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刚和刘昌义、高树勋带领残余部队马不停蹄赶到豫西卢氏城外，他们刚刚进城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到处是烧得乌黑的残垣断壁，地上横七竖八倒卧着国军官兵和老百姓的尸体，仓库里的军用物资已经被烧毁，变成了灰烬，县城的街道上到处是撕烂的被服、损坏的枪械、翻倒的车辆和骡马的尸体。
蔡继刚大惊：“糟了！日军到底还是比我们先到了。”
高树勋镇静地从警卫人员手里拿过轻机枪，拉开枪栓道：“看来又得干一仗，闹不好这是最后一仗了，全体注意，准备战斗！”
这时沈光亚挡住了蔡继刚，他端起冲锋枪喊道：“尖兵排跟我来，搜索前进！”
尖兵排立刻散开，跟在沈光亚身后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他们转过一个街口，突然发现前边的沙包工事后有人头晃动，紧接着就听见有人鸣枪并操着陕西口音大喊：“站住！哪部分的？”
猛地听见有人说中国话，大家心里别提多兴奋了，莫非是援兵到了？但沈光亚心存疑虑，对方会说中国话并不能证明是自己人，因为伪军也说中国话。他端枪隐身在街道的拐角处大声喊道：“我们是一战区的部队，刚刚从崤山里突围出来，你们是哪一部分？”
这时工事后面闪出几个穿土黄色军服的国军士兵，一个佩上士领章的军人招手回答：“自己人，我们是34集团军第16军。”
“我们熬出头了，陕西的援兵终于到了！”蔡继刚一屁股坐在一个破弹药箱上。
他身后的刘昌义、高树勋等人一听说援兵到了，都纷纷扔掉武器，瘫倒在地上。自进入崤山到现在，这一路不知打了多少仗，多少弟兄倒在突围的路上，新8军和暂15军的全部人马加起来，眼下只剩下这几十号人，这些突围的幸存者现在是一步也走不动了。
16军的一个上校走上前来向蔡继刚等人敬礼：“长官，我是16军118团团长雷鹤鸣，请长官们训示！”
蔡继刚强打着精神问：“雷团长，我们刚刚突围出来，对战局变化一无所知，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上校回答：“三天以前，敌69师团一部突然南下攻击卢氏县城，我守军仅一个营，日军当日便攻破县城，卢氏守军伤亡殆尽，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大火烧了两天，兵站基地损失惨重，辎重、被服、枪械均付之一炬，日军抢夺了部分弹药、粮食后匆匆退去，我16军随后进占卢氏县城，紧急灭火后准备重建兵站。”
高树勋问：“日军有没有进攻陕西的意图？我们能不能守住防线？”
“应该没问题，目前八战区各军已前出到灵宝、卢氏、西平一线构筑工事，建立了稳固的防线，日军兵力有限，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
蔡继刚、刘昌义、高树勋等人一听都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在这个战略方向上，日军的攻击势头被扼制住了。
当蔡继刚等人在崤山苦战突围时，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蒋介石的严令下，胡宗南第34集团军受命杀出潼关，在灵宝、卢氏一带山岳地区凭险布阵，迎击日军。第34集团军初出潼关，士气旺盛，以逸待劳，与日军的进攻部队在灵宝血战一场，日军各师团的进攻锋芒顿挫，其主力第3坦克师团一进入山区便失去进攻优势，终于被阻于崤山脚下。
第34集团军中的第1军，是胡宗南精锐中的精锐，被冈村宁次看作是与汤恩伯的第13军同等厉害的王牌部队，此役，第1军将士功不可没。
在豫中遭到惨败的汤恩伯坐在位于伏牛山的总部里羞愧难当。他从军二十多年，从未像豫中会战这样遭到如此重大的失败，若不想办法扳回一局，今后怕是无颜面见蒋校长了。
汤恩伯毕竟不是庸常之辈，他一旦下定决心，总会弄出些名堂来。他在伏牛山下调整第31集团军各部的同时，整日把眼睛盯在地图上，他要在犬牙交错的战线上找到一个关键点，日军主力不是想西进吗？好，我在你背后搞一下，切断你的供应线，让你的主力调头回援豫中，这么一来，陕西方向的危机自然解除了。汤恩伯的目光落在洛阳西南重镇宜阳，这是个绝佳的攻击点，相当于日军攻击集团的尾巴，砍断这条尾巴，日军主力就会像受伤的野兽一样负痛调头回扑，那么这次出击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地图上，汤恩伯用红铅笔把宜阳重重打了个叉，他站起来发布命令：“31集团军各部立即出击，以第13军为前锋，向宜阳发起反攻。”
汤恩伯心里很清楚，这次反攻虚实都有，是否拿下宜阳并不重要，关键是要造出声势，给日军的进攻兵团一个信号：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要玩命了！冈村宁次不是梦寐以求要干掉13军吗？好，现在13军要砍断你的尾巴了，你调头还是不调头？
这一招果然奏效，第31集团军倾巢出动，摆出一副玩命的架势，追着日军的进攻部队一路打去，西进日军集团的战略后方受到威胁，供给线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又被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阻击在崤山前进不得，只好放弃进攻西安的企图，主力回援豫中，反击汤恩伯兵团。
陕西危急解除，蒋委员长大大松了口气。
这些日子，蔡继刚住在豫西灵宝的第1军军部，他受命代表军委会完成豫中会战溃败部队的收容、整编、布防工作。在这里蔡继刚见到了许多他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那些九死一生突围出来的将领们，人人面色灰暗，神情沮丧，目光里都透出一种凄凉。而他熟悉的面孔已经大部分消失了，他们为这次愚蠢的会战，为守住那些重要的或并无多少战略价值的城镇，为了第一战区长官部矛盾百出的荒谬指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已经长眠在豫中平原的城郊、街巷、田野、山川、河流里。他们付出的代价如此沉重，连魂归故里的小小回报都没有，成了匆匆游荡于冥界的孤魂野鬼。
蔡继刚常常独自一人凝视着崤山东南起伏的群峰，难以抑制心中的悲伤和愤懑之情，他怀念那些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陈连长、满堂、铁柱……他们是否还活着？
“报告长官，您的电报！”军部报务员将一封电报递上。
蔡继刚打开电报，电文是一战区司令部发来的：
