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距今七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我刚满四十岁,虽然已经称不上年轻,但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也还没抵达折返点。至少,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
那年春天我结了婚。在成为丈夫的同时,我也成了一个小学五年级男孩的父亲。也就是说,我的结婚对象是带着她和前夫的小孩跟我结婚的。这也没什么不一般的。顺带一提,“一般”,正好也是那个男孩——名字叫作淳史——的口头禅。
“已经很不错啦,你还配不上人家呢!”姐姐说。
就算被如此揶揄,我也没有感到不是滋味。虽然姐姐只大我两岁,但她从小就爱把我当小孩子看,而后遗症至今还留在我身上。至于父亲,则没有对我的婚姻表达任何意见。基本上除了婚姻之外,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他也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恐怕他是对我的事情没兴趣吧。而母亲,与其说在意我跟怎样的女性结婚,不如说她更在乎我总算结婚了这个事实,终于让她放下多年以来肩上的重担。不过认真说来,我猜她心里也不太认同这桩婚事吧。
虽然当时父母都已超过七十岁了,但那时他们都还健在。我当然知道,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走,但那也只是“迟早”,我还无法具体地想象失去父母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关于我接下来要讲的那一天,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件,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许多事情已经在水面下悄悄酝酿。但即便如此,我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往后翻了好几页,再也无法回头挽救什么。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父母。
感觉从那之后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当初若是这么做的话”或是“如果换成现在的我就能做得更……”之类的感伤,至今仍会不时地袭上我心头,感伤伴随着时间沉淀、混浊,最终甚至遮蔽了时间的流动。在这段不断失去的日子中,如果说我还得到过一点什么,应该就是: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这么一种近似于认命的教训吧。
“还是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去吧。只要八点从那边出门的话就一定赶得上。”
周六上午,我在摇晃的电车车厢内,将手机上的换乘信息给由香里看。
“已经说好要过夜了啊,而且换洗衣服什么的我也都带了……”
她有点不满地拍了拍抱在膝上的包。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淳史从刚才就沉迷于手上的游戏机。他今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黑色的七分裤,配上黑色的皮鞋。这是昨晚由香里想了半天后终于选出来的“重要场合才穿”的衣服。
昨天中午,我不经意地在母亲打来的电话中答应她说会过夜。
“哦?是吗?”
母亲在电话那头拉高音调惊讶地回答。听到她的反应,我不禁觉得要是刚刚说当天来回就好了,但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借口,就这么挂了电话。顺着眼前的状况随波逐流,事后却反悔不已……这是我的坏习惯。
坐在从品川站发车的京滨急行电车中,电车每过一站,我心中的反悔就大一些。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大楼玻璃,反射着被切割成四方形的蓝天白云。虽已进入九月,但今年炎热的暑气依旧。晨间新闻说,上午的气温将会超过三十摄氏度。想到从公交车站到老家门前的那段上坡路,我就不禁却步。
在我久里滨海岸附近的老家中,是不管多热都不会随便开空调的。
汗流浃背对身体是有益的。
父亲用他这套哲学逼着全家人实践他的健康法则,这习惯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光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极度怕热的我不想返乡。最近甚至连一年一次的年假,我都会极力找借口不回去。我们搭的电车与反方向的来车错车,车厢剧烈地“嘎嘎”作响。
“不然就说是学校突然要开家长会,你觉得怎样?”
听我这么随口一说,由香里慢慢地伸出食指,指着自己。
难道你现在是要叫我想办法?
她用充满疑虑的表情看着我。
“嗯,不行吗?”
