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
一、英雄与美人
南方六大方言中，资格最老的是吴语。
吴语据说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它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一次大移民，这次移民是太伯和仲雍领导的。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古公亶父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大约当爹的总有些偏心，要心疼小儿子一些，又尤其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太伯和仲雍一看没戏，就带着族人跑得无影无踪，史书上的说法是“让贤”。但如果是让贤，自己躲起来就是，干吗把手下的精兵强将统统带走？又何必连周族的衣服都不穿了，“断发文身”，作“野蛮人”状，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姿态？分明是和老爹、老弟都翻了脸，没准还是被打跑的。反正“打不赢就往南方跑”，也是炎黄时代就创立了的光荣传统，没什么稀罕，也没什么不妥。
不过太伯和仲雍这一跑，就跑得远了，从陕西的岐山一直跑到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这才站住了脚跟，号称“句吴”。江南这地方，现在是富得流油，当年却是蛮荒之地，叫“荆蛮”。移民也是早就有了的，在绍兴、诸暨一带，是夏禹的苗裔，据说是夏王少康派来给大禹守陵的，叫“於越”。他们的习俗，也是“断发文身”，或者“披发文身”，大约还保持着夏代的原始风貌，祖上则是中原的羌族。太伯和仲雍他们祖上也是中原的羌族，也“断发文身”，这可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可惜现在是亲兄弟的，尚且难免祸起萧墙，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又哪里靠得住？所以后到的“句吴”，和先来的“於越”，也免不了刀兵相见，鹬蚌相争。吴越之间的战争，也不知打了多少年，最后打出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来。不过吴越两族的文化，毕竟相通之处甚多，正所谓“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何况还有需要合作的时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总之吴越两国的交往是很多的。不管是战，还是和，总归要沟通，也要融合，彼此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于是吴越两国的“国语”，就成为今天吴语的原型。直到现在，除宁镇一带“失守沦陷”外，吴方言区，大体上也就是当年吴越两国的地盘。
吴语的代表是苏州话。苏州话也被称作“吴侬软语”，侬，是典型的吴语。吴人自称我侬，称别人为他侬、渠侬、个侬，现在则称“你”为侬，反正不管什么人，都是侬，所以叫“吴侬”。不过侬则侬矣，软却不一定，宁波话就不软，因此有“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的说法。事实上吴人和越人原先都尚武好斗。吴王金钩越王剑，吴人更是兵器制造专家。春秋时，最好的兵器都是吴国的兵工厂里打造出来的。什么吴戈、吴钩、吴干，都是。《楚辞》上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毅兮短兵接。”（《国疡》）应该说是当时战场上的真实写照。难怪伍子青要报仇雪恨杀楚王，不找别人，非到吴国搬兵不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风气风尚如此，吴语怎么会软？
吴国出兵器，也出丝绸；出英雄，也出美女。吴国的丝绸叫吴绞，吴国的美女叫吴娃，也叫吴姬、吴娘。越国也出美女，叫越艳。“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李白），弄得吴人和越人都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吴国也被越国派出的色情间谋所颠覆。再说越人还擅长诅咒，其禁咒术就叫“越方”，越巫、越祝也让人谈虎色变，吴国岂能不亡？
然而后来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再说南方从来就打不过北方。吴也好，越也好，楚也好，最后都被北方来的强秦统一了去，南方之强变成了北方的刀下之羊。
此后兵战就开始改成商战了。吴盐胜雪，吴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够的能力在经济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艺自然也只好用来做剪刀，叫“吴刀”。“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以柔克刚的结果是吴语开始变得甜糯绵软，终于变成所谓“吴侬软语”。
不过，在几乎举国上下都以北方话那种粗犷硬朗铿锵有力为尚时，这种轻柔悠扬婉转文雅的“吴音”，却有一份难得的可贵。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这和他们都说吴语是否有关，但文化要求多样，不喜欢单一，总是不争的事实。
认真说来，吴语虽然也是南方方言中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一种，但与粤语、闽语相比，和北方官话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吴方言和普通话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腔调。比方说保留浊音，复元音韵母都读成单元音，摆（bai）读ba，悲（bei）读be，飞（fei）读fi等，这也不奇怪。吴方言区毕竟是南北方言交锋的前沿阵地，一点不变也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连南京、镇江都变成了北方方言区，“柔弱”的苏州居然能“顶住”，我们实在该说一声“不简单”！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江郎才尽。吴语是否英雄末路，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并未江郎才尽，大约也还没到美人迟暮的份上。
二、行尽潇湘到洞庭
相比而言，楚国的情况要差得多。
楚国原本也是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它，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它，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
楚人原来也是“南蛮”，举姓，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周人管他们叫“荆蛮”。武王伐纣时，楚人也随了大流，算是“同盟国”。因此后来论功行赏，坐地分赃，也有楚的一份。然而只封了个子爵，四等，可见地位之低。后来楚国一天天强大，也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要“问鼎中原”。九鼎，是三代时的传国之宝，政权的象征。楚子居然借着周王派人来劳军的时候，问九鼎有多大多重，那意思便很明显。