“军委会督战官蔡继刚少将：拟近日在第一战区司令部召开由该战区各集团军司令官、各军军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议改组该战区总部，重新布置各军防务问题。各部队长官应携带各部作战汇报、伤亡统计等材料尽快启程。此报送第4集团军孙蔚如、第14集团军刘茂恩、第39集团军高树勋、第31集团军王仲廉……开会地点：西安。此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蔡继刚又喜又忧，喜的是妻子赵湘竹此时正好在西安，在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血战后，能见到妻子总是一份奢侈的享受；忧的是自己这个督战官把战事“督”成这样，训斥和检讨怕是少不了的，而且军事会议上的内斗和相互推诿也是避不开的。
经过几天的长途押送，佟满堂他们五个战俘被押到黄河渑池渡口。上渡船时，这支战俘队伍增加到50人。满堂仔细观察，发现战俘们都是一副倒霉相，个个蓬头垢面，脸上带着惊慌失措的神态。一个小个子战俘上船时动作慢了些，后背上立刻狠狠地挨了一枪托，负责押解的日军士兵用日语大声呵斥着，又横过刺刀对准那战俘胸口，小个子战俘当时就被吓哭了，他跪在甲板上咚咚地向日本兵们连连磕头，嘴里连哭带喊地求皇军饶命。日本兵们哈哈大笑，像是在看马戏团表演。满堂很想踹那小个子一脚，这小子也太怂了，好歹是个爷们儿，至于吗？难怪咱老打败仗，就是他娘的这号丢人现眼的东西太多。
日军用渡船把战俘们载过黄河，进入山西平陆县地界。战俘们在日军士兵驱赶下又跌跌撞撞走了三十多公里，终于到了一座战俘营。战俘营大门前挂着块牌子，上面用汉字写着“更生训练所”几个字。
这座战俘营是日军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后，为关押国军战俘匆忙修建起来的。营地背靠着一座约300米高的山丘，山丘后面是连绵起伏的中条山，营墙前面是个小山涧，一条碎石路通向南面的一片丘陵，这是进出战俘营唯一的通道，满堂等人就是从这条通道进入战俘营的。
新到的50个战俘被押到院子里点名造册。一个年轻的日军少尉戴着口罩，拿着表格站在院子中央，他脚下蹲着一条吐着血红舌头的狼狗，眼睛里闪着凶光在低声咆哮着，好像随时会扑向战俘们。
日军少尉用日语向战俘们挨个问话，一个身材矮小的翻译官负责翻译，内容无非是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军衔。那个翻译官虽然个子矮小，嗓门却大得出奇，对待战俘的态度好像比日军少尉脾气还大，战俘们回答的声音小了一点就招来他不耐烦的斥骂，竟然是一口一个“日你娘”。满堂听出来了，这个翻译官日语说得怎样他不知道，要说起中国话可是一口纯正的河南腔，一听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孬货。
点名结束后，战俘们被分别赶进北区的四个大屋子里，每个屋子大约住60人，有用木板搭的四层大通铺，满堂抬头看看屋顶，发现顶棚上还透射着稀稀落落的阳光。
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见院子里建有一座三层高的木结构瞭望楼，上面架着轻机枪，楼顶平台上装有两架探照灯，周围全是丈余高的青砖墙，大门口设有架机枪的岗亭，墙头上布有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一个由七个鬼子组成的巡逻队，牵着两只狼犬走进战俘营后面的小院子，那里显然是日军守备队的兵营。
满堂眼睛盯着门口的岗亭问一个瘦高个的战俘：“老哥，那咋咋呼呼的翻译官是中国人吧？”
那战俘瘦削脸，深眼窝，一张薄嘴唇棱角分明，他不屑地撇了撇嘴：“哦，这货叫高升，郑州人，在日本留过学，是鬼子的一条狗。”
另一个方脸盘的战俘嘘了一声：“嘘……兄弟，小声点儿。”他蹑手蹑脚走到窗前，迅速往两边看了看，回来小声说：“高升这鳖孙没事就扒窗偷听，上次有两个弟兄打算逃跑，连时间路线都定好了，没想到让这鳖孙偷听了去，他立马报给鬼子渡边，渡边这老鬼子更狠，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布置了埋伏，那两位弟兄刚翻过墙就中了招儿，被抓回来当着全体战俘的面给毙了。”
一个圆脸的战俘也骂了起来：“娘的，俺早晚宰了这小子，上次鬼子战地医院来战俘营抽弟兄们的血，就是这狗娘养的使的坏，俺让鬼子抽了好几管子血，头昏眼花的刚出门，就看见鬼子渡边一边拍着高升肩膀，一边朝他竖大拇指，要不是他使的坏才怪嘞。”
瘦高个对满堂叹了口气说：“鬼子把战俘营当成医院的血库，我们班一个弟兄一下子被抽了十管子血，当时脸都白了，一出门就倒下了，再也没醒过来。兄弟，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鬼子早晚要整死咱们，早知道这样，我说什么也不会交枪，死在战场上也比窝窝囊囊死在战俘营里强啊！”
此时正是晚饭前的放风时间，战俘们三三两两分散在院子里闲聊。满堂谨慎地四处看看，发现没人注意这里。他双手一抱拳说：“各位弟兄，俺是新来的，叫满堂，这位是俺兄弟，叫铁柱，大伙叫他柱子就行。俺初来乍到，不懂这儿的规矩，还请各位弟兄多多照应！”
“好说，好说！”大家七嘴八舌地客气着。
满堂小声说：“咱现在是共患难的弟兄了，俺还不认识各位，弟兄们都咋称呼？啥时候进来的？”
瘦高个朝满堂抱了抱拳说：“我叫张宝旺，25岁，山西垣曲人。27师的，民国三十年在中条山张店镇被俘，到现在已经三年了，算是这里关押最长的老战俘了。”
那个方脸盘的战俘也自我介绍：“我叫李长顺，20岁，河南孟津李家沟人，15军65师的，今年5月初在洛阳城北郊突围时被俘。我是迫击炮手，这种炮对付步兵还管用，对付坦克就没用了。乖乖，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坦克，蝗虫似的，根本顶不住，我们师差不多打光了。94师也没好到哪儿去，打巷战才两天就打得不到百十号人了，都说四川兵能打，这回我算是亲眼到了。”
那个圆脸战俘有些腼腆，他嘴唇鼓了几下嗫嚅道：“俺叫孙新仓，家在河南洛宁熊耳山柴禾沟，俺家是猎户……从小就跟俺爹打猎，今年年初……让38军抓了丁，4月守郑州……仗打得实在窝火，郑州才守了一天就撤了，俺连长说俺枪打得准，让俺留在后面打掩护，就这么着，俺掉了队，在城里被俘……俺今年18岁，各位都是俺大哥。”他说完看了一眼铁柱便连忙改口说：“除了这位兄弟。”
铁柱连忙接口：“你18，俺今年17，你算是俺大哥嘞。”
孙新仓腼腆地笑了，仿佛恢复了些自信。
太阳落山了，这时外面有人喊了一声：“开饭啦！”战俘们来到外面院子里。满堂看到两个日本兵抬着一筐窝头，另一个士兵提着个桶，隔着七八米远站着一个日军曹长，默默地看着战俘们吃饭。
