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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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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有三类神。第一类自吹自擂好说瞎话,声称万能,其实扯淡,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并不鲜见。第二类喜欢恶作剧,玩弄偶然性,让人找不着北。比如足球吧,世界杯赛,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脑和电脑,也从未算准过最后的结局。所以那玩艺儿可以大卖彩票。小小一方足球场,满打满算二十几口人,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让人料想不及,让人哭、让人笑,让翩翩绅士当众发疯,何况偌大一个人间呢。第三类神,才是博大的仁慈与绝对的完美。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完美呢,则要靠人的残缺来证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来证明。在人的字典里,神与完美共用一种解释。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样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还是可望不可及。

刘小枫先生在他的书里说过这样的意思:人与上帝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这很要紧。否则,信仰之神一旦变成尘世的权杖,希望的解释权一旦落到哪位强徒手中,就怕要惹祸了。

十四

惟一的问题是:向着哪一位神,祈祷?

说瞎话的一位当然不用再理他。

爱好偶然性的一位,有时侯倒真是要请他出面保佑。事实上,任何无神论者也都免不了暗地里求他多多关照。但是,既然他喜欢的是偶然性而并不固定是谁,你最好就放明白些,不能一味地指靠他。

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赖的。他把行与路作同一种解释,就是他保证了与你同在。路的没有尽头,便是他遥遥地总在前面,保佑着希望永不枯竭。他所以不能亲临俗世,在于他要在神界恪尽职守,以展开无限时空与无限的可能,在于他要把完美解释得不落俗套、无与伦比、不至于还俗成某位强人的名号。他总不能为解救某处具体的疾苦,而置那永恒的距离失去看管。所以,北京人王启明执意去纽约寻找天堂,真是难为他了。

十五

我寻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点儿体会:凡许诺实惠的,是第一位。有时取笑你,有时也可能帮你一把的是第二位。第三位则不在空间中,甚至也不在寻常的时间里,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带着疑问但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

因而想到,那也应该是文学的地址,诗神之所在,一切写作行为都该仰望的方向。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对诗产生了怀疑,但正是那样的怀疑吧,使人重新听见诗的消息。那样的怀疑之外,诗,以及一切托名文学的东西,都越来越不足信任。文学的心情一旦顺畅起来,就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它。说生活是最真实的,这话怎么好象什么也没说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里,这样的真实如果已经够了,文学干吗?说艺术源于生活,或者说文学也是生活,甚至说它们不要凌驾于生活之上,这些话都不易挑剔到近于浪费。布莱希特的“间离”说才是切中要害。艺术或文学,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难生活)的侍从或帮腔,要像侦探,从任何流畅的秩序里听见磕磕绊绊的声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

十六

写《务虚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这不是从技巧出发。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的(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也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为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热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词终于在中国摆脱了贬意,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来嘛。但有一个现象倒要深思:与此同时,经常听到的还是“挑战”,向着这个向着那个,却很少听到“忏悔”。忏悔是要向着自己的。前些天听一位学者说,他在考证文革时期的暴力事件时发现,出头作证的只有当年的被打者,却没有打人的人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只有蒙冤的往事,却无抚痛的忏悔,大约就只能是怨恨不断地克隆。缺乏忏悔意识,只好就把惨痛的经验归罪给历史,以为潇洒,以为豁达。好像历史是一只垃圾箱,把些谁也不愿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装隐蔽,大家就可以清洁。

忏悔意识,其实并非只是针对那些文革中打过人的人,辉煌的历史倘不是几个英雄所为,惨痛的历史也就不由几个歹徒承办。或许,那些打过人的人中,已知忏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们的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已经说明了良心的沉重。倒是自以为与那段历史的黑暗无关者,良心总是轻松着——“笑话,我可有什么要忏悔?”但是,你可曾去制止过那些发生在你身边的暴行么?尤其值得这样设想:要是那时以革命的名义把皮带塞进你手里,你敢于拒绝或敢于抗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样一问,理直气壮的人肯定就会少下去,但轻松着的良心却很多,仍然很多,还在多起来。

