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到运河两千一百二十四步，从运河到工作室楼下，两千五百三十六步，哪一次步数不对，一定是鞋子出了问题。我每天就这样走，五个月，屡试不爽。今天步子有点多。从家到运河边，从河边到工作室楼下，每条路都多出了至少两百步。我走乱了。要是脚印在大太阳底下能留下来，你就会发现我的脚印歪歪扭扭、踉踉跄跄。这还不算，你还会发现我的脚印有点怪，好像是倒着脚在走，我把左右脚穿反了。这是进了工作室，助理小王告诉我的。他跟我说：
“谢总，您喝多了。要不要先把事情解决了再开会？”
我就喜欢这小子的机灵劲儿，看问题一针见血。当初把他从电视台带出来，也是因为他的锋利和准确。我问他，除了通州这一段运河，你还见过哪几段运河？你猜这小子怎么说？他说，谢老师，我生长在大西北，我们那里连条像样的水沟都找不到，所以我梦见最多的就是水。我没见过别的运河，但我了解我身上的血管，大运河经行中国南北，就像动脉血管贯穿我全身。我有点喜欢他了，但还是诚恳地提醒他，助理的工作不好干。他说，谢老师，那要看谁来干；有人把助理干成个打杂的，有人把助理干成了副总。我一拍桌子，就你了，跟我走。实践证明，我们俩都是对的。所以，在我的工作室，没有副总，我不在，其他人都听王助理的。
“喝多了，”我打了一个酒嗝。“有些事你拼了老命也解决不了。招呼大伙儿，先开会。”
真高了，自己灌自己。腿脚不听使唤，步子才乱得这么离谱，鞋子穿大穿小穿正穿反都不算个事儿。会得继续开，项目也得继续做。他们不必知道《大河谭》遇到了多大的麻烦。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小王帮我冲了一杯咖啡，一口气灌下。酒不这样喝，一个人喝酒我从来都是慢慢把自己放倒。窗外绿树掩映中的运河绵延滔滔。每天总有一两个小时我会站到窗边，就盯着这条大水无所用心地看。我经常遥想它一百多年前的盛景，那时候帆樯林立，舟楫相接，岸上十万人家，商铺云集，引车卖浆等做小买卖的，吆喝声响彻古老的街巷。那时候的人长袍大袖、峨冠博带，船夫和水手一身短打也利落，还有成群的纤夫光着上身，油亮的汗珠从古铜铸成的身体上滚落下来。有辛苦也有富足，热气腾腾的水边生活次第展开，完全是一幅活动的《清明上河图》。我喜欢火热的生活，那让我有一种在人间的感觉。所有人都陪在你身边，多好。我对着运河做了十几个扩胸运动，感觉喝酒前的那个自己又一寸寸地回来了。好，开会。
开会就是他们坐着，我站着。工作室没那么大。我跟八个年轻人说，抱歉，中午喝了点酒，实在是因为有好消息，又来了个财神，一笔可观的新投资到了。八种年轻的声音尖叫起来，欧耶。他们轻信，不是因为江湖经验不足，你随便挖个坑他们就往里跳，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年轻的资本；这资本如此雄厚，足可以无畏地对任何事情抱持坚定的希望。他们没有失败。失败了也不叫失败。我跟他们说，现在《大河谭》是我们整个工作室最大的政治，除去常规项目，所有人的重心都该放在这个节目上。《大河谭》到了攻坚阶段。何为攻坚阶段？他们理解的是，该项目如日中天，大家伙更得竿头尺进，撸起袖子，在高速中再弄出个加速度。而在我，攻坚真就是攻坚，像围攻固若金汤的城池，是身高一米七八的希望面对两米二六的绝望。
财神没有来，已有的一笔投资却断掉了。就在上午。电视台的朋友在电话里知会我：“哥儿们，对不住了，领导不开心。老同志对这个项目没信心，因为没信心，所以没兴趣。”
“当初他老先生可是鼓动我做的啊。”
“当初他还每天送李老师三朵玫瑰花呢，不照样离了？”
“领导”也是我的领导，辞职之前我们都在他手下干。李老师是领导的前妻，当年是台里的一枝花，台前幕后，厅堂厨房，在哪儿都是一枝花。领导基本上是以不知自尊为何物的决心和意志追她，我和给我通风报信的这哥儿们当年一起帮他打下手。那时候我们刚毕业，还没学会谈恋爱，一个长期帮他买花，一个专职为他望风，李老师一出现就提醒他，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好去整理西装和三七开的大分头。李老师有洁癖。他跟我们说，跟李老师比，天下女人只能是女人。我没弄明白到底什么意思，不明白的我都觉得挺高深，越发屁颠屁颠地往花店跑。电视台周围没一家花店的老板娘我不熟。“缘来是你”花店的老板娘三十多岁，体重不下一百五，有一天羞涩地对我说，小谢啊，难得世上还有你这么痴情的小伙子，但凡年轻十岁，我就算豁出去也要把你弄到手。吓得我两个多月没敢去她店里买花。李老师被追到手了。二十年后，李老师被离婚了。领导看上了台里的一个新人，小吴，比李老师年轻二十岁。我辞职前，领导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跟小吴比，天下的女人只能是女人。
也怪我不长记性，一个动辄就把某女人弄到所有女人之上的男人，怎么能随便相信呢。辞了职，我出来单干。不喜欢台里的作风，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在做你不喜欢做的事，一天有大半天在做你不想做的事，干脆跳出来，老子不受这个鸟罪。还是老本行，做节目，做好了卖给电视台；或者从台里拿投资和项目，小国寡民地做，等于是合作。老子爱干什么干什么。起码做好的东西拿出来，我好意思让它姓谢。《大河谭》就是我跟台里合作的项目。那天我们三个又聚一块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扯到了叶落归根。我说我爸最近倾向比较明显，没事就想回老家上坟。胳膊疼了，他说是不是得给祖宗烧刀纸了；心脏早搏了，他也说是不是得给祖宗送点钱了；雾霾迟迟不散，他也认为是祖宗不高兴了。问题是，老爷子跑不动了，要去就得我去。更要命的，他老人家年轻时离开故乡，很少回去，我祖父祖母过世时，碰巧都在北京，就近全葬了这里。父亲的祖父祖母和曾祖父曾祖母埋在故乡的哪一块坟地里，他完全记不清。他只模模糊糊记得，小时候跟我祖父去上坟，要坐摆渡船从河北岸到南岸。祖宗就埋在运河边上。运河流经我老家那一段，少说几十公里，半个多世纪过去，就算老老实实没改道，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天翻地覆，这世界也早变了不知道多少茬了，我到哪里找。领导说：
“你老家的运河？哪个运河？”
“当然是京杭大运河。”
“这事你得干，”领导一拍大腿，咣一声，我真听出了银钱落地的声音。“大运河正申遗，上头要求台里配套上档节目。你来做。”
“怎么做？”
“我要知道怎么做还用得着跟你说？”
也是。领导的工作就是下命令，怎么干是下属的事。“这个，可观？”我把右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捻了捻。
不必遮遮掩掩，他们都知道，我缺钱。离了。但我跟领导不一样，领导是离了李老师，我是被人离了。美满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分崩离析的家庭各有各的离法。我的特点是：被离，孩子归前妻，我每月支付高额的抚养费。至于为什么费用高到法庭判决的两倍半，前妻的说法是，要把你儿子往高端人才的路上送，这点钱你就心疼了？你也可以每月只给五块钱，那我就按五块钱来养。她是在短信里跟我说的。汉字在我前妻的短信里充分显示了象形文字的尊严，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发出阴阳怪气的嘲讽之声。很多年里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咱们中国人一离了婚就成了仇人，完全不共戴天。这个很多年包括离婚前的很多年，我和老婆认真探讨了这个问题，离了婚还能做个知己嘛，生意不成仁义在，知根知底的。我老婆完全认同，但一离了立马翻脸，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不给你机会。因为儿子要念书，我把房子给了前妻，车也给了，家产劈出了五分之四，只好从朝阳搬到了通州西上园，这里的房子比朝阳便宜啊。这还不够，抚养费之外，儿子隔三岔五跟我说，这个要钱，那个要钱。总之，每个月我有幸去看他几次，不揣一两千块钱，基本上是近不了他的身的。我给前妻打电话，我说，就是不用了的前夫，你也不能铆着劲儿往死里整啊。前妻用鼻子哼了一声，前夫不前夫关我什么事，我只知道你是孩子他爹。
好吧，我是孩子他爹，我忍了。但忍不是一个道德、情感和态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必须赚钱。
领导说：“上头的任务，还能亏待你？”
我也把大腿拍出了金银落地的响动，“成交。”
其实我对大运河没什么研究。大运河通州段当然了解一些，那也是因为误打误撞搬到了这里，没事晚上会到河边散步，从新华东路走到东关大桥，下桥，北运河边修了宽阔的木头栈道，适合饭后消食。当初房产中介一再忽悠我：仁者乐水，河景房啊谢先生，在楼上就能看见运河；往北，就是著名的燃灯塔，标志性建筑呢，北周时期建造，当年漕船跑了几个月，看见这塔才会心生安稳，京杭运河终点已到，此行圆满了。真住进来，哪看得到什么运河，河边的树都被前面的两栋楼挡住了。房产中介说，不是说在楼上能看见运河吗，你得爬到楼上啊。他说的是他妈的楼顶上。接了这个活儿，我突然觉得，看不见运河它也是河景房，我会时刻想到两千一百二十四步之外就是让我听到钱响的大河，值了。工作室当初纯粹为省钱，租在马路边上一栋楼的最顶层，也算有先见之明。我对大运河的确不熟，除了这些年从我爸、我爷爷奶奶那里听到的故乡运河，我知道的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多。
现在不一样，折腾来折腾去，我差不多也成了半个运河专家。