我猜,我当时是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她的,她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就是这样,每次都推给别人。”
的确,会变成这样都是我造成的,我知道是我自作自受。但未必非得用我的事来当不过夜的借口,到了紧要关头,我甚至想说干脆请淳史装病也是一种方法。
电车过了两三条河后,绵延窗外的大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天空。
对面的座位上坐着看来像是要去游乐园的一家人。两个男孩子翻着母亲的包,从里头拿出了饭团,是便利店卖的那种。可能是还没吃早餐,兄弟俩抢着饭团。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的父亲对于小孩的吵闹视若无睹,专心看着摊开的体育报,上面报道着一个资深职棒 [1] 选手退役的消息。我记得他和我差不多是同样岁数的人,于是忍不住追着标题看了下去。想起在电视前兴奋地看着他打甲子园 [2]的情景,一切仿佛昨日。
[1] 职业棒球的简称。
[2] 日本全国高中棒球决赛地为阪神甲子园球场,因此“甲子园”也就成了日本全国高中棒球决赛的代称。因“甲子园”承载了无数日本人的青春梦想,因此受关注度极高。
“就算回去也不知道要聊什么,我爸甚至到现在都还以为我在迷职棒呢。”
“职棒”一词吸引了淳史的注意,让他首度停下手中的游戏抬起头来。
“小良你喜欢棒球吗?”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说:你竟然会喜欢棒球那种运动,混杂着某种惊讶与轻蔑的语气。
“以前啦,很久以前。”我像是否定自己的童年似的,慌张地回答。
“嗯哼”了一声后,淳史又埋首于手中的游戏机。这一代的男孩中流行的运动都是足球或篮球。淳史今年春天也参加了小区的篮球队。每当我问他“好玩吗”,他总是回答“一般吧”,每次都被由香里骂。淳史的班上似乎有很多小孩从来不曾打过棒球。这么说来,我最近也很少在街头看到玩丢接球的小孩了。但如果去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则会发现班上大半的男生都戴着棒球帽。
“话说在前面,我可比你还紧张呢。不过你也不会懂吧。”
由香里一边压着淳史睡乱的头发一边说。
“我知道,我知道啦。”
那是理所当然的。她是要以媳妇的身份去面对家里的公婆。况且她是再婚,而我是第一次结婚,要她不紧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跟她说了好几次“不用勉强自己”。
“但也不能老是这样吧?”她自己则坚持要去。虽然我现在很想跟她说“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但最后还是作罢。我不认为继续刺激她是个好主意,于是把手机放回了胸前的口袋中。大约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曾带着大哥和我到还没改建成东京巨蛋的后乐园球场看球赛。被水银灯照亮的鲜绿色草皮,回荡其上的打击声、欢呼声。十二局上半场,我们支持的横滨大洋鲸队 [3]终于逮到机会准备一举反击时,我们却为了要赶最后一班电车而不情愿地离开球场。就在我依依不舍地走向出口的那一瞬间,突然听到一声干瘪的打击声,接着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们互看了一下,身旁那些原本要回家的观众一时间全部掉头涌向了球场。父亲二话不说也跟着掉头,转眼间已经推开人群向球场走去。我和大哥则是手牵着手,拼命地追着父亲的背影。结果那一天我们是搭计程车回久里滨的。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最后到底是哪一队赢了,但那个时候父亲喜滋滋的背影,以及如顽童般闪烁着光芒的双眼,至今都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跟平时在病患或家人面前充满威严……不,应该说是坏脾气的“老师 [4] ”的表情,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3] 横滨大洋鲸队(横浜大洋ホエールズ),横滨海湾星队(横浜ベイスターズ)的前身。
[4] 日本人通称老师、医生或在社会上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为“先生”,即中文的“老师”。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现在,只要我们之间陷入尴尬的沉默,父亲仍旧会聊起棒球。
“不知道今年的海湾星队怎样了……”
“我哪儿知道,我早就不看棒球了。”
如果可以这样决断地回答,也许对彼此都会是一种解脱。但我从不曾这么做。
“是啊……怎么样了呢……”我总是不断给他如此模棱两可的回应。
久别了一年,车站前的景象变了许多。出了南出站口左转,有通往公交站牌的楼梯。途中有间立食面店 [5],门口多了一台餐券贩卖机,并加了玻璃门。原本挂在墙上脏兮兮的手写菜单已不见踪影。而出租车停靠站旁卖鲷鱼烧 [6]的小店面,如今也换成了便利店。虽然站前的景象被开发得更加现代,但总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所谓的街町气息。再加上车站前新盖了一座环岛,害得我都找不到往老家方向的公交站牌在哪儿。我只好提着在车站水果摊买的西瓜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站牌时,我们三个人已经全身是汗了。
[5] 昭和四十年(1965年),日本经济蓬勃发展。应赶时间的上班族需求,出现了没有椅子,只让客人站着吃面的面店,成为日本特有的快餐文化。这种店大多在车站附近,店面小,售价低,通常味道不会太讲究。
[6] 在日本很常见的一种点心。类似鸡蛋糕,用鲷鱼形状的模子烧成,通常里面还有红豆沙。在寒冷的冬天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鲷鱼烧,是许多日本人甜蜜的童年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