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带灯》自己的“转身”之作
以贾平凹的话讲，《带灯》是自己的“转身”之作，虽只是稍微地转身，但也“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转，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转身不易，却仍执拗于此，是作家之为作家的本真与痴心所在。有《秦腔》、《古炉》那种繁复琐细的散点透视写法在前，贾平凹总是谋思着要变一变的，至于能变多少，他似乎也无把握，但费心费力的实践都尽在《带灯》这部作品里了。
《带灯》自叙事手法而言，有求变与不易变之处。与贾平凹前一阶段的创作相较，《带灯》有了一位居核心地位的主人公——带灯(而《秦腔》、《古炉》中的引生、狗尿苔更多的是作为穿线、串场人物而存在)，她有着自己完整的故事与性格展示的空间，且以书写短信的方式尽情地表达出情感与心理的波动。叙事的全知视角固然呈点状延展，但带灯依然无可置疑地拥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在小说的结构上，贾平凹对《带灯》的章节做了更多分割处理(加上许多的小标题)，且未必是按照故事情节的起落划分，他自言是受了《旧约》的启发，“里面‘创世纪’也是偶然分节，也是穿插了很多生活感悟、智慧的东西”。面对不同的故事题材，作家要量体裁衣，贾平凹是如此做的，这是他的“转身”。毕竟更多的固有创作特征延续了下来，如在分割的章节中对散点透视手法的频繁小试牛刀，时时对带灯的核心故事构成一种压迫；整体的叙事文字一如既往的细密朴拙，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地步，自然，这也一向是贾平凹创作的标识。贾平凹说自己于文章风格的追求是去明清习气，学两汉风格，显然在《带灯》中有所实践，语言的简约直白，携带混沌的力量，有着整体的厚重感。
而贾平凹在《带灯》中，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与挑战，也即其书写内容，乡镇政府的日常工作，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而核心就是带灯所在的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主要接待处理上访问题。文学表现不及不好，过同样不好，其分寸感实在难以拿捏。此时看贾平凹写《带灯》，是有着许多担心的，亦含如许期待，好奇这位大小说家的“手段”如何施展。事实证明，贾平凹之化生活为文学的点染功力果然不凡，既尽致地刻画了这一当下社会的大难题，又不沉溺其中，将小说坐实坐笨、旨浅言白，而是留下了含而不露、意蕴飞扬的空间。话说到此处，不禁想到近期的国内创作恰好有两部关于“上访”的重要作品，《带灯》外，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若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刘震云采取的手法是化繁为简，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而贾平凹即是化繁为繁了，不过此“繁”已不同于彼“繁”，如在一杯清水中滴入若干试剂，虽依然清澈如故，但内里的变化已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贾平凹的乡土社会，一向内蕴丰富、滋味杂陈，自然纷扰亦不断，但总有人与人性的亮点存在，表明作家的倾向与态度。《带灯》中的基层社会，其人群的晦暗与无趣未免令人失望，或是为权力与金钱绞尽脑汁、图穷匕见，或是蝇营狗苟于眼前小利，或是庸庸碌碌面目模糊，带灯在其间的异质性显然，她与同伴竹子更像是理想化的存在(而事实上，贾平凹确是根据生活原型创作的)。
在如此的情势下，带灯的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谈何“治理”，寥寥几个人如何去解决山样的难题，还不如说更像“灭火队”贴切，哪个村子、哪个街道有“火苗”窜起，瘦瘦弱弱的带灯即刻率人前去，不管是用劝诱的法子，还是扑灭的硬手腕，总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权宜之计而已。现实中，乡民有乡民的委屈，基层政府有基层政府的委屈，两种委屈遭遇，却吊诡地构成了一种对抗。《带灯》的叙事之细密，表现在纷纷芸芸的千千万万细节，这增加了阅读的门槛难度，但如果能够读进去，会发现樱镇的故事几可成为管中窥豹的缩影，不为一时一地之所囿。那些泼烦琐细的日子与事务，那些说着方言的浑身尘土的乡民，那些东奔西走、抱怨满腹的乡镇基层干部，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何尝不所在皆是？
不做道德判断，是贾平凹的叙事特点之一，这显然是高明的。因为生活有其内在逻辑在，在自然流动的文字中某些该显现的东西会自己流露，没有人可以自作聪明地设定，还不如尊重生活本来的质地。于是，日常的乡土社会与治理不会是条分缕析、清澈如镜的纸上论道，而是一片混乱与混沌；在社会问题的矛盾中，村民与基层政府不因据于弱势或强势的一方，就必然占据道德的优胜或劣态，其间的纠葛往往有纵深地缠绕。大多矛盾的解决途径被堵塞了，只得在一条独木桥上踽踽蹒跚。中国基层社会的问题原本就复杂，而在时代的转型期，就更是多了许多的不如意，陈陈相积，碎屑多得让人不敢触碰，如贾平凹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但躲避问题，问题不会自动跑掉，越是难以触动，才应该有更大的决心与智慧去尝试革新，这是直面人生与社会的应有之义。
因之，贾平凹的写作有悲观，亦有希冀。悲观在于呈现乱象，在于隐喻基层政府在严重事故发生后还意欲以“击鼓传花”的手段推卸责任逃避之；希冀呢，毕竟“镇政府还有着故事”，带灯虽然只有萤火虫的微光，依然散发着自己的一点点光亮，推己及人，若每个人都有这种勇气与自觉，将是一个美好与希望的愿景。“樱镇可从来没有听过有萤火虫阵的，这征兆好啊，预示着咱樱镇还吉祥么，不会因一场灾难而绝望么！”
贾平凹与带灯
