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资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然后讨论他们在“文革”中的命运，追踪这个群体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仔细研究他们的言论和著述的文化政治内涵，我想会非常有意思，一定能对中国小资增加很多新的认识；何况，如果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新启蒙”和“思想解放”这两个既有关联又根本区别的运动纠葛在一起，并且以各自的思想建设为中国的“改革”铺路搭桥的时候，我们也不难发现肖凌们的身影——那么，他们当时又都做了些什么？那种在“自我放逐”掩护下的虚无主义是不是也分别在两个运动里或明或暗地膨胀、涌动，悄悄地在“改革”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果深入琢磨这些问题，也许我们能构想并且勾画出一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资精神发展史，不过，那会离题太远。在这里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今天读《波动》，肖凌是不是只有放在文学的小资人物画廊里，只有把她看作当代小资们的某类历史前辈，才能引起今天读者的兴趣？才能在阅读中获得某种意义？我以为不是，相反，这个小资形象完全可以放在当代社会生活里给予审视，并且获得新的读解空间。
我这么想有一个重要理由：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改革”被一步一步地深化，“小资”这个概念，以及和这个概念相关的社会现实，也已经被深刻地“改革”，认为那不过是由于在生活的“品位”和“格调”上有某些特殊追求，并由此形成的一个具有一定文化归属感的特殊群体，这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现实。我以为，今天说小资，说小资产阶级，我们不能离开“改革”所创造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动，那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个新的现实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讨论“小资”的新环境和新语境。
“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虽然是一个近年才流行红火起来的舶来词，但是它却负载了中国人太多太多的想象、愿望和梦想，被赋予太多它可能承担和不可能承担的意义，几乎被当成了一个能够化解一切危机，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但什么是中产阶级？究竟哪些人算中产阶级？被认定为是“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追问，每每都会给学者们和媒体们带来很多的困扰，似乎谁都说不准。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理论层面都如此重要的概念，为什么总显得含含混混，让人捉摸不定？特别是，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的相关著述和论说数量不少，其中有些以“中产阶层”和“中间阶级”做专题的研究，不但方法越来越细密，甚至试图用一定的量化分析作支持，可它的身份却依然暧昧，越说越说不清。这到底为什么？如若细究，其中恐怕隐藏着很深的政治无意识或深刻的政治谋略，可能牵涉着一些有意无意划定的禁区，一些不能触动的秘密乳酪。用俗话说，就是水很深。为此，与其继续在学理上较真，我认为不妨这样提出问题：既然西方社会的舆论普遍认为，二战后的“新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由工薪阶层构成，同时，中国今天也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标识是“有房有车”，而有房有车的工薪阶层大多是雇佣或半雇佣的劳动者，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就把他们看作当代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在过去有关的很多论述中，特别是那些经典阶级理论中，说起小资产阶级，往往都是首先指向小业主、小商人，或者指向汪洋大海一般的广大农民，但是既然二战以后在西方崛起的“新中产阶级”，还有今天在中国改革中新鲜出炉的更加青春的“中产阶层”，都已经是公认的新现实，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对当代小资产阶级有新的论述？是不是可以把与当代城市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产阶级，看作是今天小资产阶级的主体？看成是一种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是不是有必要把所谓中产阶级社会直接、干脆地看作全球化过程催生出来的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如此看待今天的小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麻烦：这必然会与以往那些有关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论述有尖锐的抵牾，但是，我以为应该更尊重现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小资”这个说法的出现和流行，今天看来不是偶然的，它不但是中国新一代小资产阶级的最早的自我意识，而且，是一个新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形成的最早征兆。
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样一代新小资产阶级出现的意义？这需要把当代小资和当代社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的变革联系起来，然后做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既要有材料的实证，又要有理论的务虚，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但是，即使我们只把眼光缩小到很具体也很有限的范围，我觉得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小资对今天社会的重大影响。这突出表现于当代文化。大概任何人都会同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即使说瞬息万变也绝不过分，但是如果我们追问，谁是这急剧变化的真正推手？在具体地重新绘制中国当代文化地图的时候，谁是具体的绘图员？还有，种种文化上的新观念、新规则、新做法，谁又是最早的创导者和实行者？面对这样的追问，我想凡是熟悉近年文化的变动和变迁，并且对幕前和幕后都有一定观察的人，答案恐怕是一样的—这些推手、绘图员和创导者、实行者，不是别人，正是当代的新小资们，特别是新小资中的精英们。中国的“改革”不但养出来一批富豪、富商和富官，而且还养出了一批小资精英，他们占领了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领导位置，诸如刊物和报纸的编辑，商业电影和流行歌曲的制作人，各类广告和视频的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者，网络世界里各个板块的操盘手，形形色色文化企业和产业中的策划人、执行人，新媒体所催生出来的各类新写作空间中的做文字买卖的各类写手，还有在学校、学院和五花八门的准教育机构中握有“育人”权的老师、学者—一句话，身居要路津，小资精英们占据了文化领域的所有高地，所有咽喉要道。