战俘们每人只领到一个拳头大的、掺了一半糠的粗玉米面窝头，再有就是桶里的凉水。满堂感到奇怪，忙问张宝旺：“就一个窝头？没有菜吗？”
张宝旺冷笑了一声：“你以为鬼子是请你来吃席的呀，还想吃菜？”
“那长期不吃盐，顶得下来吗？”
“一星期发一小块腌萝卜，那叫改善生活。满堂，我这里有上星期剩的一点咸菜，舍不得吃，你先凑合着来点？”宝旺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剥开三层纸，露出小手指大的一点咸菜。
满堂不忍心动他的宝贝，把手一挡：“谢啦！俺刚来，还没到缺盐的时候，唉！老哥，真不知道你这三年是咋熬过来的？”
张宝旺没有说话，他把身子转过去，默默地吃着那份仅够活命的口粮。满堂望着他瘦削的背影，心想这人别看瘦，骨架子可大，以前肯定是个壮汉，现在这模样八成是这几年饿的。
铁柱悄悄走到满堂跟前，用下巴朝远处的日军曹长一点：“哥，你看那鬼子，咋有点面熟？”
满堂这才注意到那个日军曹长，他仔细看看说：“是他娘的面熟，咱肯定见过……”
满堂假意走到水桶旁弯腰舀水喝，就在他抬头一刹那，发现那日军曹长也一直在看他，两人四目相对，满堂心里猛然一震：是山田圭一！几乎是同时，山田圭一也认出了他。满堂眼睛一亮，兴奋地刚想打招呼，山田圭一迅速用右手的食指做了个住口的手势，他不动声色地用眼睛往两旁扫了扫，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晚饭结束后，满堂回到屋里，在张宝旺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地说：“宝旺大哥，俺看你是个靠得住的人，俺就明说了，这鬼地方……俺是不想待了，大哥能给指条明道儿么？”
张宝旺没抬头，把眼皮往上一翻小声说：“我早就看出你小子是个机灵鬼，怎么着？才来了不到一天，就打算跑了？倒是挺有种啊。”
“俺早看出来了，在这儿待下去早晚得死，俺可不想死得这么窝囊，要死就死在战场上。”满堂说。
张宝旺叫过孙新仓：“新仓，你到外面瞄着点，特别留神高升那狗日的。”
孙新仓听话地走到门外。
张宝旺仔细打量着满堂：“兄弟，和你这么说吧，战俘营里的弟兄没有不想跑的，可你小子得有跑的本事，玩愣的谁不会？你看见那围墙了吗？墙头上是电网，前些日子有位弟兄想跑，他不知道那铁丝网是带电的，半夜里用绳子搭在铁丝网上翻墙时触了电，人都烧成焦炭了，第二天鬼子带我们去看尸体，弟兄们都掉眼泪了，唉，那惨样儿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满堂的眼睛里射出冷光：“大哥，这可吓不住俺，死人俺见得多了，俺非跑不可，逮着了算他的，逮不着算俺的。”
张宝旺沉默了片刻，好像下了决心：“好吧，我给你说说。这战俘营现在关着八百多个弟兄，其实这里只是个收容所，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成批的战俘从这里送走，听高升说是送到天津、北平、济南，最远的送东北。三年啦，战俘换了不知多少茬儿，这800人分四个大队，大队长都是老战俘，这是战俘营长官渡边想的主意，让战俘管理战俘，我也是大队长之一，所以一直没被送走。鬼子那边是官多兵少，最大的官是渡边少佐，他下面还有一个大尉、两个中尉、三个少尉和一个六十多个士兵的守备队，嗯，还有那狗日的翻译官高升……”
满堂有些疑惑：“咋才六十多个兵，军官倒不少？”
“大部分都是些技术军官，估计营外边有不少工程，我经常看见军官们在研究工程图纸，你以为咱们会在屋里待着？没这么美的事！每天都要干重活儿，修碉堡、盖营房、修渡口码头、架电线、挖壕沟、运军火……什么都干。监工的鬼子兵动不动就把人打个半死，要是病了，对不起，你就等死吧，鬼子可从来没给咱看过病。我记着账呢，这三年里不算打死的、枪毙的、出事故死的，光是病死的就有五百六十多个，有的人还有口气就说是传染病给拉岀去活埋了。”
满堂压低了声音问：“刚才开饭时，远远站着的日本军曹是干什么的？”
“你说的是山田圭一？这人还不错，是个好脾气，在鬼子里很少见，从没见他打过人，也很少见他说话。他好像是个班长，还兼管伙房，专职的炊事兵只有两个，每天都是调一个班的日本兵帮厨，毕竟是八百多号人吃饭。”
“这个山田圭一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没多久，才来一个多月。”
满堂不再问了，他朝张宝旺点点头：“多谢大哥！”
夜深了，铁柱躺在满堂身边，趴在他耳边耳语：“哥，山田在这儿，这就好办啦……你有啥打算？俺听哥的。”
满堂在铁柱后脑上轻轻撸了一把：“柱子，这事轮不上你操心，睡你的觉！”
铁柱睡着了，一支胳膊还搭在满堂的胸口上。
这天夜里，满堂失眠了。他脑子里出现很多令人心惊肉跳的画面：熊熊燃烧的许昌城、血流成河的巷战……铺天盖地的迫击炮弹像雨点般落下，把他藏身的地方变成一片火海……麻子排长一瘸一拐地走在日军部队的最前面，他脸上的麻子变成了酱紫色，赤裸的上身布满了正在流血的刀口……俺的排长啊……满堂忍不住呜咽起来……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天早晨他和铁柱走出家门的时候，会接踵而来发生这么多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和铁柱已经在血里火里滚了几个来回了……满堂很怀念以前的庄稼汉生活，那时候可没这么多烦心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虽说苦点，可一家人相依为命在一起，对一个农民来说，这种太平日子真是金不换啊。要是能回到以前该有多好，那他一定要好好孝顺爹娘，绝不惹是生非。再娶个媳妇，生几个娃，好好过日子。
满堂想是这么想，可他也知道，过去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无论你怎么留恋，它也再不会回来了，现在该想的是往后怎么办？他和铁柱要是不想死在这里，就得想办法逃出去。
满堂仰面躺着，双眼呆呆地望着屋顶，山田圭一的脸庞渐渐清晰起来，他到底是个鬼子兵，会帮自己忙吗？眼下要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只能在他身上打主意了……日他娘的！就是逃跑时被打死，也比待在战俘营里活受罪强！
一阵山风吹来，窗纸瑟瑟作响。屋里战俘们的鼾声此起彼伏，满堂翻了个身，忽然看见一个黑影悄悄接近窗户，那人的剪影清晰地映在窗纸上。满堂一眼就认出是高升，他不动声色地腾出右手，轻轻在木板上敲了一下，那黑影一下子缩了回去，伴随着一串细碎的脚步声渐渐消失……