感觉好久没有见平凹先生了。距离上一次相见，已有两年之久，也就是他为我题写“读书是福”的那次。近前和春姐姐见面，她还感叹说，何时一起结伴去大堂看望老师。好在，先生是本市的头号文化名人，隔三岔五，总能在荧屏或报端觅得有关消息。就在这两天，因为名字无端被不法商家强行注册为商标，“用我作品发财，败坏我的声誉！”终于“激怒”了沉默已久的作家，他奋起反击，要拿法律武器一事，已成为本埠近期的热点文化新闻。
名人万众瞩目，自是无限风光，但名人也有名人的烦恼与苦衷，名人的裤衩都是透明的，没有一点自己的隐私，整日遭人追逐与关注，活得小心翼翼，不得有半点闪失。还是普通人好，藏身人海，形如游鱼，自由自在，也是快活！
本月中旬，读王新民老师的博文，知道平凹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带灯》，目前已经杀青，他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了手稿版，并透露说：《带灯》将在十六日出刊的《收获》杂志上连载。见此消息，我就心里老惦记着，也好想一看究竟。每天下午接孩子放学时，都要去书报亭看看。几日前，我问老板：“有《当代》么？”“还没有来！”昨日又问：“有《当代》么？”“已经卖完了！”我有点落寞。找到另一家再问，还是相同的说法。心有不甘，抬头浏览书架，见有杂志《收获》，就要了一本翻翻，不意“贾平凹”几字映入眼帘。哦，原来是我把《收获》误记为《当代》了，瞧自己这猪脑子，现在一点都不好使了！
昨晚用功至深夜，将《带灯》上篇读完，感慨良多：文坛神话，长青不老；平凹传奇，再续新篇！要说平凹是天生之大才，恐怕也有人不会同意；但他的勤奋刻苦、顽韧精神，则确实令人感佩！这位“农民”作家，至今老土依旧，都信息化时代了，还不会使用电脑，一切文字工作，尚需手工操作，几十万字的长篇，也是一个字一个字，从笔下“流”出来的，握笔的两个手指头，都磨出了老茧。这一部《带灯》，据他本人讲，初稿是写在笔记本上，然后抄写在稿纸背面，作大修改时，又重新写一遍，最后在稿子上作小的增删，整个小说写了三遍。如此写作，何其辛劳，即此一点，已为难事，于一般人，遑论其他！
初读贾氏新著，感觉在结构上，形式出新，上中下三部，分为多个小节，有的短节不足百字；语言如故，极富贾氏特色，如有网络新语“潮”的运用、“团结”本意的复归；擅讲故事，对于时下流行的段子文化，民间盛传的谚语、笑话的吸纳融汇，读之极尽幽默，思之则不免心酸；人物不再直接描画，而是寓于故事叙述当中，即是女一号“带灯”，也如是法；内容仍为农村题材，反映变革阵痛中的当下中国，有着作家对于人生社会的最新思考；其中“松云寺”等情节，已经写为散文，先行见诸报刊，并收进了去年新版的散文集《天气》。
李星先生看过手稿后，认为《带灯》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我辈愚钝，见山还是山，看到的只是精彩的故事；评论家火眼金睛，入木三分，透过故事，看到了背后蕴含的深刻寓意，并能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是差距，要不，他怎么能够当茅奖评委，而我们只能做无名读者了。
愿平凹先生的新著《带灯》，再攀新的文学高峰！
《带灯》用微弱荧光照亮现实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贾平凹的新作《带灯》一枝独秀，吸引了众多媒体和读者的目光。在该书首发式上，贾平凹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考虑的是中国底层社会的那种现实感。小说最后，贾平凹写到一个奇特的萤火虫阵，他说：“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这个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的。”
乡镇女干部发来短信
小说《带灯》的主人公带灯是一名乡镇女干部，贾平凹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真的来自一位乡镇女干部。他说：“写完《古炉》以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就跑了好多地方，看到好多问题，就想把自己的感想表达出来。”一次下乡时，他结识了一位乡镇女干部，她在大山深处一个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
这位乡镇女干部时不时地会给贾平凹发短信，谈一些生活、工作中的琐事。如果在平常，贾平凹会非常反感，但是这位女干部的聪慧和极好的文学感觉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有时候会盼着这位女干部发来短信。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她经常与我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她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揭发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这位女干部的倾诉，让贾平凹了解了另外一种生活和工作，他甚至开始关心起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
关注基层的现实问题
小说中的带灯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群众来信这样的琐事。贾平凹在书中所描述的樱镇展现了中国农村的风貌，小到邻里之间为争一棵柿子树，大到干部作风等问题都让带灯成为村民关注的焦点。
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如此近距离地聚焦中国基层现实生活的知名作家并不多。贾平凹表示，他在写作过程中，考虑的就是中国最底层社会的那种现实感。他说：“为什么写这种生活？我觉得目前改革开放到这个时期，社会转型到这个阶段，社会基层确实有很多问题，人性的东西也在集中爆发，值得人们关注。”