十八

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少年们满怀豪情,记不清是到了谁家了,总之是一位“反动学术权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厅里砸碎几只花瓶,又去人家的卧室里割破了几双尖皮鞋,然后便想不出再要怎样表现一腔忠勇。幸亏那时知识太少,否则就可能亲手毁灭一批文物,可见知识也并不担保善良。正当我们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时,楼门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我在离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忧怨,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

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只作旁观了。我不敢反对,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但知不能去反对,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拖犁和马反对拉车一般。我心里兼着恐惧、迷茫、沮丧,或者还有一些同情。恐惧与同情在于:有个被打的同学不过是因为隐瞒了出身,而我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出身是否应该再往前推一辈,那样的话,我就正犯着同样的罪行。迷茫呢,说起来要复杂些:原来大家不都是相处得好好的么,怎么就至于非这样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说打人不对,可敌人打我们就行,我们就该文质彬彬?伟大的教导可不是这样说的。其三,其实可笑——想想吧,什么是“我们”?我可是“我们”?我可在“我们”之列?我确实感觉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怪圈。

十九

几年以后我去陕北插队。在山里放牛,青天黄土,崖陡沟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间就看清了那个把戏:我不是“我们”,我又不想是“他们”,算来我只能是“你们”。“你们”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还不至于就去挨。“你们”是一种候补状态,有希望成为“我们”,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变成“他们”。这很关键,把越多的人放在这样的候补位置上,“我们”就越具权势,“他们”就越遭孤立,“你们”就越要乖乖的。

这逻辑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胆寒:“你们”若不靠拢“我们”,就是在接近“他们”;“你们”要是不能成为“我们”,“你们”还能总是“你们”?这逻辑贯彻到那副著名的对联里去时,黑色幽默便有了现实的中国版本。记得我站在高喊着那副对联的人群中间,手欲举而又怯,声欲放却忽收,于是手就举到一半,声音发得含含糊糊。“你们”要想是“我们”,“你们”就得承认“你们”是混蛋,但是但是,“你们”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们”?哪个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实是终身制。

二十

我曾亲眼见一个人跳上台去,喊:“我就是混蛋!”于是赢来一阵犹豫的掌声。是呀,该不该给一个混蛋喝彩呢?也许可以给一点吧,既然他已经在承认是蛋的一刻孵化成混。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沮丧,感到前途无比暗淡。我想成为“我们”,死也不想是“他们”。所以我现在常想,那时要有人把皮带塞给我,说“现在到了你决定做‘我们’还是做‘他们’的时候了”,我会怎样?老实说,凭我的胆识,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把那皮带攥出汗来,举而又怯,但终于不敢不抡下去的——在那一刻孵化成混。

二十一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非常地害怕“我们”,有“我们”在轰鸣的地方我想都不如绕开走。倒不一定就是怕“我们”所指的那很多人,而是怕“我们”这个词。怕它所发散的符咒般的魔力,这魔力能使人昏头昏脑地渴望被它吞噬,像“肯德基家乡鸡”那样整整齐齐都排成一股味儿。我说过我不喜欢“立场”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和“立场”很容易演成魔法,强制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文革中的行暴者,无不是被这魔法所害——“我们”要坚定地是“我们”,“你们”要尽力变成“我们”,“我们”干吗?当然是对付“他们”。于是沟壑越挖越深,忠心越表越烈,勇猛而至暴行,理性崩塌,信仰沦为一场热病。

二十二

“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这件事也可以更镇静地想一想了:对于那场运动,历史将记住什么?“老三届”们的记忆当然丰富,千般风流,万种惆怅,喜怒悲忧都是刻骨铭心。但是你去问吧,问一千个“老三届”,你就会听见一千种心情,你会会对“上山下乡”有一千种印象:豪情与沮丧,责任与失落,苦难与磨练,忠勇与迷茫,深切怀念与不堪回首,悔与不悔……但历史大概不会记得那么详细,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再过三十年,再过一百年,历史越往前走越会删除很多细节,使本质凸现: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并没有谁捆绑着我们去,但“我们”是一条更牢靠的绳子。一声令下,便树立起忠与不忠的标识。我那时倒没有很多革命的准备,也还来不及忧虑前途,既然大家都去,便以为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者探险,有些兴奋。也有人确是满怀了革命豪情,并且果然大有作为,但这就像包办婚姻,包办婚姻有时也能成全好事。但这种方法之下不顺心的人就多。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

