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时的七八点钟，天还没黑下来，夕阳的余辉仍徘徊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久久不愿退去，高楼广厦支撑起的城市上空竟是一片绚丽辉煌。下午下了场暴雨，天很凉快，人民路256号大楼上的住户们，把惯常开着的家门大都关上了。几乎没有谁注意到一个中年公安人员带着两个便衣上楼走进周国镇家门，就连住在一楼楼梯口，开着门的李四民都没注意到。
看到周国镇之前，李四民正为侄子的事一筹莫展。
乡下嫡亲侄子狗娃来家3天了，是背着一屁股债和一大包电话消毒器来的。狗娃一来就说，他那卫生材料厂完了，贷款还不了，工资发不出，从他这个厂长到下面合作的伙计都急得要跳楼。实在没办法，几十口子一起出来搞推销，死活得把积压的电话消毒器卖掉，要李四民一家帮着联系卖。
这让李四民作了难，他们老两口一辈子干车工，干到前年退休，只认识车床和玩车床的工人，不认识一个当官用电话的；女儿、女婿也是工人，一个在80里外的郊区煤矿干掘进，一个在汽车修理厂干保管，都不是办外交的料。李四民又不能说不办，往日狗娃厂子红火时可没忘过他这个做叔的，逢年过节，香油大米老是往城里送，有时还送酒来，他这辈子喝过的几回好酒都是狗娃送来的。
于是乎，李四民拉下脸皮，陪着狗娃四处跑。但凡熟悉的工厂都去了，电话消毒器没卖掉多少，6元8角一盒的“红塔山”倒搭上了3盒，搞得老伴的脸色很不好看。
见到周国镇后，李四民突然有了主意，在饭桌上吃着饭就说：
“狗娃，咱不能这么瞎跑了！咱跑不中用，我是个退休工人，你是个农民，谁会买咱的账？咱得想别的法。”
狗娃心灰意冷：
“叔，我没别的法了，送礼给回扣我没钱，我只能凭这张脸皮踹了。”
李四民道：
“人家不买咱的账，会买银行的账，刚才和我打招呼的那人就是市银行的周行长，住三楼，咱去找找他，没准事就解决了。他们银行本身就有很多电话，电话消毒器自己可以用，也能叫别人买。”
狗娃乐了，筷子一摔：
“嘿，我的叔，你咋早不说？银行行长是大拿，哪个单位敢不买他的账？！走，咱这就去找他，他叫周什么？”
“叫啥大号咱不知道，反正是行长！”
女儿玉玲在一旁道：
“我知道。叫周国镇，是工商银行的行长，听说快下台了。”
狗娃一听就急了：
“叔，那咱更得快去，周行长一下台就不好办了！叔，我看这么着吧，我马上出去买点东西，穷归穷，百把二百我还拿得出，买好东西咱就去。”
玉玲道：
“我看还是先别去，只怕周行长现在就不当家了，我听楼上白副行长的爱人康姐说，周行长不提前离休也得调走，白副行长马上要提行长，咱要找不如找白副行长。”
李四民的老伴也插上来道：
“玉玲说得是，就是周行长不下台，咱也不如找白副行长。白副行长家的小康和咱有来往，早几年玉玲又帮他们两日子带过孩子，这忙他也许会帮。”
狗娃大有绝处逢生的感觉，忙不迭地说：
“行，行，我都听你们的，你们说去见谁，我就去见谁！”
狗娃三口两口把碗里的饭吃完，抬腿就往门外走。
李四民问：
“你哪去？”
狗娃道：
“去买东西！”
李四民迟疑了一下，说：
“烟和酒别买了，‘红塔山’烟还剩7盒，你上回带来的洋河还有两瓶！”
老伴不高兴了，当着狗娃的面就撂下脸，冲着李四民道：
“真难为你活了这么大岁数！给人送礼兴送7盒烟的么？送一条都是少的！还有你那酒，啥牌子？能拿出手么？”
狗娃心里明白，婶子的话不光是说给叔叔听的，也是说给他听的，于是便道：
“婶说得对，人穷不能短了志，咱说啥也得拿份像样的礼去，不然玉玲妹妹这边都没面子！”
狗娃走了，李四民依旧呆呆站着，不安地咕噜：
“这……这得花多少钱？”
老伴哼了一声：
“该花不花行么？这年头干啥不要花钱？！花了钱，人家能给你办了就算好的，不给你办，你又能咋了？！”
这话提醒了李四民，李四民把脸转向女儿，忧心忡忡地问：
“白副行长能帮咱么？若是他收了狗娃的东西，不办事咋办？”
女儿想了想说：
“这怕不会，都在一个楼上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白副行长不讲狗娃也得讲咱的面子。”
老伴走到女儿身边，扯着女儿的手说：
“玲，白副行长能讲面子就好。回头你陪狗娃去，怎么着也得把这事尽快给了了，你不给了了，狗娃不走，咱这日子就甭想安静了！”
李四民眼皮一翻：
“有啥安静不安静的？狗娃在这统共住了不到3天，又没招你惹你！”
老伴早窝了一肚子火，这回总算找到了发作的借口：
“他住这儿咱不得花钱么？我不得伺候他吃，伺候他喝！”
这越发使李四民不满：
“你不就买了一次肉，一次带鱼嘛！”
老伴气呼呼地叫起来：
“你退休工资有儿个子，还想天天过大年？能买一次肉一次带鱼就不错！肉3块8一斤，带鱼4块5一斤，我就想多买几次也买不起！嫌我小气，下个月这家就由你来当！”
老伴说的都是实情，他们确实没钱，老夫妻俩的退休工资每月250出点头，女儿和大儿子家的小孙子又在家里吃，大儿子不替小孙子交钱，女儿只交50块，300多块钱要维持一家三代5口人的生活支出，真够难的。更何况这一年多女儿的厂里开不出支，女婿的煤矿也不景气，奖金一个子没有，女儿该交的50块钱都连着两个月没交了。
