今儿起,你们要是有啥要帮忙的,言语一声儿。”他的左手转着一个空酒杯。

孔林看着洪淦扁平的脸,琢磨着他话里的意思。他带有几分赞叹地发现,洪淦已经变成了一个快乐健康的男人,身上一丁点儿农民的影子都不见了。他的面孔非常平滑,只有脑门上那两个粉红色的疖子让孔林想起了他过去那张生满酒刺的脸。

“别客气,孔林。”牛海燕说,“他现在有点权,也有关系了。他那个公司有十二辆卡车呢。”

“噢,谢谢。”孔林勉强说了句。他在心里仍没有把他们当作朋友。

“你要是需要往家里拉煤或柴火啥的,”洪淦说,“记着给我打个电话。”

“谢谢。”

三个人都有些无话可说了。前年夏天洪淦从部队转业,成了木基市一个木材场的副场长。牛海燕也是一帆风顺—她在长春受了一年半的培训,现在已经是产科医生了。为了让儿子能上个好学校,他们两口子搬到了木基市里去住。虽然牛海燕和吴曼娜早就和好了,但是吴曼娜再也不敢把知心话告诉她了。孔林真希望这对夫妻能赶紧走开。

洪淦却聊起来没完。他压低了嗓门说:“孔林,你听到过杨庚的消息没有?”

孔林怔住了,窘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他摇摇头,不明白洪淦为啥要在他的婚礼上提起这个名字。谢天谢地,新娘不在场。

“我可不是要惹你难受,”洪淦继续说,“可我听说那小子发了,有了不少钱。你也知道,恶狗能交上好运呗。”

孔林没有说话,脸涨得通红。

看见新郎那难受的面孔,牛海燕一把捏住了丈夫的脖子,恼怒地问:“你他妈的在这会儿提那个土匪干啥?想作死啊你!”她扭住了他的耳朵,使劲拧着。

“哎哟,你放手。”

“快给孔林道歉。”她命令道。

“好,好,孔林,对不起。”

孔林挤出一丝干巴巴的微笑,说:“海燕,快放开他。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这个蠢货,败兴的东西。”她松开了丈夫的耳朵,“他惹的祸还不够大,还嫌伤害曼娜不深哪。”她转向洪淦问:“人家今天结婚的好日子,你想瞎搅和咋的?”

洪淦也意识到自己捅的娄子:“对不起,孔林。我不是成心要扫你的兴。一个月前我在《中华英才》上看到一篇报道杨庚的文章。我只是想说那狗日的凭啥能发财,太不公平。”

“我明白。”孔林说。他没有看过那本杂志,不清楚杨庚怎么个有钱法儿。

“咱该走了。”牛海燕对丈夫说。

“好吧。”洪淦又转身对新郎说,“别忘了有事儿言语,啥重活儿都成。”

“我记着了。”孔林怀疑这对夫妻是不是酒喝多了。

“回头见。”洪淦挥挥手,抓住了妻子的胳膊。他们一起消失在人群中。

跳舞的人们都热得只穿着绒衣或汗衫了。孔林觉得整个屋子就像船上的一个大统舱,烟雾腾腾,摇摇晃晃。这种感觉让他头晕。

他不会跳舞,于是和那些年岁大的干部和家属在一起聊天,不断地感谢别人的祝贺,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夜深了,孩子们都回家去了。他们的口袋里鼓鼓地装满了糖和水果,所有的气球也不见了。会议室里变得不那么嘈杂,桌子上摞着一堆一堆的大小空盘子,还有上衣、帽子和手套。孔林很累了,脑子里不住地想着新娘一个人在家怎么样了。他已经对这婚礼感到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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