蔡继刚坐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等候着妻子赵湘竹。这个招待所坐落在西安市中心，是第一战区长官部专供中高级军官下榻的内部招待所。按蔡继刚的军衔，他被长官部安排到二楼的一个不错的套间住宿。
蔡继刚焦急地在屋里踱着步，他很想念妻子，迫切地盼着和她见面。但与此同时，他又不太希望妻子到西安来。原因很简单，这个赵湘竹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女人，这位《中央日报》的女记者一来，肯定会招惹麻烦。
赵湘竹的家世不错，父亲是上海滩有名的棉纱大王，母亲也出身江南望族。从金陵女大毕业后，赵湘竹不顾父母反对，执意报考《中央日报》，当上了记者，抗战爆发后被报社总编辑指定为军事记者，专门报道与战事有关的新闻。
这下可麻烦了，赵湘竹天生有些反骨，她仗着文笔不错专和军政界高官作对。这女人是个多面手，新闻报道、人物专访甚至社论、文学评论、电影评论都能来上几下。她平时与人交谈温文尔雅，很有亲和力，可一旦抄起笔来就变得颇为狰狞，大有变文字为刀子的劲头，为此她得罪了不少权贵人物，有几次还差点被报社开除，但赵湘竹依然我行我素。
用蔡继刚的话说，她老子有钱，向来不怕丢饭碗。幸亏《中央日报》是国民党机关报，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这要是份民办报纸，闹不好赵湘竹一怒之下就把报社买过来，她自己当总编了。
当了军事记者以后，赵湘竹一发不可收拾，她在报上连连发表声情并茂的战地报道、详尽而客观的名人采访、辛辣而切中时弊的述评，她以一般女记者所欠缺的国际视野和军事知识，来采写有关战略问题和对战局发展的评估，经常受到一些国军将领的赞赏，以至于有些将军不愿相信该记者竟是一位女性。
蔡继刚是在淞沪会战负伤后和赵湘竹认识的，当时他住在武汉的陆军医院养伤。淞沪会战后，国军兵败如山倒，首都南京守了不到三天就城破兵败，军民伤亡近30万人。蔡继刚在医院里气得是七窍生烟，一股邪火在胸中游走却无处发泄，他能做的只是把护士给他送药的药盘子砸碎。他妈的，仗打成这样，所有高级将领都该自戕殉国，还好意思穿这身军装？！
正是有气没地方撒的时候，女记者赵湘竹来采访了。蔡继刚一贯讨厌记者，他认为记者都是些靠揭名人隐私、炒作花边新闻吃饭的庸人，国家都成这样了，这些记者就该拿起枪去打仗，跑到医院里来扯什么淡？蔡继刚没好气地对勤务兵吼道：“不见！不见！记者来捣什么乱？”
勤务兵小声嗫嚅说：“长官，这记者是……是个女的。”
“女的就更不见了，她懂打仗么？不懂打仗她采访什么军人？真他妈的……”
已经到了病房门口的赵湘竹听见蔡继刚的吼叫，便也来了气，这人怎么如此无理，不过就是个小小的中校嘛，他以为自己是谁？赵湘竹也动了大小姐脾气，她运足力气，一脚踢开房门，怒火万丈地闯了进来。
“蔡先生，你这个人好无理，你懂不懂得尊重女性？我看你这个美国军校算是白读了，充其量就是个粗野的丘八，你根本不配接受我的采访！”赵湘竹气急之下不管不顾地向蔡继刚喊道。
蔡继刚正好背对着房门，这时他动也没动，只是皱着眉问勤务兵：“是谁把她放进来了？”
“长官，是她自己闯进来的。”
赵湘竹挑衅地说：“是我自己进来的，怎么样？你不用撵我走，我自己会走，要是早知道我的采访对象是个没有教养的人，就是丢了工作我也不会来……”
这时蔡继刚转过身来，看了赵湘竹一眼，两人四目相视的一瞬间，赵湘竹像是突遭雷击，还没来得及说出的刻薄话被卡在了嗓子眼里，她一下子沉默了。
赵湘竹内心惊骇不已，眼前的这个男人仅从外貌上看就已非同凡响。他有着一张白种人式的窄脸，面部轮廓棱角分明，浓密的剑眉下是一双透着冷峻的眼睛，他的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一看就是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风吹日晒的结果。赵湘竹当了几年记者，久闯江湖，尤其是在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可谓阅人无数，她还真没见过像蔡继刚这种类型的男人。此人的神态似乎是懒洋洋的，与人对视的时候总是微微扬起头，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沉静如水的气质里隐隐透出一股令人生畏的杀伐之气，赵湘竹知道，但凡这类男人，是绝对不可以被人轻视的。
赵湘竹的心里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慌乱……
蔡继刚本打算好好训斥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记者，但当他转过身第一眼看到赵湘竹的时候，便改了主意。原因很简单，一个男人猛地见到漂亮女人都会先愣一下，然后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情，就是有再大的不快也要克制一下，蔡继刚当然也不例外。他对女人一向挑剔，相貌平凡些的女人入不了他的眼，所以到三十多岁还没有遇到一个心仪的女友。可当他看到赵湘竹时，心里竟然微微一动。这姑娘的相貌真是漂亮，五官搭配得非常精致，即使在生气时也表现出一种可爱的韵味。那天赵湘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暗花软缎旗袍，把修长的身材勾勒得曲线诱人。蔡继刚暗想，中国的旗袍就是为身材姣好的女人设计的，身材不好的女人对旗袍想都不要想。蔡继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刚才是有些无理，都怨这场该死的战争，战争的失利把自己弄得实在有些气急败坏。
蔡继刚望着赵湘竹点头微笑了一下，尽管这笑容转瞬即逝，但也足以让赵湘竹一下子就消了气。
蔡继刚像是对老熟人说话：“生气啦？”
赵湘竹竟然神使鬼差地点点头：“嗯，刚才是有点生气……不过现在好了……”
“为什么？”
“从前线回来的军人火气都大，我理解。”
“对不起，不是对你，仗打得不好，无颜见江东父老！”蔡继刚神色黯然。
“别这么说，你们已经尽力了，日本人不是吹牛三个月灭亡中国吗？一个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有你们这些军人在，中国就亡不了。”赵湘竹柔声安慰道。
蔡继刚扭过头去看着窗外，他不愿意让赵湘竹看到自己的眼泪。
赵湘竹轻声说：“蔡团长，我希望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如果现在不方便，我明天来也行。”
“记者女士，你想知道什么？”
“我看了战报，蕰藻浜阻击战中，你们税警第四团作战非常英勇，战绩很突出。我想知道，在孙立人团长负伤被抬下火线后，您是如何接替指挥的？又是如何负伤的？”