贾平凹说，他在选取素材时有两个考虑，“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地从生活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编造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材料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呈现的国情、民情，一定要以一种文化为背景。”
他认为，有时候文学作品有其厉害的一面，作品中呈现了中国社会另外一个层面，能引发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共同关注，甚至解决这个事情。他说：“在社会大转变时期，社会基层存在好多问题。怎样重视这种困境，怎样把它解决好，就能为人类进步提供一份总结经验。”贾平凹将其归结为文学创作要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
带灯身上有不少隐喻
小说中，女主人公原来的名字叫萤，但她在翻看辞典的时候，发现里面经常说“腐草化萤”，就是说萤火虫生于腐草里。她觉得这不好，就把名字改成了带灯。贾平凹强调说：“她这个灯是自带的，而不是别人给她的光亮，所以叫带灯。”
在小说中，带灯并不是一个只顾照亮他人的崇高形象，她是一个有点自命不凡、又有个人追求的文学青年，身上也有不少缺点。贾平凹说：“这个人物是在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在当地人看来，乡镇干部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比较稳定，她可以在那儿一直干下来。在这种环境下，她一方面要尽到责任把工作干好，另一方面她有自己向往的东西，但这些向往的东西有的是完不成的，所以到小说后面她就有些凄凉。”
贾平凹直言，他的作品中有不少象征、隐喻，带灯这个名字同样也有隐含的意义。在他看来，萤火虫不是火把，也不是日光灯，它的光本身就是微弱的，最终的命运也是悲惨的。他说：“带灯就是在黑夜中带了一盏光线很微弱的灯。小说中，带灯最后心理受到伤害，脑子也有些问题，出现好多病。在作品的最后，出现了一大片萤火虫。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是想，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
写法类似巴萨足球风
贾平凹开始写《带灯》的时候恰逢欧冠比赛，他当时看了几场巴塞罗那队的比赛，十分欣赏他们的踢球风格。突然有一天，贾平凹发现巴萨的踢法跟自己写《秦腔》《古炉》的写法有点近似全攻全守的踢法打破了传统的踢球风格，在看似繁琐的不停传球倒脚中，就突然进球了。贾平凹在后记中兴奋地写道：“这样消解了传统阵型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样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
在以往的作品中，贾平凹的文字激烈，用强有力的细节描写推动故事发展。但在《带灯》中，贾平凹尝试了另一种写作风格，他写法细腻、简洁、明快，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故事讲明白。过了六十岁的贾平凹称自己的心性变了，开始喜欢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风格，“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贾平凹说，《带灯》这个故事关注的是中国最现实的东西，这个题材跟自己目前的文学追求也有契合的地方。他说：“我喜欢两汉的东西，两汉的东西下笔很清楚。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尤其是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要真诚地呈现底层生活、表达干部，这样才可能把真实的东西贡献给读者。”
贾平凹有一种使命感
昨天，《带灯》编辑孔令燕接受记者采访，她称，贾平凹极为看重这部小说，对手稿进行了7次大修改，在创作时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
孔令燕说，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小说《带灯》中的小标题与贾平凹以往作品有着显著不同。此前，贾平凹多用简单的1、2、3来标注小章节，但在《带灯》中，他细致地拟写了密密麻麻的小标题，还让编辑用黑色条框框起来。“贾老师拟写小标题的灵感来自一版《圣经》，那里面就用很多黑色条框把标题标注出来。贾老师希望在这本书中记录一些中国社会现实的东西，并让人们有所启发。他创作的时候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并不是简单地只是写一部小说。”
孔令燕此前担任过贾平凹《古炉》《定西笔记》等作品的责任编辑。她介绍，每次贾平凹把书稿交给她之前，会有几次大的改动，但交给她之后，就很少改动了。这次创作《带灯》，贾平凹对手稿大的修改有7次之多，甚至在最后编印之前还修改了个别词句。
在书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行字“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孔令燕说，这行文字就是贾平凹在交付编印之前特别要求加上的文字，她认为这段文字也体现了这部小说的主题。
开始怀念青春
六十岁的贾平凹乡音未改，浓重的陕西口音依然是他不变的标签。对于别人恭贺六十大寿，他不怎么买账，感慨怎么一下子就到六十岁了，自己老感觉大学才刚毕业，怎么一晃就老了。
贾平凹的心态还很年轻，会半夜和友人一起看欧冠比赛，甚至还能把自己的文风跟巴塞罗那的踢球风格联系起来。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贾平凹也多了份对外界的怀疑和恐惧。他开始怀念年轻时的那股啥也不怕的勇气，对于“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这样的声音感到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