二十三

不过我现在也还是相信,贫困的乡村是需要知识青年的,需要科学,需要文化,需要人才。但不是捆绑的方法,不能把人才强行送过去,强行一旦得逞,信仰难保不是悲剧。很可能,人才被强行送过去的同时,强行本身也送过去了。贫困的乡村若因而成长起几个强徒,那祸害甚至不是科学能够抵挡的。

方法常常比目的还要紧。比如动物园里的狼,关在笼子里,写一块牌子挂上,说这是狼,可谁看了都说像狗。狼不是被饲养的,狼是漫山遍野里跑的,把狼关在笼子里一养,世界上就有了狗。

二十四

直到有一年,奥运会上传来一阵歌声,遥远却又贴近: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这下才让我恍然而悟“我们”的位置,这个词原来是要这样用的呀,真是简单又漂亮!我迷上奥运会,要紧的原因其实在这儿。飘荡在宇宙的万千心魂,苍茫之中终见一处光明,“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于是牵连浮涌,聚去那里,聚去那声音的光照中。那便是皈依吧,不管你叫他什么,佛法还是上帝。

所以,“我们”的位置并不在与“他们”的对立之中,而在与神的对照之时。当然是指第三位神,即尽善尽美所发出的要求,所发出的审问,因而划出了现实的残缺,引导着对原罪的领悟,征求忏悔之心。这是神对人的关切,并没有行贿受贿的逻辑在里面,当然不是获取实惠的方便之门。

二十五

灵魂不死,是一个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证伪的猜想。而且,这猜想只能被证实,不大可能被证伪。怎样证伪呢?除非灵魂从另一个世界里跳出来告密。

可是,却有一种强大的意志信誓旦旦地宣布:死即是绝对的寂灭,并无灵魂的继续,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惟此才是科学,相反的期待全属愚昧,是迷信。相信科学的人竟很少对此存疑,真是咄咄怪事。未被证伪而信其伪,与未被证实而信其实,到底怎么不一样?倘前者是科学,后者怎么就一定愚昧?莫非不能证明其有,便已经是证明其无了?这就更加奇怪,岂不等于是说一切猜想都是愚昧吗?可是,哪一样科学不是由猜想作为引导?

局面似乎不好收拾。首先,人出生了,便迟早要死,迟早会对死后的景况持一种态度。其次,死后无非那两种可能,并无第三类机会。最后,那两种可能无论你相信哪一种,都一样不好意思请科学来撑腰。

二十六

但猜想是必要的。猜想的意义并不一定要由证实来支持。相反,猜想支持着希望,支持着信心。一定要把猜想列为迷信,只好说,一律地铲除迷信倒不美妙。活着,不时仅仅有了科学就够。当染,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自封神明愚弄百姓的,理应铲除。但其所以要铲除,倒不是看它不科学,是看它不人道。原子弹很科学,也要铲除。一个人,身患绝症,科学已无能给他任何期待,他满心的坚强与泰然可是牵系于什么呢?地球早晚要毁灭,太阳也终于要冷下去,科学尚不知那时人类何去何从,可大家依然满怀豪情地准备活下去,又是靠着什么?靠着信心,靠着对未来并无凭据的猜想和希望。但这就是迷信吗?但这不能铲除。相反,谁要铲除这样的信息,甚或这样的迷信,都不允许。先哲有言:科学需要证明,信仰并不需要。事实上,我们的前途一向都隐藏在神秘中,但我们从不放弃,不因为科学注定的局限而沮丧。那也就是说,科学并非我们惟一的依赖,甚至不是根本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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