“国家有难，军人理当效命疆场，不过是尽本分而已，这好像没什么可说的。”蔡继刚一点也不通融。
“那好，我们不谈战争，谈点别的，只当是聊天吧。蔡团长，我冒昧地问个私人问题，您……有家眷吗？”
蔡继刚惊奇地看了赵湘竹一眼，反问道：“怎么，这种私人问题也是你的采访计划？”
“当然，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我们后方老百姓能做的，就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支持前线，这里面包括武器弹药、被服食品、亲人的关怀、妻子的思念，还有……姑娘们的爱情……”赵湘竹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粉红色。
蔡继刚终于大笑起来：“这倒是个新鲜的说法，连爱情也能当作慰问品送上前线？”
“这是应该的，抗战军兴，民众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姑娘们既没钱又无力，就把爱情献给前方将士，这理所当然！”赵湘竹合上采访本不打算采访了，她忽然想研究研究这个中校军官。
“我没有家眷，暂时还不想找这个麻烦。”蔡继刚老老实实地承认。
“怎么，爱情是麻烦？请蔡团长解释一下。”
“难道你不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听医生说，抢救我时很多人都为我输了血，否则我不可能还活着。等伤好了，我还要返回前线，下一次可不见得有这么幸运。对于一个正在作战的军人来说，爱情是一把双刃剑，既伤自己又伤别人。”
赵湘竹微笑着嘲讽道：“哎呀，中校先生，您可真高尚，为了自己当英雄就把爱情锁进保险箱吗？可那是您的想法，女人们并不这么想。”
“那么女人们是怎么想呢？”蔡继刚问。
赵湘竹狡猾地眨眨眼：“我现在不告诉你，以后再说！”
“你的意思是，以后你还要来？”
“当然，除非你不欢迎我。”
蔡继刚耸了耸肩，这是典型的弗吉尼亚军校校风，他略显玩世不恭地说：“美人上门，总是令人愉快的。”
两个月以后，蔡继刚和赵湘竹在武汉的一座教堂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电话铃响了，蔡继刚拿起话筒，里面传来战区长官部张副官的声音：“是蔡长官吗？”
“我是蔡继刚。”
“蔡长官，我奉命传达战区长官部的通知，今天上午9点，在第一战区长官部会议厅召开由陈诚长官主持的军事检讨会，请您准时参加！”
蔡继刚看了看手表，不满地问：“还差半个小时就开会了，怎么现在才通知？”
“对不起，陈诚长官刚下飞机，是他临时决定的，现在大批的记者已经赶往会场，接您的汽车马上就到！”
“好，知道了，我马上就到。”蔡继刚挂上电话想，看来赵湘竹来不及过来了，她应该是和陈诚坐同一架飞机来的，这会儿恐怕已经去了会场。
蔡继刚赶到会场时，新任命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几位高级将领已经在主座就位。陈诚认识蔡继刚，他点了点头，示意蔡继刚坐下，然后宣布开会。
蔡继刚四下看看，发现与会的有第一战区各集团军司令官、各军军长、军委会政治部、军令部官员和司令部参谋人员，他的副官沈光亚已经坐在最后排的旁听席里。
已就座的高树勋、刘昌义等人向蔡继刚点头示意，蔡继刚朝他们笑了笑，然后正襟危坐，听陈诚讲话。
陈诚今天的心情也不太好。仅仅在几天以前，他还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任内，4月中旬，蒋介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压力下，向远征军下令渡过怒江，反攻缅甸。仅一个多月，缅北战事正酣，又突然接到蒋介石急令，要他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收拾豫中会战的烂摊子，陈诚心中的不快可想而知。但不愿意归不愿意，命令还是要服从的，这个保定军校炮科8期的毕业生对蒋介石一向是言听计从，执行命令从无怨言，其忠诚程度深得蒋介石赞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陈诚炙手可热，官运亨通，是国民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有“小委员长”之称。
对陈诚而言，命令要服从，话却不能不说。接到命令后，他当即向蒋介石上书进言内心的不满：“今日第一战区之事，战区长官固应负责，但军政之不能配合，军队素质之不健全，指挥权责之不分明，以及中枢主管部门之欠缺整个主动计划，欠缺真知灼见与诚意等，使任何人易地而处，亦均无办法……今仓促受命，无补时艰，而大局病根之深、个人健康之坏，更远不如当年，故此行除服从钧座命令外，实别无意义，亦别无效益……”
陈诚把信发出后，便郁郁寡欢地来到西安走马上任。
在各军长汇报完各自部队的损失后，陈诚气哼哼地在会议桌旁踱了一圈，板着脸对每个将领都盯了三五秒钟，只看得众将官臊眉耷眼，不敢正视。
蔡继刚早知这一天躲不过去，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但此时仍如芒刺在背，脑门上微微沁出汗来。
陈诚踱到案首巨幅军用地图前，慢慢转回身，一字一句地说道：“接委员长手谕：‘因洛阳、郑州、豫中方面作战失利，蒋鼎文大敌当前，擅离职守仓皇出逃，实为不齿，革去司令长官之职。汤恩伯临阵慌乱，指挥失当，致使战局如此不堪，着令：二人马上前往重庆接受统帅面训，听候处理。兹任命：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八战区的陕南地区划为第一战区统辖，设长官部于西安。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汤恩伯、曾万钟、郭寄峤、孙蔚如五人。’”
会场上鸦雀无声。
陈诚口气稍有缓和：“战区当前之敌，正在积极完成交通与加强工事中，随时有进犯西北之可能。为应付上述局势，本战区任务简而言之就是：以一部广领前方要地行持久战，主力固守白河安康间、西坪商南间、卢氏雒南间各要隘，及豫陕河防、虢函要点、陕北陇东封锁线；另挺进必要兵力于沦陷区，树立反攻基础。并控制有力部队于各地加紧整训，完成攻守两势的作战准备。”
陈诚接着又问：“关于此次豫中会战失败之检讨，各位有何高见，不妨畅所欲言。”
全场沉默，足足五分钟，将领们不时抬起头相互察言观色，就是没人先开口。
陈诚略带嘲讽地问：“怎么，都哑巴了？”
蔡继刚忍不住了，他只觉得血往头上涌，多日的抑郁不吐不快，不然他真要疯了，他第一个举起手要求发言。