开始我只想从这个项目里套点钱。立项前装模作样召集了若干个专家会议，向老先生们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请教，如何挖掘和展示大运河的历史，以及在今天我们如何谈大运河。听过他们的建议，工作室再根据节目收视特点和我们自身的情况，制定可行性方案。我们是小作坊，就几条枪，必须出动集团军才能取胜的战役打不了，只能打游击。所以形式一定要漂亮，四两必须能拨得动千斤。推敲来推敲去，定下来以讲述故事为主，间以视频图片资料展示，栏目取名《大河谭》。
大河，京杭大运河；谭者，深谈也。辞职之前，我在台里主持过两档聊天节目，嗓子貌似还专业，人虽然发了点福，还没到看不下去的程度，在年轻人的鼓励下，就买了几身便宜的唐装，站到了租来的摄影棚里。站进去不麻烦，张嘴说也不麻烦，麻烦的是前期要搜集足够的故事和资料。计划做十集，十个故事，把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囊括进来。我和八个年轻人分头去打探，找线索、寻故事、查资料、做咨询，然后我们所有人，包括有关专家，坐到一起论证、整合，脚本、采访和现场拍摄同时进行。说是游击战，真做进去，那就是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进展得不错。但我清楚我只使出了六七分力气。对我来说它就是个项目，立了项，拿到了前期投资，水到渠成地做下去，就成了。但行程过半时，我突然对这个项目有了感情，不由人。这当然跟父亲整天在我耳边唠叨有关，他整天说他那十九岁就离开的故乡，运河穿城而过。他老人家老是梦见小时候的运河：水是如何的清，两岸人家都在河水里淘米洗菜；撑竹排的人如何勇猛，大雨时涨水，他们舞动船篙跟漩涡搏斗；他还梦见上学路上，那个每天清早都在水门桥上练习周信芳唱腔的白衣女人，这些年她一点都没变老。据说，人对死亡有预感，临近生命尽头总会做童年的梦。问题是，父亲他一顿能吃三十个饺子，赶上我一天的饭量；而且心不老，一不留神就从母亲眼皮底下溜出去，到小区广场上找中年妇女跳舞。他是如此地热爱生活，距离油尽灯枯的那一天，不比北京到故乡近。母亲认为，这怨我，因为我整天把运河挂嘴上，老头子才动了凡心。
父亲在研究所待了几十年，练出了强悍的职业病，凡事一上心就当科研来搞，跟广场上的中年妇女跳舞是（据母亲的情报，他在中年妇女那里的市场没那么好），聊大运河也是。如果有人一天到晚跟你叨咕谁不好，那人就算是天下第一大善人，听久了你也会觉得他十恶不赦。就像前妻整天给我儿子洗脑，他老子如何如何不堪，我儿子真就信了，每次见我都把上半身撤得远远的，用看刑满释放犯的眼光看我。如果有人成天在你耳边唠叨一件事，那事哪怕再乏味，长此以往你也会莫名其妙地生出感情。父亲张嘴闭嘴大运河，慢慢地还真就把我说成“大运河的孙子”了，他自认是“大运河的儿子”。反正大运河成了我们爷儿俩的祖宗。
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确越来越了解大运河了。干这个的嘛。或者说，因为了解越来越多，开始有点理解了。我不从道理上去理解，而是从故事、细节，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我们采访过一位运河专家，老先生不说大道理，就讲他七十九年来如何与运河纠缠在一起，文字、图片、声音、视频，他自己的、亲人朋友的，全媒体展示，那四十五分钟就像他与运河共同的自传。片尾是老先生缓慢独行在运河边的视频，拍摄时阴天，快收工时突然云开日出，西半天霞光万丈，他漫长的细瘦影子平地生长，瞬间就横贯了半个运河。拍摄时我在现场，为自然的伟力和隐喻大大地感叹了一番。而真正进入摄影棚录制这一期的《大河谭》，一个多小时逻辑严丝合缝地讲述后，最后老人的影子突然铺到水面上，我这个以“出戏”的控制力见长的老革命，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我不能自抑地煽起情来。我从来没有如此奢侈地用词，好像我怀里抱着一部正能量词典：
“这个镜头让我想起了敬业、忠贞和相依为命，让我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想起了命运、光芒和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把送盒饭的剧务都给煽哭了。
这样的故事我们搜集了很多。跑船的，打渔的，在运河边开了几十年店铺的，修了几十年船只的，沿运河边常年坚持长跑的，专门管理运河的公务员和警务人员，专做运河河鲜的红案大师傅，运河沿岸考古发掘的，拉过纤的，摆过渡的，罱过河泥的……但凡有点瓜葛能找到的，工作室的小朋友们都联系了。能成为主角当然好，成不了主角就作为补充素材备着，没准哪一期、某句话就用上了。开头三期相关资料我看得不多，第四期开始，我就看进去了，开始重新回头补看，还真有很多故事和细节能救火，关键时候就成了消防队员。
我开始上心了。这个行当需要上心，但这个行当又害怕上心；上心意味着可能做出好片子，更意味着必须加大投入，慢工出细活儿。我决定把《大河谭》弄成个精品。前期的投资早用光了，我把手头能挪用的钱全塞进去了。正满脑门激情，等着接下来的资金，电视台的哥儿们一瓢冷水浇下来，后续的投资要黄了。就上午，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没好事。刚挂上我前妻的电话，儿子想报一个英语夏令营，相关费用外加在英国的吃喝拉撒，又是四万。我说需要这么多吗？前妻说，不相信就让你儿子拿发票回来报账，我会叮嘱他，进收费公厕也别忘了要收据。离婚对一个人改变如此之大，前妻原来写个年度工作总结都要我帮忙，现在成了语言大师，每个字都用得凉飕飕的。幸亏是她离我，要是我离的她，还不得成就个大作家啊。
挂了电话我斜躺进沙发里，好像前妻掏空的不是我钱包，而是我的骨头。母亲从卫生间里出来，拎着我的黑夹克。昨天晚上洗澡前我刚扔进的脏衣篮。母亲说：
“我跟你爸商量了，咱们那老房子还是租出去。什么时候有人帮你照料这个家了，我跟你爸再把房客辞掉，搬回去。”
“妈，不是说好了空着吗？租出去就糟蹋了。不缺那几个钱。”
“省一个是一个。最近你也不宽绰。”
“谁说的。生活费用光了？这就给您取去。”
“行了，别硬撑着。瞒不了你妈。”母亲把夹克里子翻出来，拍拍胸前的口袋，“有阵子了，你这口袋里一分钱没落下。过去可不这样。你这马大哈，哪次洗衣服之前我不掏出三五百的零花钱。”
我细想了一下，一点没错。我也想起来，已经两个月没给母亲生活费了。这依然不能阻止我嘴硬，“最近改用钱包了嘛。”
电视台的哥儿们电话打来了。一听见《步步高》的铃声，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手机里传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兄弟，我知道你的心理素质过硬。”
“有喜事，就现在说；报忧，还是晚上吧，免得我一高兴夜里睡不着。”
“还是现在说吧，说晚了怕你损失更大。”
我清晰地感到趴在脑门上的头发站起来了。为了避开坐在藤椅里看报纸的父亲，我走到阳台上。
“没办法，领导没兴趣了。”
“原因？”
“没信心了。觉得大运河申遗成功可能性基本为零。据说台里的大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一是大运河济宁以南还在运行，活得好好的，跟遗产扯不上关系；二是他们出差看了德州和沧州一线的运河，都成了臭水沟，有的地方连河床都找不到。消失的东西，‘遗’在哪里？所以，不成立。”
“还在使用的那部分是‘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啊。有点文化行吗？当初立项时说得明明白白，每个字都是透亮的啊。臭水沟咱们可以整治，个别地方的河床只是看不见了，又不是飞了，挖几锹是可以找到的。”
“别跟我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头大。我也就传个话。就算你能要来后续资金，估计也就是个人情钱。当然，人情钱也是钱嘛。兄弟，只能祝你好运了。再见。”
挂了电话，我抡起手机转了一个大回环，还是塞进裤兜里。真想把它摔到领导脸上。屋漏偏逢连阴雨，说的就是我这个操蛋的上午。我进书房坐下来，把一张A4打印纸折成四半撕开。在两张纸上分别写上“继续”和“终止”，团成阄，放进毛竹做的空笔筒里。晃两下，停下来，我找来第三张纸片，又写了个“继续”，窝成一团投进笔筒。准备将笔筒倒扣在书桌上时，还不放心，在第四张纸片上也写了“继续”，团好了放进笔筒。我摇啊摇，晃啊晃，倒扣在桌面上时我对着电脑旁的一摞大运河资料说：
“兄弟我尽力了。”
我拿开笔筒，闭上眼在四个纸团中捏起一个。打开：“继续”。这个纸团留在笔筒里，其他的扔掉，我把钢笔、铅笔、毛笔、圆珠笔重新插进笔筒。听你的。然后从书橱里找出存了十年的那瓶茅台，拎到饭桌上。
父亲在收拾饭桌，瞥我一眼，“黄历改了？”
“望和历。”我纠正他。
“嗯，望和历。改了？”
我的工作室叫“望和影视工作室”。小朋友们为了扩大宣传，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望和历”。元旦前做好下一年的日历，某年某月某日，阴历是哪天，该日适合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历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大事。有纸质版，也有电子版，便于网上发布。我带回一份纸质版，母亲挂到门后头，每天出门前老两口都要盯着看一看。今天上头写的是：宜出行；忌酒，忌决策。我搞不清每一天的“宜”与“忌”的根据何在，也懒得问，年轻人总是有办法。
