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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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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有人说过:性,从繁殖走向娱乐,是一种进步。但那大约只是动物的进步,说明此一门类族群兴旺已不愁绝种。若其再从娱乐走向艺术,那才能算是人的进步吧。

是艺术就要说话,不能摸摸索索地寻个乐子就完事。性的艺术,更是以一种非凡的语言在倾诉,在表达,在祈祷心灵深处的美景。或者,其实是这美景之非凡,使凡俗的肉身禀领了神采。当然,那美景如果仍然是物质的,你不妨就浑身珠光宝气地去行你的事吧,但那美景若是心灵的团聚,一切饰物就都多余,一切物界的标牌就仍是丑陋的遮蔽,是心灵隔离的后遗症。心灵团聚的时刻,你只要上帝给你的那份财富就够了:你有限的身形,和你破形而出的爱愿。你颤抖着,试着用你赤裸的身形去表达吧,那是一个雕塑家最纯正的材料,是诗人最本质的语言,是哲学最终的真理,是神的期待。不要害怕羞耻,也别相信淫荡,爱的领域里压根儿就没它们的汤喝。任何奇诡的性的言词,一旦成为爱的表达,那便是魔鬼归顺了上帝的时刻……谴责者是因为自己尘缘未断。

什么是纯洁?我们不因肉身而不洁。我们不因有情而不洁。我不相信无情者可以爱。我倒常因为看见一些虚伪的标牌,媚态的包装和放大的凛然,而看见淫荡。淫荡不是别的,是把上帝寄存于人的财富挪作它用。

二十

但是,喂!这一位铁生,你不是在把爱和爱情混为一谈吧?你不是在把它们混淆之后,着意地夸大男女私情吧?

问我吗?我看不是。

而且谁也别吓唬人,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者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那样的时代,史铁生和我都经历过。是那样的时代把爱情贬为“男女私情”的。是那样的时代,使爱情一词沾染了贬意,使她无辜地背上了狭隘、猥琐一类的坏名声。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吧: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

完全没有不敬仰人类之爱(或曰:博爱)的意思,个人的爱情正在其中,也用不着混为一谈。如果个人的爱情可以被一个什么东西所贬低、所禁迷,那个东西就太可能无限地发育起来,终于有一天它什么事都敢干。此一铁生果然愚顽,他竟敢对一首旷古大作心存疑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疑问在于这后一抛。这一抛之后,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但愿所抛之物不是指爱情的权利或心中的爱愿,只是指一位具体的恋人,一桩预期的婚姻。但就算这样,我想也最好能有一种悲绝的心情,而不单是豪迈。不要抛得太流畅。应该有时间去想想那个被抛者的心情,当然,如果他(她)也同样豪迈,那算我多事。其实我对豪迈从来心存敬意,也相信个人有时侯是要做出牺牲的。不过,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他应该有理由怯懦。可是,“怯懦”一词已经又是圈套,它和“男女私情”一样,已经预设了贬抑或否定,而这贬抑和否定之下,自由已经丢失了理由(这大约就是话语霸权吧)。于是乎,自由岂不就成了一场魔术——放进去的是鸽子,飞出来的是老鹰?

二十一

这一个愚顽的人,常在暮色将临时独坐呆问:爱情既是这般美好,何以倒要赞誉它的止步于1对1?为什么它不能推广为1对2、对3、对4……以至于n对n,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这时候我就围绕他,像四周的黑暗一样提醒他:对了,这就是理想,但别忘了现实。

现实是:心灵的隔离。

现实是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因而偏离了上帝之爱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会价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潇洒),以及物质的拥有。若非这样的现实,爱情本不必特特地受到赞美。倘博爱像空气一样均匀深厚,为什么要独独地赞美它的一部分呢?但这样的现实并未如愿消散,所以爱情脱颖而出,担负起爱的理想。它奋力地拓开一片晴空,一方净土,无论成败它相信它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一种象征,一路先锋。它以其在,表明了亘古的期愿不容废弃。

博爱是理想,而爱情,是这理想可期实现的部分。因此,爱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它就像上帝为广博之爱保留的火种,像在现实的强大包围下一个谛听神喻的时机,上帝以此危险性最小的1对1在引导着心灵的敞开,暗示人们:如果这仍不能使你们卸去心灵的铠甲,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

那个愚顽的人甚至告诉我,他听出其中肯定这样的意思:这般美好的爱愿,没理由永远止步于1对1。——我不得不对他,以及对愚顽,刮目相看。

二十二

所以,残疾人(以及所有的残缺的人),怎能听任爱情权利的丢失?怎能让爱愿躲进荒漠?怎能用囚禁来解救囚禁,用无言来应答无言?