陈诚点点头：“蔡继刚少将，你说！”
蔡继刚站起身慷慨陈词：“我认为第一战区长官部最大的失误在于事前疏于防范。日军进犯之前，我方已获得情报，而且亲眼看到敌人修复黄河铁桥，第36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提出了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派出小部队奇袭北岸，再次炸毁黄河铁桥，无奈不被采纳，而且认定是日军故意发出的谣言攻势。一度封锁之河口，竟又复行开放，致使4月17日前两天就有日军小部队偷渡过河，将我南岸河防阵地侦察得一清二楚，待我军发现时为时已晚，足见防范之松懈。特别是日军工兵在我军众目睽睽之下修桥达数月之久！我军竟长期坐视，毫无动作，致使日军第3坦克师团冲过大桥，在豫中平原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现在李长官已壮烈殉国，而他的担心不幸言中，我们在座的各位，何以抚慰李长官的在天之灵？”
在座的将领们都低着头，无言以对。
“还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战前我军的兵力部署，一战区兵力虽多达40万之众，但一个师守一个县，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每一点上都是劣势，而日军往来机动，在每个点上都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我军将士再英勇顽强，也无力抵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耗尽拼光只是时间问题，毫无胜算把握。”
陈诚点点头问：“还有吗？”
蔡继刚回答：“暂时没有了，想起来再说。”
蔡继刚发言后，会场气氛活跃起来，长官部后勤处长李峻如站了起来，很谨慎地说：“此次战事失利，后勤也是个大问题，长官部在战前用兵站总监部的汽车到河对岸抢购敌占区的物资，致使战事发生时，兵站没有汽车对部队适时补给粮弹。”
会场上一片哗然，将领们纷纷交头接耳，皆面露愤愤之色。
李峻如见状似乎受到鼓舞，鼓起勇气继续说：“还有兵站总监部所属各仓库，平时都把军粮贷放给农民，坐收利息，更有盗卖军粮者，所以部队军粮欠发甚多。另外，所发军粮都是原粮小麦，各部队只好动用作战士兵自行磨面，战事一起，难以全员上阵。更有很多部队直接就食于民间，造成军民关系恶化。嗯，还有兵站征用民间交通工具太多，但大部用于为商人包运货物，或者为部队走私货物。”
陈诚的脸色渐渐变得铁青，他的右手下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长官部办公室一个上校发言：“长官部移动时管理松懈，混乱不堪，电务人员建制混乱，责任不明，每到一新地点，总有人不能追随行动而失散。电话机丢失更多，又因密码本遗失及无线电台与各部队波长呼号错误，以致失去联络，无法指挥。而兵站总监部于转移时，科长以上职员多擅自后退，导致前方兵站业务无人负责。可以说一战区长官部的指挥管理形同瘫痪。”
一个中将站起来说：“部队普遍吃空额，实际缺额极大。以战前而论，洛阳市场上的粮食半数以上都是部队卖出去的。”
另一个中将立刻辩解道：“作战部队有作战部队的难处，今年年初以来物价飞涨，市场上粮食及商品早晚都不同价，可军饷却无增加，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一切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这样下去，还打什么仗？”
又有个少将抢着发言：“最气人的是管弹药的后勤人员，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汉奸，他们拒绝与作战部队合作。兵站的弹药仓库每个县都有，可没有一个兵站仓库愿意把弹药送往前线。这些浑蛋不管战事多紧张，一律等候各部队派兵持提货单来领，要是没有兵站上级军官颁发的提货单，就算是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休想领到一颗子弹！汤长官于4月26日在登封碰了兵站小官的钉子，5月10日又在嵩县碰了兵站的钉子。”
又有人接着发言，但声音小了许多：“将帅不和，彼此间不信任。部队仍有地方部队、中央军之别。许多北方部队装备差，兵员缺额又大，但使用起来专往风口浪尖上顶，这次会战我军打得最激烈最顽强的许昌、洛阳等守城战，都是杂牌军打的，而有些嫡系部队却一直养精蓄锐，偏安一隅，如此不公，令各友军之间无法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作战。”
蔡继刚没有抬头，听声音就知道是暂编15军军长刘昌义。
陈诚一言不发，气恼地在地图前来回踱步。
军事检讨会因为蒋鼎文、汤恩伯二人不在场，所以开得很热烈，直到下午1点钟。
下午3点，第一战区长官部记者招待会在司令部招待所入口大厅召开。
西安市党政系统、社会贤达、各界名流、社会各团体、群众组织、商会代表、新闻媒体会聚一堂，人声嘈杂，气氛热烈。大厅北面置一讲台，上面铺着绿呢桌布，放着一支麦克风。第一战区所有高级军官按军衔高低分前后两排坐在讲台后面，蔡继刚故意在后排最靠边的位置坐好。他抬头看了一眼，见妻子赵湘竹站在媒体记者最前一排，夫妻俩对视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记者招待会刚刚开始，立刻有一位男记者抢先提问：“我是《扫荡报》记者，请问陈诚将军，关于此次豫中会战的大溃败……请原谅我用这三个字来形容，您不这样认为吗？请陈将军谈谈这次溃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诚回答：“首先，这位先生的用词我认为基本属实，此次日军的一号作战，总兵力有八个师团14.8万人之众，而我驻豫部队有七个集团军，虽然严重缺员，但加上地方部队也有40万人之众。从4月17日日军突破中牟河防，到5月25日洛阳失陷计38天，我军失守城镇38座，可谓日失一城，我军损兵折将达20万人，部队一溃千里，日军一直冲到豫西卢氏县城。另一支日军几乎闯进潼关，幸好被第八战区的五个军挡住，在灵宝、卢氏、西坪一带建立起防线。陕西方面的防务已经固若金汤，请大家安心勿忧。”