“我有个重大决定，得庆祝一下。”
“真改了。”父亲说，从老花镜后往厨房看，“待会儿我征求一下你妈意见，看这酒能喝不能喝。”
老太太向来喜欢把重大决定往好事上想，还是用茅台庆祝的，肯定是大事。她走到门后，把最上面的那张“望和历”扯下来，说：“今天已经过去了。”
我跟父亲放开来喝，一瓶茅台见底了；为了最后的半杯酒，还把瓶口卸了，取出了那两颗玻璃珠。母亲也象征性地列席了一下，喝了一杯三钱的。那顿饭吃完了也到了下午，我反穿着一双鞋摇摇晃晃来到工作室。
八个年轻人，八张蓬勃向上的年轻的脸。我说：“现在新的资金即将注入，对《大河谭》接下来的编辑策划，有没有信心？”
“有——”
他们把声音拉得跟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一样长。他们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人到四十，我经常觉得力量并非来自深思熟虑，而是源于激情。激情没了，想得再明白都白搭。手托腮帮一不小心就会耗掉一辈子。
“你们有，望和工作室就有，《大河谭》就有。说说，你们又有什么新发现、好点子？”
分管美工的小钟说，她在网上搜到两年前的一个摄影展，主题是“时间与河流”，照片拍得非常好。小钟毕业于中央美院，学的就是摄影，眼光极高，她说好，必是不一般的好。她把笔记本接上投影仪，将下载的照片以幻灯的方式打开。像素和光线在白墙上打了不少折扣，大家依然觉得美不胜收。尤其是照片中强烈的故事性，已有小朋友击节叹赏：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没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的就是细节和故事，这些照片已经提前给我们准备好了。哪怕只是人物的面部特写，你也会觉得那个人的表情里藏着很多故事，如果开口，讲上三五个钟头没问题。更多的照片是生活瞬间的定格，有天地、风物和人。所有景物在摄影家的镜头里都不是死的，而是处于运动中的某个环节，看得见它的承前启后。有一组船上人家的婚礼照片，每一张都堪称绝妙。我问小钟，是不是摆拍？小钟说，据摄影展的作者自序，所有照片都是随机抓拍。根据资料介绍，她也比对过，展出的照片基本都来自京杭大运河。还有几幅拍的是龟裂的河床，像老树或伤口，满腹心事，触目惊心。如果这些也来自大运河，可能就是让领导没信心的济宁以北运河的某一段了。就算这些凄厉的场景，也完全是为我们量身定做。
“作者资料有么？”
“查过了。孙宴临，女，三十二岁，淮安某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照策展方提供的座机电话，打了多次没人接。”小钟摁了下一张幻灯片，一个低头的年轻女人照片。一头乌黑油亮的短发，头形很好，整张脸只能隐隐看见一个圆润的下巴尖。“这是作者。已经是露脸最多的一张照片了。”
是个好题材，但得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对绝大多数人，办个大型摄影展肯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恨不能把自己照片也挂半个展厅，她只勉强露出一个下巴，我预感会比较难缠。会议结束，我让小钟和另一个擅长写脚本的小伙子到我办公室。一要继续联系作者；二是继续搜集相关材料，照这题材必上来准备。先预备两种方案：作者能联系上，且愿意配合录制这期节目，当然是上上之选；倘若作者遍寻不遇，或者找到了但不配合，那就以“寻找摄影家”为线索展开这一期节目，此为第二套方案。我嘱咐他俩，筹备的过程中脑子要经常分分岔。临出门，我让小钟把她的 PPT 发我一份，我也琢磨一下。
孙宴临果然难缠。小钟从她执教的美术学院得到电子信箱，发邮件过去，过了两天回过来八个字：在荷兰，回国后联系。按学院提供的课表，三天后她有课。第四天，小钟又去邮件，详细说明来意，言辞恳切。这次动作倒是挺迅速，当天晚上就回复了：诸事繁杂，也没兴趣。若照片合用，尽可网上自取，无版权之虞。小钟把邮件转我，问接下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坐在书桌前，一遍遍翻着电脑上孙宴临的摄影作品和她本人照片。拍得是真好。有幅黑白照片，岸如石壁，水如月光，刚把竹排撑到岸边的渔人，裤脚高卷，一高一低，干瘦的上身赤裸，背起正在滴水的渔网猛一回头，看见了她的镜头。胡楂参差的渔人叼着烧了一半的烟卷，半截烟灰在他回头的一瞬间掉下来，落到胳膊肘的位置被相机截住。烟灰拉出一条线，水滴拉出很多条线，水波更多，曲曲折折扯出半个画面的线，而渔人的眼神里扯出的线，覆盖了整张照片。照片取名《挽歌》。渔人忙活了一天，脚边的铁皮桶里空空荡荡，半条鱼都没打上来。看得我心伤，顺手点了根烟。父亲进来时，我刚抽第三口。
“忙啥呢？”老爷子说，“你妈命令咱爷儿俩吃饭。”
“看运河照片。”我按了个下行键。
父亲用下巴指指电脑屏幕。是只露出下巴的孙宴临。
“哦，我在找这个摄影家。”
“那就去找啊，还坐着干吗？心动不如行动。”老头子嘿嘿地笑。
是啊，为什么不去找呢？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孙宴临，不就是在父亲心心念念的老家淮安嘛。我把照片往前翻，让老头子看。
父亲凑上去，一张张翻，偶尔停下来，犹疑着不敢下判断。“就是咱们老家啊！”他说，转眼又说，“像。有点像。到底是不是呢？”最后说，“唉，人老了就是麻烦，连记忆力都不听你的了。”父亲精通指桑骂槐的技艺，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在提醒我，该替他回一趟老家了。但我就是装傻。母亲在客厅下通牒，再不吃饭菜就直接倒掉了。爷儿俩往客厅走。坐到饭桌前，父亲诡秘地对我说，“儿子，我觉得那姑娘长得挺漂亮，你抽空可以去咱们老家找找。”
“人家也可能不在咱们老家啊。”
“没去找，你怎么知道不在？”
母亲敲响筷子，“饭也堵不住嘴。”
“说上坟的事呢。”父亲说，扭头看挂钟，“从现在开始，晚上六点十六分，这顿饭不再说一句话。吃饭。”
找漂亮姑娘突然扯到了上坟，瘆得我差点被稀饭噎住。老头子这逻辑，不知道他这辈子科研是怎么搞过来的。不过倒是个好建议，一箭双雕，为什么不呢？
第二天去了工作室，忙活一整天，诸项工作一一交代清楚，次日一早，赶六点多的飞机去了淮安。
父亲给了我堂叔堂伯的姓名和地址，也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家的两个儿子。堂叔是清江拖拉机厂的工人，堂伯在淮海剧团唱戏，多年前就该退休了。我上网查了，淮海剧团还在，一度与上海拖拉机—汽车联营厂、天津拖拉机制造厂齐名的清江拖拉机厂产值为零。茫茫人海，这老哥俩未必比孙宴临好找。我在大学附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这两天孙宴临没课，没课不会去学校，课堂才是找到她的最佳地点。我决定用这两天把淮安这一段运河认真看看，跟孙老师聊起来也有谈资；见到我的堂叔堂伯，也不会露怯。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年我和父亲身在北京，心系故土，时刻关注运河的风吹草动。在这座城市，除了GDP，最重要的肯定是运河。千年大河穿城而过，它是它的血脉，也是它文化的源头。我给旅行社打电话，找懂行的导游，一对一运河文化两日游。
导游是个小伙子，姓胡，叫他小胡或者胡导都行。胡导不“胡导”，这小子有两把刷子，据说参与了本市文广新局大运河申遗的材料撰写，讲起运河心里有一本大账。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一直到眼下的申遗，沟沟坎坎，每个拐点都门儿清。他把司机也省了，开车带着我，两天里把大运河淮安段的六十八公里一厘米一厘米地跑遍了。
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交汇的“水上立交”。里运河。裁弯取直后的新辟大运河。淮安船闸。漕运总督府。漕运博物馆。镇淮楼。文通塔。河下古镇。板闸。大闸口。老坝口。清江浦楼。御码头。若飞桥。南船北马碑。水门桥。北门桥。都天庙。慈云寺。石码头。花街。文庙。大王庙。丰济仓。西长街水龙局。清晏园。废黄河。码头镇。洪泽湖大堤。仁义礼智信五坝……
因为做《大河谭》，断断续续了解一些淮安段运河，沿河走一圈，纸上谈兵的局限就出来了：思维老是跟不上，慢半拍。我跟小胡说，年纪大了，记忆力开始拖后腿了。他跟我一样清楚这就是个掩耳盗铃的借口，但他只笑，不说破。小胡本地人，运河边长大，河边一棵草的荣枯他也看了三十茬，所以张嘴就有“事”。他看得如此明白，大河仿佛一直流在他的眼皮子上。我约他，没准节目里需要他露个面，小伙子对我做个 V 字手势。
“必须的，”他说，“就是条臭水沟，在你家门口流了上千年，也成了母亲河。”
一教室的注册生和旁听生里，我年龄最大。有句俗话说，羊群里跑出头驴；我坐在最后一排，大部分时间低着头。孙宴临讲课用 PPT，也用黑板和粉笔，她讲《郎静山集锦摄影研究》，是门选修课。当她点 PPT 播放郎静山的照片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或者转身在黑板上分析两者山水、人物构图的层次时，我就抬起头，看这个小我八岁的女老师。她比照片上好看，尤其眼睛和嘴唇。双眼皮，眼大大的；唇形很好，很多女人化了妆也未必有她素颜时的唇线饱满清晰。这节课她讲的是郎静山集锦摄影中的“非时间性”问题。该概念源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艺术史论著《非时间性：众神的变形》，所以，她从这本书说起。真正生动的艺术不应被当作简单的物体般来看待，它具有把瞬间“非时间化”的能力，使之成为非主观的时间。这是艺术形而上学的概念，而非永恒的范畴；或者说，是用“反命运”的方式来抵抗时间，时间是所有艺术的敌人。