这个情况带来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形势：尽管国家和资本非常强大，在中国当代文化的生产中颇为自信地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并且也都试图以政策和金钱的直接调控力或间接影响力，按照各自的需要试图控制文化之河的流向，但是，实际上，由于上游下游所有环节都在小资精英的控制之下，不管国家和资本情愿不情愿，承认不承认，在今天，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这个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当然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可以预料，这些后果将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我这里只想强调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小资特征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浓厚，如果我们还不能断定这种文化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新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那么，它起码也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中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更让人惊异的是，它一点不保守，不自制，还主动向其他各种文化趋势和思想倾向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以攻为守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阵地，充满自信。
从这样一个视角观察中国当代文化，我本来可以在这里描绘出一个与平日人们印象很不相同的图景，但那需要很多笔墨，何况，我还是要回到肖凌，特别是肖凌的虚无主义这个话题上来—以上对中国文化领导权的转移的描述，实际上还是为了换过一个背景之后，重新再提起这个话题—我毕竟是在为《波动》写一篇序。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并且再说这个话题？难道肖凌的虚无主义，和当下文化领导权的转移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疑问，我以为只要把肖凌和她的虚无主义当作一个分析试剂，滴放到今天新小资文化的长河里，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原来在这条生气勃勃的河道里暗藏着一股股虚无主义的激流，以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虚无主义的肖凌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后继无人的先行者。当然，世事无常，今天小资们的虚无思想远比他们的前辈丰富和复杂，他们已经不是简单地拒绝社会，不是硬邦邦地说不，也不简单地说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这种幼稚话。相反，今天的新小资文化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意义游戏化、趣味化、消费化：小资精英们不仅把意义变成一种可以用来“搞笑”，用来取乐，使生活中一切可能的意义，都在符号层面上变质和贬值，变成某种能够在日常生活里轻松取乐的好玩的东西，而且，他们还非常精明地把这种经过变质和贬值的符号转化为某种文化产品来大量生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小资精英们经常能够得到资本的宠爱，同时有意无意地和资本结成某种“战略伙伴”关系。
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络游戏和它背后的产业。这个产业是小资精英和资本的一种完美的结盟，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于是它的流水线能够夜以继日地大规模批量生产，无论是规模，无论是利润，绝对都让传统“制造业”一边惊讶，一边垂涎。而在这些游戏产品里，无论是最美好的爱情，还是最残酷的战争，不仅都被无情地以图像方式符号化，而且还被无情地游戏化、“搞笑化”，爱情和战争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完全失去了它们固有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只在消费的向度上被消费者赋予新的意义——意义并没有消失，虚无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意义，小资们不过是利用它来制作和生产能够把生活的一切意义化为“游戏”意义的意义。在这方面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八卦”的生产和流行。这里我用了“生产”这个词，“八卦”也能生产？表面看来，我们今天面对的“八卦”，是一个很难定义，甚至难以形式化的东西，它很像一种只在人们的言说中成形，又飘忽不定，既无方向也无规律的流风，这样的东西也能“生产”？似乎不能。但是，只要想到和看到这股流风今天已经完全不能离开手机和电脑，不能离开网络产业在背后的操作和推动，以及手机商、电脑商和网络商在其中获得的巨大利润，那就不难理解“八卦”确实也是被“生产”出来的，只不过是它的生产实体更“现代化”，其技术操作和工艺流程更隐秘而已。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生产实体与旧的工业实体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参与生产的人员，在人数和资历上不受任何限制，不需要特别技术，也不需要资格证书。这正好对小资们十分有利，通过这样轻松的准入，他们就可以群策群力，共同把流风式的八卦变成一台巨大的可怕的信息处理机；通过这个机器，从最高级别的政治机密，到最轰动的黄色新闻，一律都被琐碎化、细密化、搞笑化，变成了可供说笑、可供娱乐、可以用来打发无聊的日子的精神海洛因，虽然剂量不大，却一样提供刺激和幻觉，即使上了瘾也没有大麻烦，安全可靠。
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来琢磨和说明今天小资的虚无主义的表现和特征，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一时的“大话文化”，再如近年对“小清新”艺术趣味的追捧，但是其中有一个方面，可以和肖凌的虚无主义做更直接的比较，那就是对文化消费的态度。如果做这样的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虽然都有一种虚无主义的生活态度，但是他们绝不相同：肖凌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时代，一个主导价值观是理想主义，不只是肖凌，在《波动》中的其他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理想主义的东西，拿杨讯和林东平这对父子来说，他们不但有理想，而且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再如白华，在这样一个流落在“底层”，只能以偷盗为生的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理想主义的影子；而在今天，理想主义已经完全被消费主义替代，当代小资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已经亲密融合，难分彼此，不但共享着一个名义，而且共享着一个实质。不仅如此，由于新小资精英表现出惊人的精力、热情和创造力，这种消费主义文化不仅表现出种种新的特征，新的元素，同时反过来也在影响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在这种新的价值观里，今天的小资们决不像肖凌那样着迷于“大话题”，并且在意义问题上纠缠不清，相反，今天的虚无主义是把大话题磨碎，磨得粉碎，然后在一片琐碎细密的小话题里寻觅并得到快乐，或许，还有某种做反抗姿态的满足。
当然，今天正在兴起的小资文化其实并不单纯，也不统一，包含着多种成分和倾向，有的平和，有的激烈，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是某种敌对，这可以做更细致的分析和描绘，但是我以为，如果把“搞笑”这个词的含义理解得宽泛一些，我们可以用“搞笑”来描述或概括这种新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不是“搞笑”已经成为今天小资文化的一种主流文化精神。在这样的精神面前，肖凌的虚无主义变得相当可笑：你严肃什么呀？傻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