陈诚擦了擦汗继续说：“关于此次会战失败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指挥不统一，命令难以贯彻。一战区长官部与副长官部之指挥不能统一，司令长官蒋铭三与副司令汤恩伯二人各行其是，互不参商，影响作战甚大。许昌失守后日军主力迂回洛阳，逼近龙门，我统帅部命汤副长官及各军会师洛阳，均未遵行，以致日军终于得以合围洛阳，并分兵直捣我长官部所在地。一战区长官部没有判断指示的时间，以致部队各自行动，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第二点是部队战斗意志低落，日军进攻之初仅用数百人，后渐增至千人，我军均不战自溃。日军见我毫无斗志，开始集中抽调大部队，连犯我密县、泛水、新郑、许昌。此时黄河以北敌陷区及日军新占领地区防务空虚，我自孟津河防至泛水密县一带有六七个军之多，竟然都袖手旁观，不予出击，坐待敌人来各个击破，这也是我军失利的主要原因。”
赵湘竹终于抢到话筒提问：“我是《中央日报》记者，风闻此次会战我军损兵折将，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当地武装农民所缴械，请陈将军将此事予以澄清，另外也请陈将军谈谈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因为这不是个别的孤立事件，而是普遍行为。”
蔡继刚在后排一听，心想：“糟了，连上午的军事检讨会都无人敢提及此事，这里面牵涉了太多的政治原因，一时哪里说得清楚？湘竹啊，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陈诚没有马上回答，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他显然是在斟酌词句：“我承认驻豫部队军纪废弛已极，河南民间早就有‘水旱蝗汤’和‘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的口号，此话虽然过分，但军队纪律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汤副长官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互蒙蔽，不敢举发。伊川、嵩县、登封遭85军洗劫极惨，13军在密县、禹城，预8师在卢氏，40军在木洞沟也是如此行事。”
说到这里，陈诚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坐着的两排高级军官，有几个将官尴尬地把头低下。
陈诚继续说道：“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行动，也是到处鸡犬不留。军民之间俨如仇敌，战事进行中，军队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自属当然。而各地身任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也有趁机劫杀零星部队及予以缴械之事，加之敌人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所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然持旗欢迎。我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段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日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暗暗将破坏处修复。豫中现实如此，怎能寄希望于军民配合的原则呢？”
赵湘竹仍然不依不饶，她又一次拿过话筒：“陈将军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据我所知，劫杀国军零星部队及缴械之事，并不仅仅是各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而是大批民众的自发行为。我的问题是，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我国部分民众竟然帮助敌人缴自己军队之械，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其原因涉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涉及抗战之生死大计，还请陈诚将军谈一谈对此事件的看法。”
陈诚有些不悦，但不失风度地使用起外交辞令：“这位女士，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并不掌握，如果情况真如这位女士所言，我会把此事调查清楚，给各界朋友一个交代。下面还有哪位朋友提问？”
“陈将军，我是《大公报》记者，河南民间传闻驻军腐败并非只是军纪和军粮问题，还有长官部主要精力不办河防军事，倒是一门心思经商捞钱。请陈长官切勿护短，将详情告之民众，以正视听。”另一男记者又开始发难了。
陈诚坦然答道：“长官部在洛阳开设面粉厂，并利用陇海路营运煤炭图利；汤副长官为自筹经费自谋供应计，在界首成立物资调节处，后改民生公司，变相征收税款；又在漯河开设中华烟厂，界首开设三一酒精厂，嵩县开设造纸厂，镇平开设三一纺织厂，鲁山开设煤厂，其经营范围之大可以想见，原为改善军队补给，本意不能说不善，可是结果完全成了假公济私的经商行为。长官部既然如此，下级各部队即纷纷效仿，遂一发不可收拾。各级军官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个个腰缠万贯，穷奢极欲。而普通士兵绝大部分形同饥民，严重营养不良，瘦弱不堪。官兵生活不能同甘共苦，要这样的官兵组成的部队发扬斗志，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赵湘竹再一次抢过话筒，提出一个不但令陈诚难以回答，也令全场始料不及的问题：“刚才陈将军在回答《扫荡报》记者时，谈到原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之间的合作欠佳，各行其是，导致指挥不能统一，严重影响作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那么，我的问题是：陈诚将军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如何与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汤恩伯二位将军配合指挥作战？因为当下党政军系统中盛传陈诚将军由于性格及派别原因很难与胡、汤二位将军相处，我想这也许是民间传闻，不足为信。但这个问题关乎我第一战区军事形势的安危，关乎千百万百姓的安居和生计，关乎国家的抗战进程，所以我们更愿意听听陈诚将军本人的看法。恕我直言，希望陈将军见谅。”