有点绕。不知道这段高论是马尔罗老师亲自说的，还是孙老师的理解，或者别的研究者的论述。当然，可能是我没能力听懂。我看见很多学生都露出会心的微笑，越发让我这个老学生惭愧。马尔罗我还是读过几本的，《人的命运》《王家大道》《反回忆录》。郎静山的照片我也看过一些，有些照片非常喜欢，特地嘱咐过小钟，收集素材时，把郎静山跟水有关的照片整理好备用。比如《晓汲清江》《风雨中的宁静》《沼沼秋水》《寒江独钓》《树影湖光秋气爽》《烟江晚泊》《吴门归棹》等。
“郎静山的‘集锦摄影’，将不同底片叠置，把不同的景物并行、插入，多次曝光，由此制作出的‘摄影风景’给后来的摄影者提供了很多启发。”孙宴临说。她穿一件黑色薄皮夹克，戴一条白底蓝星的绉纱围巾。“至少对我个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小时候，神秘的郎家大院激发了我对摄影的好奇；现在，‘集锦摄影’的方法又让我对绘画和摄影艺术有了新的思考。”
郎家大院！我差点举起手。赶紧用手机上网搜索：郎静山，清光绪十八年（1892）生于江苏清河清江浦（今淮安市区），祖籍浙江兰溪游埠镇里郎村人。在清江浦生活十二年后，郎静山赴上海南洋中学求学。后来我问孙宴临，郎静山对你的影响真有这么大？孙宴临斜我一眼，那还用说？你们家出门右拐走两百步，就是传说中的摄影大师故居，你会没感觉？我想了想，应该也会有。
但是那天孙宴临连斜我一眼的机会都没给。两堂课连上，课间休息十分钟，给学生接开水和上厕所。我瞅着讲台前没人，凑上去恭恭敬敬地叫声孙老师，我是谢望和，为《大河谭》，千里迢迢从北京专程来拜见孙老师。孙宴临眼皮都没抬，盯着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摄影大师郎静山》一书，那页上印着郎静山创作于1963年的摄影作品《松荫高士》。她对着张大千扮演的高士说：
“你们工作室有个姓钟的姑娘联系过我。抱歉，真的没兴趣。”
“不好意思，打扰了。如果方便，能否课后单独请教，就耽误您半小时。”
“下课再说。”她还是没抬头。
上课铃响了。我回到座位上，听孙宴临讲郎静山时，脑子开岔，琢磨如何把郎静山有机地融入到这期节目里。没做过专门研究，但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在清江浦度过童年的郎静山，一定受到了运河的影响，与水有关的诸多作品即为明证。孙宴临把郎静山的摄影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绘画做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在虚和实的处理、抽象与具象的转化、摄影与绘画意境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破和立等问题上，借助现代传媒，进行了操作演示，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郎静山，让我这个外行都觉得自己把大师弄明白了。
五十分钟很快，中间回了助理小王两条短信，在速记本上给孙宴临画了一幅不太像也不太不像的肖像，重点是她的头发、眼睛和嘴，下课铃就响了。我迅速堵到前门口，防止她跑掉。这想法纯属多余，一大堆学生拥到讲台前跟她讨论。我倚着门框等。很多年没有认真坐下来连听两节课了，累坏了。这个倚门而立的动作，在孙老师看来相当的轻佻，不像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该干的事，所以那天她在解答学生疑问时，抽空狠狠瞟了我几眼，觉得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挺讨厌。所以她一点都不想理我。所以，在我发现还有四个同学排队等她回答问题，决定先去个卫生间，然后又飞快地从卫生间回到教室门前时，她趁机提前溜走了。她跟那四个同学说，非常对不起，有急事，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讨论。
对她的这种行为我也很生气。副教授也要为人师表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起码你得守信。我直接去了美术学院教务办公室，不是投诉，是打听她的电话号码。教务员是个慈祥的老大姐，她说刚刚小孙交代了，凡索要联系方式者，一概坚拒。
“不是婉拒。”老大姐特地补充，“小孙的意思，坚决拒绝。”然后老大姐压低声音，附到我耳边，“年轻人，要有耐心。”把我当成求爱的了。
好吧。我说：“谢谢大姐，找到了一定请您吃糖。”
老大姐很潮地“欧耶”一声，“到时候可得给大姐双份啊。不要巧克力，只要上海的大白兔。”
我也回她“欧耶”。这都什么事。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后天孙宴临还有课，就不信抓不住你。出了大学，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我说清江拖拉机厂和淮剧团，哪个近去哪个。司机就把我拉到了一品梅路4号。刚进淮剧团大门，工作人员一只胳膊挡在我面前。
“我找谢仰止。”
“谢仰止？谁啊？”应该是门卫，用的是跟我祖父祖母一样的方言。
“退休演员。”
“退休了我哪知道。”
“唱过《樊梨花点兵》和《皮秀英四告》。”
“这两出戏我也会唱。”
“你们的退休职工，联系方式总该有吧？”
从大厅里走出来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跟我说办公室的人出去开会了，换个时间再来。退休人员的联系方式在办公室那里。听说我找谢仰止，说：“老谢啊，去古虹桥边的周信芳故居找。这老家伙改唱麒派了。都天庙街隔壁。”
打车去周信芳故居。想起我祖父祖母两人在北京，吃过饭就往机器前一坐，雷打不动听周信芳。周先生中气十足略带沙哑的嗓音，听得老两口摇头晃脑、摩拳擦掌。开始是唱片机，后来是转磁带的录音机，然后是影碟机，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单曲循环。《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听多了我都会唱了。小学五年级，跟同学打赌，夏天晚上钻进北大，从未名湖博雅塔那头往翻尾鱼石处游。看谁先抓到鱼尾，输了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我输了，就唱了《追韩信》经典的那段，从“我主爷起义在芒砀”到“撩袍端带我把金殿上”。唱的时候心里还打鼓，担心顺不下来，过去只是听，从没试过。竟然没怎么走板就唱下来了。为达到周先生的效果，我粗着嗓子吼，唱完了再说话，嗓音更像周先生了。
周信芳故居在河边上。转过一座小桥，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院门上方的匾额上题写着“周信芳故居陈列馆”。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于此。六岁离开这里，随唱青衣的父亲周慰堂去杭州，师从陈长兴练功学戏。故居里藏品不多，以图片资料为主，陈设也简单；院子前后植了丰肥的芭蕉和藤萝，显得蓬勃兴旺。现在主要是京剧票友雅集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都傍晚了，闻得到街巷里晚饭的香味，小院里还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响。有唱《贵妃醉酒》的，有唱《借东风》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听的，时不时一团叫好。
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大爷，说谢仰止刚走，晚饭后还会再来。他们像上班一样每天来，只是上班时间各有讲究。大爷说，我堂伯每天半下午来，听一阵唱一阵，回家吃晚饭，饭后遛一圈，拐个弯又来了，一直到故居小院关门。我堂伯是个人才，唱了一辈子淮海戏，退了休改唱京剧了，还专攻麒派。要不说那剧团领导提起他，五味杂陈地“老谢”呢。在淮海剧团里潜伏了几十年。我找了个马扎坐下，等。
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我又问那大爷，大爷说，这就该来了。再问；应该很快就到了。弄得我也不敢走，怕前脚走，我堂伯后脚来了。实在饿得心抖肝颤，那会儿天黑过好几个钟头了，我打算第四次问那大爷，大爷早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个：一个唱的，一个拉二胡的，外加俩看客。我连看客都算不上，就是个找人的。谢仰止这会儿没准已经睡着了。我出了小院，哪里灯光亮堂就往哪里走，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半斤猪头肉。
吃舒坦了，跟麒派京戏听舒坦了，是同样的舒坦。我抱着肚子出了小饭馆的门，找块石头坐在路边，抽了两根烟。