诚实的人你说话吧。用不着多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让诚实直接说话就够了,在坦诚的言说之中爱自会呈现,被剥夺的权利就会回来。爱情,并不在伸手可得或不可得的地方,是期盼使它诞生,是言说使它存在,是信心使它不死,它完全可能是现实但它根本是理想呵,它在前面,它是未来。所以,说吧,并且重视这个说吧,如果白昼的语言已经枯朽,就用黑夜的梦语,用诗的性灵。

这很不现实,是吗?但无爱的现实你以为怎么样?

二十三

最近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标题竟是:“生命的惟一要求是活着”。这话让我想了好久,怎么也不能同意。死着的东西不可以谓之生命,生命当然活着,活着而要求活着,等于是说活着就够了,不必有什么要求。倘有要求,“生命”就必大于“活着”,活着也就不是生命的惟一。

如果“活着”是指“活下去”的意思,那可是要特别地加以说明。“活着”和“活下去”不见得是一码事。“活着”而要发“活下去”的决心,料必是有什么使人难于活着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显然不只是空气、水和营养之类的问题,因为在这么“生命”显然也不是指老鼠等等。比如说爱情和自由,没有,肯定还能活下去吗?当然,老鼠能,所以它只是“活着”,并不发“活下去”的决心,并不以为活着还有什么再需要强调的事。当生命二字指示为人的时候,要求就多了,岂止活着就够?说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这个身,必只是生理之身,但生理之身是不写作的,没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与身内,生命就不单单是活着了。

而爱,作为理想,本来就不止于现实,甚至具有反抗现实的意味,正如诗,有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惟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说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着,这话我看就没有疑问。)

二十四

但是反抗,并不简单,不是靠一份情绪和勇敢就够。弄不好,反抗是很强劲而且坚定了,但怨愤不仅咬伤自己,还吓跑了别人。

比如常听见这样的话:我们残疾人如何如何,他们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说“他们不曾理解”,这话虽不周全,但明确是在呼唤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说它干吗?说给谁听?说给“不可能理解”的人听,你傻啦?那么就是说给自己听。依史铁生和我的经验看,不断地这样说给自己听,用自我委屈酿制自我感动,那不会有别的结果,那只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并且让“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自虐者自虐而束手无策。

再比如,还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句式:我们残疾人是最()的,因此我们残疾人其实是最()的。第一个括号里,多半可以填上“艰难”和“坚强”,第二个括号里通常是“优秀”或与之相近的词。我的意思是,就算这是实情,话也最好让别人说。这不是狡猾。别人说更可能是尊重与理解,自己一说就变味——“最”都是你的,别人只有“次”。况且,你又对别人的艰难与优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话出自残疾人之口,竟会赢得掌声。这掌声值得仔细地听,那里面一定没有“看在残疾的份上”这句潜台词吗?要是一个健全人这样说,你觉得怎样?你会不会说这是自闭,自恋?可我们并不是要反抗别人呀,恰恰是反抗心灵的禁闭与隔离。

二十五

那掌声表达了提前的宽宥,提前到你以残疾的身份准备发言但还未发言的时候。甚至是提前的防御,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没有掌声为由继续繁衍“他们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这其实是提前的轻蔑——你真能超越残疾,和大家平等地对话吗?糟糕的是,你不仅没能让这偏见遭受挫折,反给它提供了证据,没能动摇它反倒坚定着它。当人们对残疾愈发小心翼翼时,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罗网。

这样的反抗使残疾扩散,从生理扩散到心理,从物界扩散进精神。这类病证的机理相当复杂,但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残疾情结。这情结不单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二十六

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交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它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二十七

作家陈村说过:让中国人心里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的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敬佩。她们承认了几十万元的诱惑,承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二十八

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人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他们和众人一道来到人间,却没有很多出路,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能,自学外语吗?又没人聘你当翻译,连爱情也对你一副冷面孔,而这恰好就帮你积累起万千感慨,感慨之余看见纸和笔都现成,他不写作谁写作?你又不是木头。以史铁生为例,我说过,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记得他曾在某一条少为人知的小巷深处,一家街道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做过多少好梦,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使他屡屡决心不死,是什么样的美景在前面引诱他,在后面推动他……总之,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以为终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时,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无人之境,他决心赌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春赌明天。话当然并不说得这么直接,赌——多难听,但其实那歌词写得很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这么流行。赌的心情,其实是很孱弱、很担惊受怕的,就像足球的从决心变成担心,它很容易离开写作的根本与自信,把自己变成别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脚去走别人的步。残疾,其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认了,渴望之下又走进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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