全场静默了两秒钟，随即嘈杂声起，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陈诚身后的将官们先是面面相觑，继而将眼光集中在胡宗南身上。全场听众的眼光却都集中在这个容貌姣好、衣着典雅的女记者身上。
赵湘竹面带微笑，不卑不亢，静静地等待着陈诚回答。
蔡继刚这时脑门已经渗出汗来，心里暗暗叫苦。赵湘竹果然名不虚传，还真是个惹是生非的记者，她对高级军官们一点面子不给。按记者采访惯例，这样的问题只能私下提问较为合适，怎么能在公众场合贸然发问？
陈诚不动声色，等场内嘈杂声稍弱，举起右手向下一按，全场立刻安静下来。这时他脸上才出现一丝微笑，缓缓地说道：“这位女记者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谓有胆有识，看来也非等闲之辈。”
全场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我奉命之初，确实有些信心不足，有朋友劝我婉拒，军政界有些人也是存心想看笑话，觉得陈某人无法与胡宗南、汤恩伯相处，鄙人也是能感觉到的。在此，鄙人要坦诚地告知各界朋友，人之相交，贵相知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其心无他，其余的都好商量。汤恩伯在河南的过失或者叫作罪状，虽不胜枚举，但一一根究，才知道有许多是别有用心之人冒充汤部干出来的。此事待我调查清楚后，会向河南父老和各界朋友为他洗刷罪名，想必会得到民众的谅解。”
赵湘竹又一次拿起话筒：“陈将军只提到了汤恩伯，那么胡宗南呢？陈将军好像并没提起。”
陈诚皱了皱眉头，耐心地说：“关于胡宗南，此人之忠贞负责及其不与政客官僚同流合污，可称上选。其缺点在于讳莫如深，不擅与人接近，因此成了西北有名的神秘人物，不仅为地方父老所不了解，连中央也觉得他不易驾驭。有人专攻其短，说他的部队战斗力较弱。我想，这恐怕是个误会，第34集团军中除了第一军外，都是他奉中央之命收编的，原来都是打我们的部队，现在不打我们了，这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对他过于苛求是不公道的。我想本着这样的心态，和胡、汤二人和谐相处，力争合作无间。当下有人认为国家危急，世道艰难，是因为没人讲有用之话，其所以如此者，一是有官做的人不必讲话；二是想官做的人不敢讲话；三是知道不能讲，讲了也没用的人不肯讲话。鄙人想告诉各位，我陈诚是‘有官做’的人，而且好说切直的话，我想通过我的努力，革除弊端，整顿吏制，本人在任内必将鞠躬尽瘁、励精图治，还仰仗在座的各界父老、我身后的各位同仁尽心协力，精诚合作，让那些看笑话的人无地自容去吧！”
全场又是一阵静默。赵湘竹满面笑容地放下采访本，第一个鼓起掌来，紧接着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陈诚举起双手，轻轻往下一按：“请各位谅解，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就开到这里，因为下面还有别的安排，我战区壮烈殉国的第36集团军司令长官李家钰将军的灵柩送经我市，现在就停在外面广场上，我将主持西安市各界的公祭大会，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为捐躯赴国难的李家钰将军最后送一程！”
全场反响强烈，大家井然有序地退场，来到外面的广场上。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各界人士、政府机关职员、市民代表分列广场两侧，中间是一个全建制步兵营排成整齐的士兵方阵。全场肃穆，气氛哀伤，在缓缓的哀乐声中，12个身材高大的士兵将李家钰的灵柩从车上抬下，一边六人抬着灵柩正步走到台阶前轻轻放下。陈诚和将官们人人佩戴黑纱，摘下军帽，用左手捧持，肃立在台阶之上。
陈诚慢慢举起右手，示意哀乐暂停。他双手打开一个文件，目光扫视一遍全场，一字一句地念道：
“褒扬令：陆军上将、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器识英毅，优娴韬略。早隶戎行，治军严整。由师旅长游领军符，绥靖地方，具着勋绩。抗战军兴，奉命出川，转战晋、豫，戍守要区，挫敌筹策，忠勤弥励。此次中原会战，督师急赴前锋，喋血兼旬，竟以身殉。为国成仁，深堪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旌壮烈，而示来兹。此令！中华民国政府，1944年6月10日。”
哀乐声起，陈诚率将官们到李家钰灵柩前三鞠躬，然后来到李家钰夫人安淑范面前握手志哀，抚慰家眷。
蔡继刚有意排在将官队列的最后一个，等轮到自己时，他快步上前，双手紧握住安淑范早已伸出来的手，他脑子一片空白，先前准备好的安慰话竟一句也想不起来，只是呆呆地看着安淑范那已显苍老的脸庞。
在旁边陪同的一位亲属说：“夫人接到讣告，满头黑发一夜间变得花白。”
安淑范哽咽道：“听军中友人告知，蔡将军率部冒死将亡夫遗体夺回，忠勇无量。其感恩之情，纵有千言万语，终显苍白！”说罢深深鞠躬。
蔡继刚一把扶住：“夫人何出此言？其相兄在危急时刻，亲自断后，掩护全军，将生还的希望留给我们，是真正的侠肝义胆！只是蔡某闻身后有变，回援太迟，未能救其相兄生还，至今愧疚难当，无颜面对其相兄在天英魂！”
蔡继刚拿出李家钰的家信，哽咽着说：“其相兄殉国前两天，曾修家书一封，叮嘱蔡某务必将此信亲手交给夫人，当时未曾想到竟是其相兄的绝笔！请夫人收下，聊补蔡某心愿！”说罢他双手将信庄重地捧上。
安淑范颤抖着接过信，慢慢将信贴在脸上良久，无声地啜泣。等她拿开信时，那封信已被泪水浸湿大半。
蔡继刚泪眼模糊地抬头望去，李家钰灵柩前的挽联，是由夫人安淑范亲自撰写的：
“马革裹尸还，是男儿得意收场，亦复何恨！唯怜老母衰颓，养生送死，瞑目尚余难了愿；”
“鹃声啼血尽，痛夫子招魂不返，奚以为情？犹若诸孤幼稚，衣食教诲，伤心空剩未亡人。”
这时站在人群里的赵湘竹跨上一步，轻轻挽住蔡继刚的右臂，两人一起向灵柩前李家钰的遗像深深鞠躬。
安淑范和家眷们登上了战区长官部安排的轿车，引导灵柩车缓缓离去，广场上所有的官兵在陈诚的率领下庄重地举手行军礼，市民人人肃立默哀。轿车里传来安淑范压抑过久的痛哭声。
蔡继刚泪流满面地喃喃自语：“其相兄，你走好，兄弟为你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