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梁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平遥公地位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没见过“谢平遥”这个名字。但谢平遥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起码吃喝拉撒日常交流应付得过去，这在一百年前绝对是难得的人才。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不怕中国人，怵的是外国人，就怕洋人说三道四。我先祖平遥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所以他们很讨厌他，觉得他也挺重要，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这都是我祖父说的。说起自己祖父的脑袋很值钱，我祖父十分得意。
但是平遥公最终还是回了清江浦，至于原因，我祖父语焉不详。有时候说为了逃命，人家悬赏了嘛，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有时候又说受了刺激，心灰意懒，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了。究竟什么刺激他又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凿凿，那就是平遥公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用宣纸和毛笔，竖着从右往左写，他小时候亲眼见过。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击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遥公隔三差五会回清江浦，大河上下来来回回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一连数日困在船上，书读累了只能盯着水看，想不成专家都难。回淮省亲的次数，有平遥公的儿女数量为证；我祖父回忆，他祖母前后怀过十二个孩子，虽然活下来的没几个。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
问题是，依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平遥公是研究运河的专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我祖父突然冒出来一句：
“哎呀，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来过北京！那是个运河专家！”
那又怎样？陪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
“也是啊。”我祖父抹着他那已经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跑哪儿去了呢？”这话是跟我父亲说的。
那时候我父亲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尚未培养起跟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列各种奇怪的算式。我父亲说：“没准‘文革’时被抄家抄没了。”
“当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周围一大片野地。”祖父又使劲儿想了想，“没抄出啥啊。他们嫌远，不愿去。那时候你太爷爷八十了吧，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守两块碑，有人求字，他就拓一张给人家。像个慈祥的弥勒佛，人缘好极了。”
“拓碑干吗？”我问。
“你高祖父字好，街坊邻居没事就来求一幅，装裱后挂家里，或者当礼物送人。老爷子来者不拒。八十岁写不动了，就写了龚自珍的两首诗和一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谁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
“免费？”
“当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后，求字的人却少了。经常在太阳底下坐两三天，也送不出一幅字。”
“碑呢？”
“早不知被谁砸了。没人求字也有原因，乱了，运动了，谁还有心情看字。”
“那我高祖父后来呢？”
“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饭，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藤椅里，头歪在右边的肩膀上，气都没了。医生说，嗓子眼里有痰，堵上了，一口气没上来。旁边就是写了龚自珍诗文的两通石碑。”
我和父母都不吭声。老祖宗死了，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对我们安静表示诧异，问我们怎么了。
“高祖父死了啊。”
“死了就死了。谁不死？”祖父说，“我跟你说，望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都看着他。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自问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
“就——是，”祖父的声音像坐上了秋千，“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也来到了北京！”
坐在淮安的街头上，我还能想起祖父说这话的表情，两眼突然变得比光脑门还亮。好像他儿子来北京不是普通的求学和工作，而是跟一群人平地建起了一座北京城。
祖父已经故去有年，如果他老人家还在，知道我现在正做《大河谭》，成了半吊子的纸上运河专家，没准这会成为他“最高兴的第二件事”。在他老人家看来，能在运河的问题跟高祖父保持一致，那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差不多等于运河是咱们谢家人开凿出来的。
坐在祖先的城市里，我不觉得陌生，当然也不觉得熟悉。很小的时候来过，被大人抱在怀里，黑眼珠也滴溜溜地乱转，什么都没记住。我又抽了两根烟，决定明天去找清江拖拉机厂。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打了114电话查询，又上网搜索，确定清拖萎缩成一个小企业，迁到了城东南的开发区。在北京生活惯了，到哪个城市打车都不觉得远，安心地看出租车计价器上的数字在跳。跳到三十八块钱时，停下来。当年中国拖拉机制造业的三大巨头之一，如今变成了一个袖珍的门脸。我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才进去。在祖父和父亲的描述里，清拖何等风光，大得足以自成一个帝国，你可以三百六十五天在厂区里不出门，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一样也不会落下你。必须抽一根烟才能弥合这个心理落差。
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也在抽烟。五十岁左右，上个星期的胡子到现在都没刮，烟雾从胡楂中间穿过，给我一种生活兵荒马乱的感觉。他对每一口烟都无比迷醉，吸入时用力，像在吸世界上最后一口氧气；吐出时嘴巴大张，每一颗黑灯瞎火的坏牙都数得出来。他坐在一把木椅上，让我写出堂叔的名字。
谢仰淳。
他把嘴撇开来，歉疚地摇摇头，没印象。
“退休了。”
“退休了啊，我说呢。”他如释重负，狠狠地抽一口烟，好像退休了不认识不算渎职。
我递给他一根苏烟。到了江苏要抽老家烟。
“我帮你查查，”他起身去背后的一个柜子里翻找。半根烟工夫，他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仰淳，就是被车轱辘砸死的那个。”
头脑嗡一声就响了，“您说的是那个谢仰淳吗？”
“咱们清拖历史上只有一个谢仰淳。”他坐回原位，可能觉得我堂叔死了，我需要安慰一下，问我要不要从窗户那边绕过去，进门到房间里坐一坐，我说站在这里就很好。我只想把堂叔的死因听清楚。“原来死的是他啊。”他点上我给他的苏烟，我随手又递给他一根。“好多年前就听说了。那会儿你堂叔还没到退休年龄吧，下班路上被车轱辘砸死了。你说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出门撞见鬼。一辆卡车正踩着油门挂在四挡上跑，一个轱辘脱落了，车子在这边继续跑，轱辘往那边跑，一边跑一边跳，遇到个坎，跳得更高，落下来，砸到骑着自行车的你堂叔，脑袋都砸扁了，脑浆崩了一地。”
我赶紧又递一根烟，没必要再说了。我转身来到大街上，谢谢都忘了。没见过谢仰淳，但他是我堂叔。觉得胃里有东西往上翻，必须亲自抽一根烟才能平息这恶心。一个制造车轱辘的人，最后被车轱辘砸死了。
在开发区宽阔的马路上踢踢踏踏地走，突然有种无所适从的空寂。闲得慌，闲得发慌。在北京天天忙得脚不点地，电话、微信、短信、邮件，各种提示铃声，一天到晚就没断过响，好像我是多重要的人，被全世界人紧急地需要着。到这里，手机突然失声了，所有人集体约好了似的放我一马。梦寐以求的空白终于到手，我却不知道干什么了。这就是传说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么？我像个二流子在祖先的土地上晃荡，晃得身心空空荡荡。突然电话响了，我得救一般赶紧摁了接听键，就是个骚扰电话，我也打算跟对方认认真真地聊上一会儿。