楚人也有资格牛逼。因为楚人比吴人和越人都尚武好斗，而且还有一股子蛮劲。湘语中至今还有一个词，叫“霸蛮”（不管条件怎样，硬要如何如何的意思）。又霸又蛮，当是楚人的性格。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搞历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惟楚有才”，虽然“楚才”难免会被“晋用”。
自强不息的楚人也不以南人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越国就是被他灭掉的。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不过，亡秦的虽然是楚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可以算是楚人），汉代的皇帝也像楚王一样好细腰（能作掌中舞的赵飞燕就是典型），统一了的中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北方。楚语不但没能成为“国语”，反倒是楚都所在的湖北，也基本上变成了北方方言区。只有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的湖南，还保留着古楚语的一个分支——南楚江湘，它后来就发展成又一种南方方言——湘语。
在南方六大方言中，湘语也许要算是最可怜的一个。它的使用人口不算最少。最少的是赣语，只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点。次为闽语和客家话，各占百分之四。湘语则和粤语差不多，各占百分之五，在南方方言中仅次于吴语。但湘语的地位和影响，又岂敢望吴语、粤语之项背？就连和闽语、客家话，也不能比。这也没法子，人家财大气粗么！上海和长江三角区说吴语，香港、广州说粤语，台湾、福建说闽语，客家则动不动就开世界客籍大会，聚在一起说客家话，湘语哪有这个条件？
可见光是人多，也未必顶用。事实上湘语的地盘最小，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最多，内部的分歧也很大，纯粹的湘语方言点又一天比一天少，以至于有人怀疑它是不是还有资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和其他六大方言平起平坐。也有人干脆主张将湘语和赣语合并，并称为湘赣方言，或者将湘语“五马分尸”，分别归属西南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
说起来湘语也是窝囊。湘语，顾名思义也就是湖南话，然而湖南一省之中，真正说湘语的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其他地方分别被西南方言和赣客方言占领。西南方言占据了湖南西北、湘水以南和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赣客方言则占据了湘东狭长的一带，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即便是湘语方言区，也分新湘语和老湘语。新湘语流行在长沙、益阳、株州、湘潭等城市，老湘语流行于宁乡、湘乡、双峰、衡阳等地。湘谚有云：“长沙里手（内行）湘潭俏（漂亮），湘乡嗯啊做牛叫。”可见新老湘语之间也是不能对话的。如果按照某些方言学家的意见，把新湘语归入西南方言，湘语的地盘可就所剩无几，更加少得可怜了。
其实楚语的地盘原来还是蛮大的，少说也占有湘鄂两省，但既然连楚王都守不住他的领地，湘语又能如何？能有这一亩三分自留地，没准还得感谢秦始皇设了长沙郡，又幸亏还有个洞庭湖，好歹能抵挡一阵。可惜即便长江天堑，也未必能抵挡北方方言的凌厉攻势。“吴王”那边，宁镇“失守”；“楚王”这里，两湖“沦陷”。这也难怪。吴楚两地，毕竟都在南方方言区的最北边，所谓“首当其冲”之地，对手又强大无比，便难免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吴语从江苏退到浙江，湘语（或楚语）从湖北退到湖南，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湘语的处境比吴语更难，东西南北都被其他方言（赣、客、粤、西南官话）包围，简直就是四面楚歌（或四面都不唱楚歌）。吴语好歹还有个东海作后盾，可以背水一战的。
吴楚（湘）命运多鲜，还因为它们是资格最老的方言。创业易，守成难，老的总是不如新的有生命力。北方方言日新月异，开拓进取，赣客方言后起之秀，方兴未艾，吴湘方言区被它们蚕食，也是势所必然。
三、吴楚东南拆
湘语和楚语是嫡亲，和吴语则是表亲。
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切韵》）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话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顾名思义，赣语就是江西话。不过，说赣语就是江西话，就和说湘语就是湖南话一样，并不准确。因为湖南人并不都说湘语，还有说北方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的；江西人也并不都说赣语，还有说北方话（江淮官话）和客家话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客家方言这么一挤兑，湘语和赣语就很可怜，连自己一省的地盘都守不住。但要说湘语主要在湖南，赣语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错。
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做“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荆州）、扬（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扬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时人烟稀少，语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陈）。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的特征也还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钻。西晋末年，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匈奴、鲜卑、揭、氏、羌，杀过来杀过去，中原地区就很不安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东晋末年，战乱更加剧烈，中原汉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南迁。这一次跑得就远了。跨黄河，过长江，越淮河，渡赣水，一直跑到广东、福建，跑到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区的地方。