李四民感到理屈，声调降了下来：
“我不是说你小气，咱合共拿多少钱，我能不知道么？我是说，狗娃难得来一趟，往日又没少给咱带东西，咱不论有多难，总得在大面上过得去，别叫人背地里说咱的不是。”
老伴拉着脸：
“谁不想好？真是有钱，我不会花么？你老东西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么？可我没办法。昨日我还和街道的刘嫂说过，街道服务站若是有替人洗衣的活我就接。洗衣服我干得了，一家一月15块钱，接下3家就是45块。对门楼上的赵大妈一人接了8家，一月拿的钱比她的退休工资都多……”
玉玲听不下去了：
“妈，你咋老叨唠这件事？去年谢三的烧鸡店开张，你要去给人家当小工拔鸡毛，这又要去给人家洗衣服，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有啥丢人的？咱不偷不抢，干活吃饭，挣的钱干净！”
“钱，钱，你老是钱，就没想你都多大年岁了，还要不要命了！”
李四民心里发酸，深深叹口气道：
“玉玲说得对，咱宁可紧点，也别去干那伺候人的事！不管咋说，咱总受党多年教育，咱老都老了，别再给自己丢人，给党丢人了！”
老伴手一摊：
“那你们叫我咋办？接点活你们怕丢人，守着这点死钱生活，你们又受不了！不是我说你们爷俩，当初谢三的烧鸡店开张，我若真去做了小工，那日子就好过得多！谢三当时答应给一百五一个月的，比给人洗衣服强多了。谢三和咱们是邻居，两家只隔一道院墙，给他干着活，咱自己家里事也误不了……”
李四民知道，老伴为到谢家当小工的事，一直懊恼到今天。
一年半之前，住在隔壁104的谢三从工厂辞了职.在正对着人民路的院门口摆了个烧鸡摊，其后，又把烧鸡摊变作了烧鸡亭。开张之初，谢三的人手不足，请老伴去帮几天忙。因是邻居，情面上难以推却，老伴便去了，那时没谈工钱，一天忙完，谢三总送些鸡肝、鸡心和卖剩的烧鸡过来。一个星期过后，谢三才到他们李家正式谈了，说是远亲不如近邻，大妈退休后也没啥事了，不如搞搞第二职业，就在烧鸡店做下去。老伴当时就动了心，抹角拐弯问谢三能给多少钱一个月。谢三报了一百五的数，老伴乐坏了，几乎要当场答应下来。女儿却把话头拦下了，对谢三说，还要再商量商量。
谢三一走，李四民和女儿都说不能干。女儿怕累坏自己母亲，更怕丢人；李四民的情绪就更复杂了，不但怕丢人，还怕犯法。这谢三是他和老伴看着长大的，从小就不学好，和这种人搅在一起，日后万一惹了麻烦，他们老两口一世清白的名声就完了。
李四民把这番道理和老伴说了，坚决不同意老伴去挣那个钱。
后来，看到谢三生意越做越好，李四民多少是有些悔意的。好多次转到谢三的烧鸡亭前，李四民都想：自己当时也许是过分了些，如果老伴做了谢家的小工，这一年多下来，也能挣上两千块了，一台彩电已抱回家了，靠干活挣来的钱是干净的——不论是给谁干活，挣谁的钱，都是干净的，他却想不开。
李四民是要面子的人，心中尽管悔了，脸面上依然不露出来，就仿佛他从未悔过似的。在这期间，李四民自己也联系过车工活，只是一直没落实。干车工不像干钳工、电工，能背着个工具包四处揽活。干车工得有床子，有床子就有固定岗位，咋也轮不上他。老伴联系洗衣服的事，李四民也是知道的，他开头并没拦，可刚才一听那工价才拦了，他再也想不到给人家洗一个月的衣服才15块钱！这15块够干啥的？3盒“红塔山”还要20多块呢！
李四民长长吁了口气说：
“现在经济滑坡，谁的日子都不好过，企业难，咱们难，国家也难，过了这阵子或许会好些，退休工资怕还得长点，就是不长，咱也不能去干伺候人的活，咱要干得干公家的，集体的！”
玉玲道：
“我也这样想，经济真好转了，爸可以到狗娃哥那里去帮着办厂，妈也能去，给乡镇企业帮忙不丢人，钱也不少赚……”
就说到这里，狗娃兴冲冲回来了，买的东西真不少，两条“红塔山”香烟，两瓶郎酒，还有“雀巢”咖啡和“果珍”，手上的网袋塞得满满的。
李四民问：
“花了多少钱？”
狗娃道：
“不算多，也就是300块吧！”
李四民真心疼，300块就是他近3个月的退休金，楼上那个姓白的家伙，就因为做着副行长，他和他的乡下侄子就得给他送东西！这他妈的算什么事！如今的社会咋变成了这个样子！
摇头叹息着，不知不觉把话说出了口：
“太不像话了，这样下去，只怕迟早有一天非亡党亡国不可！”
狗娃问：
“什么亡党亡国呀？因啥？”
“这样送礼！”
狗娃笑了：
“咱能送上礼就不错！那送不上的不更惨？”
玉玲道：
“爸，你也真是！礼是你要送的，又不是人家白副行长向你要的，你气个啥？就算会亡党亡国，你也逃不了责任的！”
李四民一怔，不无痛苦地想了想女儿的话，觉着女儿是对的，他这个有40年党龄的老党员也免不了俗，也在为着自身的利益做着毒化社会空气的事情，尽管他内心是不情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