助理小王打来的。网上署名“瑞拍客”的瑞典小伙子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二十六岁，哥德堡人。在苏州学了几年汉语，毕业后找了份给欧洲报刊自由撰稿的工作，继续待在苏州。此人闲下来喜欢到处乱逛，边逛边拍，觉得好玩的就发到网上，自命“瑞拍客”。他的短视频中，有一个大运河系列，从南到北，“一个歪果仁眼中的水边中国”。工作室的小朋友在网上偶然发现的，觉得有点意思，前些天跟我说过，我说好，跟进，该搜集的搜集，该整理的整理，然后寻找作者。小王说，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刚娶了一个中国女孩，成了苏州的女婿，他对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出镜。不过最近他想带媳妇回老家待一阵子，见见父母，看看瑞典，我们得给他个确切时间，要不就等他回来再说。小王担心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当断就断，让他们把手头的材料先发给我，现在就回酒店看。做不做下午就给他个准话。
有事做的感觉真他妈好，我拦辆出租车直奔酒店。进了房间，打开电脑，小王已将相关材料发过来了。看完挑选出来的三十九个视频，以及小朋友们草拟的方案，觉得可行。视频里的西蒙·格朗瓦尔给了我一个好印象，面对运河，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的光。这一点很重要，他是真心喜欢这条浩浩荡荡的长河。这家伙贪玩，在拍摄运河人家的生活时经常搞怪，努力用不同的方言跟当地人瞎聊，搞得大家都很喜欢他，积极配合他的拍摄。有一个视频里，他指着一条张大嘴活蹦乱跳的鲤鱼说，这条鱼我不敢吃。人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它是活的，我怕它咬我。缺了门牙的卖鱼大爷被逗得咧开嘴笑。
看完视频，整理出一个思路，把方案又给完善一下，发过去，已经下午三点。到酒店附近一家老字号面馆吃了碗面，又去礼品店买了些礼品，打车再去周信芳故居。
下午四点半钟的故居最热闹。午睡都起了，晚饭还远，不上班的票友全来了。整个院子里三五成群，咿咿呀呀此起彼伏。唱老生、唱青衣、唱花旦、唱老旦、唱花脸的都有。院门敞着，我从院子里最近的一拨看过去，希望能在哪位老先生的脸上认出老谢家的表情来。转到第二拨人时，昨晚那个大爷看见我，对我招手。他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下，他还是个听众。我走过去。他对一个跷着二郎腿坐在躺椅上的老人说：
“老谢，有人找。”
老谢扭过脸来。我能肯定这就是我堂伯谢仰止，他对陌生人的警惕和犹疑，可能是谢家祖传的，反正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见了我祖父的表情。他是我祖父的亲侄子。我堂伯在这一群人里显然鹤立鸡群，他就是干这个的，虽然退休之前唱的是淮海戏。他的专业身份和地位，他在多年的表演生涯中养成的做派和优越感，就连多年经营和保养的皮肤和身段，也让他在一群中老年票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只有他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唯一一架躺椅。别人坐的是木椅子、条凳、自带的小马扎，或者站着。谢仰止穿一身黑，对襟盘扣外套，方口的北京黑布鞋，素净，低调的深沉和奢华。他用力看我一眼，没说话，用眼神问我谁。
“伯伯好，”我尽力走到他面前，弯下腰，“我是望和，我爸谢仰山，您兄弟。”
谢仰止还是不说话。但我能看出他的胸脯在起伏，他在控制自己。
“这次来淮安出差，爸妈嘱咐我一定过来看看您老人家。”
“你，真是谢仰山的儿子？”我堂伯慢悠悠地终于开口了。
“千真万确。做过亲子鉴定的。”
“谢仰山头上有几个旋？”
把我问蒙了，没见过这种查户口的套路。“一个都没有。”
“瞎说。没有没旋的人。”
“对不起，伯伯，我还真不知道我爸头上有几个旋。他早谢顶了，能长旋的地方一根头发都没有。”
“先别叫伯伯。”他依然半躺在椅子上，二郎腿也没放下。
亭子里的演出停下来，都看我们爷儿俩。这一段认亲肯定比戏里的认亲要精彩。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把身份证从钱包里掏出来，递过去。
“这个只能证明你是你，不能证明你是谢仰山的儿子。”
我倒是想起父亲和祖父说起的谢仰止小时候的几桩糗事，但那些年少的恶作剧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等于当众扒我堂伯的裤子，还是算了。厅堂里的那拨人在唱《徐策跑城》，我心生一计，也来一段《徐策跑城》吧。我选的这段，用我祖父夹杂清江浦方言的声音唱：
老徐策我站城楼，我的耳又聋，我的眼又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城下儿郎哪一个跪在城边。我问你：家住哪府哪州并哪县？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你们弟兄排行第几名？说得清，你道得明，放下吊桥开城门，放你进城。你若是说不清来道不明，要想开城万不能。你报上花名。
唱到“说得清，你道得明”，我堂伯摆摆手，“不必唱了，你就算不是谢仰山的儿子，也一定是我叔叔的孙子。”
“那，伯伯，您认下我这个侄子了？”
我堂伯站起来，转身往外走。“就因为你是谢仰山的儿子，我才更不想认了。”
一伙人全傻了。几秒钟前他们和我一样开心，千里寻亲，多好的事啊，而且成了。他们刚刚给我鼓过掌，还希望我接着往下唱。京腔里夹着淮安方言唱周信芳，他们觉得别致。招呼我过来的大爷把手越伸越长，急急说：
“老谢，老谢，别走啊老谢！”
谢仰止已经出了院门。
“这个老谢！”他们说，半天才反应过来，“追啊，小伙子，你去追。”
我把礼物找到，拎着就往外跑。刚才展示给堂伯的笑，还原封不动地挂在脸上，尴尬让我的表情都僵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脸弄平整。
故居门前有好几条路，我站在旁边的桥上，哪条路上都见不到谢仰止的影子。父亲曾说，堂伯家原来在花街附近。凭前两天遛一圈花街的印象，就往西北方向追。一条条弯曲的巷子，间或一道流水穿过房前屋后；不少老房子在拆迁，房梁斜架在残垣断壁上，走道上不时冒出来一堆废墟，通往花街的地形由此变得极为复杂。阴天，下午五点多的空气中就有一种灰暗弥漫开来，我拎着礼品盒，既要顾着远处，又要盯紧脚底下。
路过一处废墟，拆掉了屋顶的门框两边，自上而下各镶了一溜石头，石头上阴刻了手写的行书对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这副联我在别处见过，但石刻后嵌在普通民房的门边，还头一次遇到。此联甚美，也很有些境界，字和刻工都不错，我就多看了几眼，还暗想该怎么把它们抠下来带走。就跑了这么一下神，被脚底下的半块砖头绊倒了，礼品摔出了老远，左胳膊肘和右手掌同时撑地。水泥勾缝的石板路，这一跤摔得结结实实，半天爬不起来。等起来站直了，才觉出胳膊肘和手掌疼。手掌擦破了皮，血珠子一颗颗渗出来；胳膊肘青紫了一块。我找到块石头坐下，看看手掌，再看看胳膊肘，用纸巾擦掉血，嘴里咝咝啦啦地出气。然后摸出一根烟点上，对着路上的碎砖头踢了两脚。妈的，让老子先疼一会儿。
抽了半根烟，视野里出现一双穿布鞋的脚和牛仔裤的两只裤脚。我从下往上慢慢看，小腿，膝盖，大腿，腰，肚子，胸部，双肩，脖子，然后脸，孙宴临冷冷地看着我，手里拎着我甩出去的礼品盒。
“看够了？”孙宴临说。
“对不起，”我举着右手站起来，“要知道是孙老师大驾，打死我也不敢这么看。”
“你的东西。”她往前走两步，“呀，流血了，得找医生处理一下。”
“去你拍过的那个大和堂？”她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名叫“大和堂”。
“早关张了。初医生全家搬走了。”她把礼品袋放到地上。
“你怎么在这里？”
她往二十米外的桥上指，桥上有个画架，她在写生。想必她看见了我摔个大马趴的全过程。
“跑这里写生？”
“我家在这里啊。”
我往四周看了看。废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家还在正常生活。“哪一家？”
“不在跟前。附近。”
想起来了，郎静山故居附近。
“都天庙前街？”
“那是我爸妈家。这两年我主要住在工作室。”她用手向东南方向画了个圈。
她在“工作室”上停了一下，大概是为了区别于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好像要是没有工作室，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艺术家。其实就是个写字画画的地方，跟书房的区别，一是更大，二是更乱。孙宴临主业是画画，那的确需要个大场子。
“如果方便，能否给个机会，参观一下孙老师的工作室？”
“你得先处理伤口。”
“无所谓，就是个皮外伤，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就好了。”伤口随他去，能搭上话才最重要。我就不信搞不定你。我对这一期的《大河谭》相当有信心。
她默许了。“约法三章：房间里再乱，也不许说。”
“我不相信还有比我更乱的人。另外两条呢？”
“想到了再说。”