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钻。那时又没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难，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动的，就干脆留了下来。但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的，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既不如吴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现在再让北方官话接二连三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非楚非中原的“怪话”。
事实上赣语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显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语拉拉扯扯，东部又和闽语黏黏糊糊，疆域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赣语的语音也怪怪的，浊音都变成了清音，这和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普通话中浊音变清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赣语却一律送气，又和客家话是一样的。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武汉人喜欢用“倒”这个虚词，意思相当于“着”，南昌人也这么说：“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说“倒”，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别的出路。
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犭+客”。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教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楼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时候，贫瘠的山田也无法让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吃饱肚子，而摩擦和械斗又屡禁不止，于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远走他乡。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湖南，还有的到了海南岛，但都说客家话。在广西的叫“新民话”或“麻介话”，在四川的叫“土广东话”。其实客家话不能算是广东话，连粤语都不能说就是广东话，客家话又怎么能说是广东话？只不过客家话的大本营在广东梅县，四川的客家人也是从粤东北迁移过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粤语和客家话，也就只好管客家话叫“土广东话”了。
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际和乾嘉之后从粤东北、赣南和粤中出走的，他们已经不好再算北方人，他们说的话也不好再算北方话。不管他们说的话如何地“客味甚浓”，也只能说是一种南方方言。其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闽语、粤语和吴语那么大，也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因此也有认为客家不是什么“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李如龙先生的结论：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时期南下的中原汉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则时在两宋之际，地在闽西赣南。不过，客家人从晋南、陕东、豫中、苏北跑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又跑到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历时数百年，跨地数千里，实在很是辛苦，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
五、一堆石头
如果如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那么闽语就像是石头，而且是活化石。
闽语的形态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时候你会觉得福建人说话简直就是在说古汉语：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当两个福建人相互询问“食糜未”（喝过粥没有）或“有伫无”（在不在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时间隧道？
闽语既古又怪，既老又杂。闽语原本又叫“福佬话”。福佬，是后来之客家对先到之闽人的称呼。反正福佬就是闽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话却不好说就是福建话。实际上没什么笼而统之的福建话，只有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等等，它们都是福建话，却又都不能对话。这正是福建不同于广东、湖南、江西之处。广东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广东话（粤语）；湖南人听不懂湖南人说话；江西人听不懂江西人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湖南话（湘语）或江西话（赣语），比方还有说客家话等等。然而福建人听不懂福建人说话，却是因为他们都说福建话（闽语），这可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事实上闽语也是汉语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石头。往大里数，是三块，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则是夹在这三块大石头中的小石头。细数，也有数出六块或九块的。石头堆在一起，挤得再紧，也各是各。闽语就是这样。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看来，弄清闽语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来的是吴人，是孙权称霸东南时从江苏、浙江跑到福建来搞“开发”的。他们把“吴楚”、“江淮”方言带到了福建，所以闽语当中，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吴语的特征。准确地说，那时的闽中，有古吴语，有古楚语，当然还有古闽越语。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过这些先期入闽的吴人和孙吴政权一样没成什么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还是中原来的汉人。