孙宴临帮我拎着礼品盒和她的笔墨颜料。我用左胳膊夹着她的画架，右手举着，像个投降派，跟在她身后朝着东南走。孙宴临让我离她远一点，免得她总得跟碰到的熟人解释我是谁。也好，我和她保持着二十米的纯洁距离。我发现这个貌似纯洁的距离其实最色情，我可以把她的背影看得清清楚楚，看到她被牛仔裤包裹的屁股每一点动态，看见她小腿肌肉在运动中细微的变化，甚至，请原谅，通过她外套的摆动看见上身在行走中的形状。一个匀称、结实、符合一定美学标准的好身体。当然，这是因为我视力好。一个忙得跌跌爬爬的离婚三年的四十岁男人，第一次发现，多年来被视为缺陷的远视竟然是个独门法宝。
在一个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前停下来。孙宴临放下提盒，打开双层防盗门。开灯，室内空间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不少，并排停下八九辆卡车问题不大。这个空间还不包括贴着西边隔离出来的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工作室里靠墙摆满了大大小小尺寸不一的油画和水粉画。四五个尺寸不同的画架分散房间各处，画架前放着笔和油彩。水泥地板，落满了油彩。没那么乱。
“这就是传说中的艺术殿堂吧？”我恭维说。
孙宴临不吃这一套。她让我把写生的画架放到东南角的空地上，“原来针织厂的厂房，留下来几间，区里改造成文创基地，有点像你们北京的798，我租下来一间。你把伤口周围洗一洗，我去找消毒碘酒。”
“你这里能消毒啊，那还让我去找医生。”
“你挺讨厌的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私人地盘，又不是医院，没义务招待你。”
“对不起孙老师，我错了。请问，可以用您的卫生间吗？”
“讨厌！”
我洗好手从卫生间出来，孙宴临也刚找到碘酒和棉签。我刚想伸头往她的卧室看，她砰一声把门关上了。
“闺房重地，非礼勿视。”我说，“我懂。就是好奇一下。”
“不必好奇。被子没叠。”
孙宴临让我在椅子上坐好，她把棉签蘸上碘酒，从中心向外围画圈涂。大房间里有点凉。碘酒杀入伤口，比擦破时还疼，我觉得肚皮都抖起来。
“受不了就吭一声。”
“那不行，咬碎了牙也得往肚子里咽。男人嘛。”
“哟，真勇敢。”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拿起一根新棉签蘸好，作势要往伤口上猛按。我叫一声迅速抽回了手。孙宴临讥讽说：“这么没有安全感？”
“别乱扣帽子，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你孙老师。”我把手伸过去，随她怎么折腾了。她倒涂得更小心了，“出个镜就这么难？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艺术家也要为人民服务嘛。”
“再提这事，别怪我赶人啊。”
“好吧，”我说，“为了多坐一会儿，话都不能说，多不容易。”
处理完伤口，我认真欣赏了孙宴临的画。至少这一批画里，运河题材的不多。处理的主要是人物，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有几幅半大不小的画，是对郎静山集锦摄影的再创作，别开生面。乍一看完全是郎静山照片的油画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只是借用了郎先生的意象和构图。她一反郎先生作品中邈远高古、超拔脱俗的静态特征，让人物和风景之间产生了动态的张力，整个画面有了爆发边缘压抑着的力量感。
《晓汲清江》。郎先生的原作里，汲水者低着头，大半个面部都被斗笠遮住，根本看不见人物的表情；但在孙宴临的《晓汲清江》中，挑水的人抬起了头，就算在斗笠的阴影里，你也看得见他纠结的表情和眼神，因为他的表情和眼神，整个画面和画风为之一变，完全成了一幅全新的创作。在《松荫高士》中，孙宴临放大了张大千，让张大千扭头往左边看，半个脸上的表情与古松形成呼应，画面中的空气仿佛都由此震荡起来，隐隐似有雷声。
那几幅画真是吸引了我，我把椅子搬过去，坐在画前，从手机里搜出郎静山的原画，边边角角地对比着看。孙宴临给我拿来郎先生的摄影集，看着方便。“有兴趣？”她问。
“卖么？”
“不卖。”
“自娱自乐？”
“还没改造到满意的程度。”
“什么样才算满意？”
“要知道我早就画出来了。”
对照原作又看过一遍，我站起来，“强烈希望大师能赏脸，给我个请饭的机会。”天已经黑了。
“郎大师十九年前就去世了。”
“今天我请孙大师。”
孙宴临斜我一眼，“再瞎说真赶你走了。”
晚饭我请，附近的馆子“淮扬府”。孙宴临说这家的淮扬菜比较正宗。充分采纳孙宴临的建议，点了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梁溪脆鳝、文思豆腐、虾仁蒲菜和鸡丝粉皮，主食茶馓和黄桥烧饼。吃得贴心。祖母活着的时候，饭桌上就是这个味道。有一阵子没认真想起祖父祖母了。我跟孙宴临说，这顿饭让我觉得自己确实是个淮安人。胃从不说谎，它比你更清楚故乡在哪儿，祖宗在哪儿。
“你老家这里？”
“不像？”
“油腔滑调的，咱们大清江不产你这号的。”
“你们女人真难伺候。不会说话的你们说咱们像个哑巴，会说的，又嫌油腔滑调。没个正好。”
“我还真没冤枉你，祖籍这里也不耽误你是个京油子。你爸是这里的，还是你爷爷是这里的？”
“我爸和我爷爷都是这里的。”
“我就说你这人没句实话。昨天还说专程拜访，原来是寻根，顺便找个人。”
“真冤枉我了。我算半个孝子吧，早答应我爹来给祖先们上个坟，但这次绝对是起意找孙老师，顺带了却点家事。但看眼下的态势，两件事都要黄。”我把来淮四天来分别干了啥，一一向孙宴临交代。我把右手举起来，还有那礼物，我的堂伯谢仰止啊，莫名其妙，到底哪里得罪他老人家了呢。
“深刻地同情你，”孙宴临说，举起鲜榨玉米汁跟我碰杯。“鉴于头一件事肯定要黄，我建议你明天再去给谢老师唱一段，兴许还能办成一件。小时候我听他唱过《皮秀英四告》。”
“我看悬。某人都一桌吃饭了，饭碗没放下就不认人；我堂伯第三句话没听完就掉头走了，显然这事更难办。”
“咱们能说点别的不？我们家也是外来户。”
“哪来的？”
“高邮。我高祖父，跑船的，顺着运河到了这里。一百多年了。那时候这一块还叫清江浦。”
“高邮好地方啊。”
“好地方多呢。听说高祖父决意迁过来，是为了他哥哥。问题是他哥哥当时已经死了。他也知道哥哥过世，还是举家迁徙，要在哥哥葬身的地方扎下根。爷爷奶奶他们又说，我高祖父老家在山东梁山，我都被弄晕了。有点乱。”
“三代以上都是一笔糊涂账。我爷爷说，我高祖父会四门外语，袁世凯花了大价钱要他的人头。那得是多伟光正的大人物，可我在相关的史书里就没见着老祖宗的名字。听着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终于有件事让我们说到一块儿去了，直说到“淮扬府”的客人只剩下我们最后一桌。孙宴临答应我送她回工作室，不是因为夜路黑，而是走路的时候可以继续聊。
她的高祖也是个传奇。师出“弹腿教门”，一身好武艺，赤手空拳十个八个壮汉根本近不了身，据说当年护送过重要人物沿运河去了北京。那重要人物姓甚名谁，孙宴临的祖父祖母也说不明白，但他们把过程叙述得跌宕起伏：你高祖孙过程，这一路追河盗、抗官兵、阻击义和团，还跟数不清的歹人大战过千百回合，无有败绩。孙宴临从小就听高祖的故事，觉得老爷子不该叫孙过程，应该叫孙悟空，只有齐天大圣才有这般能耐。先祖孙过程在清江浦一度开馆授徒，现在运河边上精通拳脚的，往上追三五代，师父多半出自“孙家武馆”。
吊诡的是，孙家后世子孙里，没见谁继承了先祖过程公的武学传统。反正孙宴临没听过三代以前的祖上哪个身手过人，也没见过祖父那代至今，家族中有谁身体里流淌过彪悍的血。反倒是文艺细胞一个赛一个发达。当然，成也文艺败也文艺。她的小祖父，她祖父的弟弟，就像孙宴临一样，也搞摄影；也因为搞摄影，拍了一些裸体艺术照，年纪轻轻就被打成流氓犯，送进了监狱。
“你学艺术，跟你的这个小爷爷有关？”我问孙宴临。
孙宴临在路灯下站住，想了想，没关系。正是因为小爷爷有此遭遇，家里人才不让她学摄影，她的专业变成了油画。
“那你为什么学画画？”
“不让我学摄影啊，只好改画画了。”
“为什么想学摄影？”
“喜欢呗。”
“我是说，一个中学生，怎么会把摄影当作自己的志业呢？这专业，那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偏门的吧。就因为出门右拐，两百米远就是郎静山故居？”
“五分之三来自郎先生。”
“五分之二呢？”
到了她的工作室门前，黑魆魆的一间大屋。“说来话长，有机会再说吧。”孙宴临说，从包里掏出钥匙，“晚饭吃得很好，也谢谢送我回来。大晚上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再见。”
“明天可以去听你的课吧？”
“没什么好听的，都是瞎讲。”
“孙老师谦虚。人请不到，总得学到点知识，要不白来了。”
“那好吧。晚安。”门打开，灯亮，咣一声又关上。我站在门前掏出一根烟，刚想点上，门又打开，半米宽的光亮像伤口一样卧倒在我脚下。孙宴临从门后伸出头来，说：“往西走五分钟就是大路，那里好打车。再见。”脑袋缩回去，门又关上了。这次没那么响。