他们从中原跑到福建来，原因也很多：有“避乱”的，有“征蛮”的，有“谪遣”的。比如韩愈，就是“谪遣”。韩愈谪贬之地虽然在广东潮州，但那正是闽南话方言区。韩愈也好生了得，让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韩（韩山、韩水）。不难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韩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入闽，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以后。那时中原人每六个就有一个渡江避乱，一等的“望族”随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宁镇一带的方言从吴语变成了官话；二等、三等的只好继续往南跑，所谓“衣冠八族”入闽，说的大约就是这些人。入闽的路线大约有海陆两路，定居点则有三个中心，即建瓯、福州、泉州。所以，后来建瓯话、福州话和泉州话就分别成为闽北话、闽东话和闽南话的代表。当然，现在闽南话的代表已变成厦门话了。这很让泉州人私下里嘀嘀咕咕，不以为然，因为厦门本属同安县，而同安县又属泉州府。但这就像上海话终于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代表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谁财大，谁气粗。
迁徙的时间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于闽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于闽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于闽东。“中原汉人三次入闽之后，闽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龙《福建方言》）
最初入闽的中原汉人虽然分散在闽北、闽东和闽南，当真要说话，大约还是听得懂的。但闽北、闽东和闽南，毕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岖，既不同风，亦不同俗。说起来福建的情况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远，北面有吴语挡着，南边有粤语堵着，西边呢，又有赣语和客家话拦着。就是想和北方说几句话，也没了可能。所以反倒是远离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语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环境也特别，移民总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较长，移民们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顺江而下，进入别的地区。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较短，又大多独流入海，河与河之间又有高大的分水岭隔着，移民们便只好分别在晋江流域（闽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闽北）和闽江下游一带（闽东）互不搭界地各自折腾。鸡犬之声既不能相闻，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往来，也就生分了，最后，便连话都不通。
实际上闽语内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与海。山，就是西北诸山，闽北、闽中、闽西是也。海，就是东南沿海，闽南、闽东、莆仙是也。二者之间的分野，“恰好与晋代晋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也不奇怪。郡县总是因人而设的。从陆路入闽的进入西北山区，伴建溪而居，于是便有建安郡。从海路入闽的进入东南沿海，伴晋江而居，于是便有晋安郡。前者从仙霞岭、武夷山向东南发展，后者从东南沿海向西北推进，等到两郡之间的空间终于填满时，各自的方言却早成定局。后来，本属泉州管辖的木兰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个二级政区（宋元兴化军、明清兴化府），莆仙话便成了闽东话、闽南话这两块大石头之间的小石头。
历史、地理、政治一齐使劲，八闽也就互不交通。
六、杂交品种
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普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别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暹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要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末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土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其实这正是粤语的一贯作风。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直到现在，粤语中还有不少当年“百越杂处”的痕迹。比如“这”说成“呢”，就和壮、侗、傣、黎、布依语相同或近似。又如细想叫捻，抓住叫揿，一团叫一旧，便是壮语。乜、拧等字都念阴调，也和壮语相似。修饰词放在被修饰词后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干菜叫菜干，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壮语的构词特征。汉语和壮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语族，粤语却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种融会贯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粤语和粤语文化的特征。
粤语既然能打通南北东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这就和闽语不同。粤语是一体化的，闽语则是多元化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语文化的影响要比闽语文化的影响大。粤剧远比闽剧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有名，广东音乐也远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术方面，广东有岭南画派，福建却乏善可陈，因为福建虽不乏人才，但八闽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锣齐鼓不齐的，没法拧成一股绳，也就不可能和一体化的粤语文化相抗衡了。难怪海外的华人虽然闽人比粤人多，粤语却比闽语吃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