回到酒店，时间还不算太晚，以我爹多年养成的夜猫子生活习惯，这会儿接个电话问题不大。我问父亲，您这堂哥到底搞的哪一出？我一个晚辈，拎着礼物，热脸撞上了个冷屁股。父亲说，你仰止伯伯想多了，这些年还没放下。他以为当年推荐上大学，我抢了他的名额，天地良心，你爸真不是这样的人。你爷爷也不是。“革委会”征求学校意见，决定推荐我，名字错写成“谢仰止”了，等改过来，小道消息已经出了门。你仰止伯伯听了风，认为你爷爷做了手脚，窃取了他的前程。那阵子你爷爷对这事确实非常上心，他希望我能跟你高祖父一样，有机会到北京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你爷爷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子，你爸拿“谢”字跟你保证。你爷爷什么人，望和你是清楚的，你的名字是你爷爷取的。我跟你妈生了你后，你爷爷奶奶就一直待在北京生活，为什么？你爷爷是个好人，知道仰止哥放下不，干脆避开，抬头不见低头见，省得相互不舒服。我也极少回去，原因大概也如此。解释不清的，就不必上赶子非弄明白。我想你仰止伯伯都退休的人了，天大的事也该放下了，没想到还存着心事。这事在他心里该磨出茧了。我插了一句，我说爸，是结石。嗯，是结石，父亲说。老了，不想动了，要不真想回去亲自跟你仰止伯伯再谈一谈。不过谈了又有什么用呢，一晃都快七十了，要再吵起来，那真是一辈子的丑闻。
“爸，您就别发挥了，长途电话费齁贵的。哪些规定动作我必须做，您就下个指示。别的我酌情处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父亲的指示如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堂伯难堪，更不能惹他生气。能说得清就说，说不清照单全收，都认了也不丢人，还有几年活头？扬长避短，奔着高兴的事儿去。实在问不到老祖宗的墓地，就找运河边没人的地方，多烧几刀纸；烧多了，总有几缕烟能飘到祖宗那里，烟就是钱；给仰淳叔叔也烧两刀；烧纸的时候别忘了祷告几声，就说不孝子孙谢仰山一直想着他们，给列祖列祖磕头了；如果堂伯和堂叔谁家困难，三千五千地支援点，回头找他报销。
我说好，都记下了。“跳广场舞时候别太过分啊，照顾一下我妈的感受。”
“放心儿子，”父亲说，“你爹也就跳跳舞了。早点睡吧。”
第二天上午，提前五分钟进了孙宴临的课堂。我刚坐下，她进来了。她往最后一排看了一眼，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接下来两节课她都没再朝我看一眼，这一点我也可以保证。课程是“名画赏析”。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中外名画的特点和艺术价值。大部分我听不懂，具体到了凡·高必须切掉左耳朵、毕加索只能不停地换情人，太深奥。倒是中间插播的一段郎静山的《湖山览胜》，分析郎先生在集锦摄影时如何仿国画、师古法、重意境，由此解读中国画中的名作，我听明白了。讲得好。
课间我没打扰她。两节课下，我又到前门边等着，这次不去卫生间了。她解答完学生的问题，从教室里出来。我说，走？她没吭声，跟在我后面出了第二教学楼。一直出了校门，她才问：
“去哪儿？”
“请你吃午饭啊。”
“无功不受禄。”
“别有负担，不会让你白吃的。”
孙宴临说，讲到《湖山览胜》时无端地想到了比萨。我说好，那就去吃比萨。比萨之后，在星巴克又要了两杯拿铁，提提神。我担心艺术家的自由生活里每天都需要午觉。然后去大闸口那里坐船，体验一下淮安的这一段运河。请孙宴临客串一回导游。
大闸口当年是漕运的襟喉，堵上了，漕船上不去也下不来。因为闸前水势凶猛，大部分时间里过船须动用“绞关”，只有一等一的高手才敢顺水下船：绞关固定在两岸的高坡上，硬木做成绞盘，拉船的缆绳缠到绞盘上，大船过闸用四个绞关，小的用两个。缆绳的另一头套在船桩上，过闸时，绞关的闸工根据闸上的锣声疾缓来用力，锣敲得紧，那得一圈圈拼命绞。如今大闸口水流平和，也极少有船再穿行，一九五九年在城南开挖了南运河，往来船只都改城外过了；穿过市区的这段老河道就成了里运河，被开发作运河风光带，来回走的都是电动的游船，行船也成了娱乐。
只有我们两个客人。租了一条小游船，现代化的船舱，可以喝茶聊天。如果不是孙宴临移步换景地讲解，我会以为就是在随便一个公园的水上泛舟。到底是老师，她从两岸的建筑和风景切入，扼要地把运河之于淮安这座城市的影响精辟地总结了出来，就像通过一幅幅名画串起整个艺术史。跟所有运河沿岸的城市差不多，这座城市成败皆系于这条河。当年雄踞天下的十里长街之繁华，漕运废止后渐趋凋零，没有不散的宴席。前现代的内河水路交通在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崛起后，成了溜墙根晒太阳的老前辈，已然无力引领生产力的新方向；而当年水路发达的地区，又阴差阳错被公路、铁路和航空集体忽略，要想富，先修路，这些地方成了现代之“路”的盲区。也就是说，当年帆樯林立、舟楫如梭的“沿海地带”，毫无悬念地成了现代化时代的“内地”，所以，在很多年里，这座城市被戴上了“欠发达”的帽子。
“我对GDP不感兴趣，”孙宴临说，“有那么重要么？希望有一天，发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比 GDP更重要的指标时，我们还可以后悔，也还有回头路可走。”
“比如？”
“这条河。”她的手越过船头，一直指到里运河的拐弯处。两岸条石镶壁，整饬划一。岸边的景观树也统一了风格，粗细、高矮、树冠的大小，像同一颗种子发的芽、同一棵芽长出的苗、同一棵苗长成的树。此时午后，岸边辟出的人行道上有长跑和散步的人。“GDP可以让你每天都能看见一条不息的长河在流淌吗？当然，砸出足够的钱，别说一条河，科罗拉多大峡谷也可以挖出来，但你能挖出一条河的历史吗？你能挖出它千百年来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吗？”
“你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边能成长出孙老师这样赤诚的运河之子吗？”
“去！人家说正经的。”
“人家说的就不正经了？”
孙宴临发现掉我的坑里了，不理我，端起杯子喝茶，举半天才喝一口。
游船回到船埠。我们从石码头上岸，穿过花街时，我问两边开店铺的老板，附近可住有一位叫谢仰止的老先生？他们摇头。孙宴临补充，会唱戏，淮海戏、京剧都拿手。他们还是摇头。看来堂伯一家搬离附近多年了。
距四点钟还有一阵，孙宴临带我穿街走巷。我想看看郎静山故居。
巷子窄而曲折。虹桥里，五福里，进彩巷，张仙楼，花门楼，单这些名字劈头盖脸地就满满的烟火气。当年的老住宅区主要骑马、行轿和走人，确实也不必太宽。现在住家拥挤，巷子里各家晾晒的衣物迎着风花花绿绿地飘荡。
都天庙街那时候应该是个风水宝地，文会庵、毗卢庵、广荫庵和都天庙都在附近，香火不断，梵乐诵经之声竟日不绝。郎家老宅由郎静山的父亲郎锦堂所建，此人参禅礼佛，甚是虔诚，宅邸修在这里可以理解。能把家建在这里，定然也非泛泛之辈。郎锦堂曾在漕河总督陈夔龙属下先后任左营参将、两镇总兵，后来做了晚清运河工程督导，驻节清江浦，算有头脸的人物。其子郎静山的摄影禅意丰盛、静虚饱满，想必也能在这里找到源头。孙宴临祖上过程公能在都天庙街扎下来，当年的武馆开得应当可观，要不也没法跑这里买房置地。
遗憾的是那天下午郎静山故居没有开放，新修的朱红大门紧闭。敲半天无人应答，我们就进了旁边的都天庙，给都天神上了一炷香。我建议拜访一下孙府，孙宴临翻我一个白眼：不行。
“放心，不会在你爸妈跟前给你丢人。”
“我怕爸妈在你面前丢人。”
“孙老师，要注意为人师表。”
“真的，你不知道，我爸妈但凡见我跟一个男的在一起，只要对方看上去不超过六十岁，他们就两眼放绿光。”
“担心闺女吃亏？”
“催我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天挂嘴上。我宁愿住工作室，耳根子清净。”
“那正好，我冒充一下。让老人家安安心。”
“你？快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伤自尊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看，我单身，你未嫁，这戏能演好。”
“别。是你离婚，我未嫁。”
“你怎么知道我离婚？”
“你说你单身。钱包里那是你儿子吧？”
钱包里的确有我儿子照片。可能买单时她看见了。
“你咋知道是我儿子？”
“谁家娃儿能长出你那对招风耳？”
好吧，你赢了。斗了半天嘴，孙宴临家也没去成，我该去周信芳故居了。我们在桥边分手，她回工作室。
谢仰止半躺在椅子上，跷二郎腿，叼着一品梅牌香烟，不屑地睁着半只眼。旁边在唱《贵妃醉酒》，票友们的目光聚在唱和拉的圆心里，只有我堂伯的椅子斜着背对他们。他在等我。但我走近了，他睁开的半只眼也闭上了。
我弯下腰，像鞠躬。我说：“伯伯好。”
堂伯眼睛睁开一下又闭上。
“我来看您老人家了。”
堂伯咳嗽了一声，嗓音利索，唱了大半辈子戏居然没唱出咽炎。
“昨晚我跟我爸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他让我一定把问候带到。老谢家，他就您这一位兄长了，多大的事也务请您多包涵。”
堂伯突然放下二郎腿，噌地站起身，腿脚比我都利索。他转身往外走。我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只觉得被闪了一下。眼看着他出了院门，我还晾在原地。一瞬间我做了决定：到此为止吧，明天买上半车火纸，到河边多找几个点烧，总有一处离谢家的祖先更近，我的大嗓门平遥公他们能听见。院门口出现半个身子，堂伯对我愤怒地招了一下手。让我出去？有点意思了。我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弟子规》上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你爸到底想说什么？”堂伯坐在石桥的栏杆上，背着我说话。
“我爸说，推荐上大学的事，我爷爷没做过任何手脚。他也没这个能力。”
“停！四十多年了，你爸就让你回来说这句话？”
堂伯的嘴唇颜色渐渐发紫变黑。腿脚再好，年龄不饶人，心脏这个发动机还是老化了。我在他旁边下首坐下来，递给他一根烟，帮他点上。我得缓和一下气氛，身体最重要。
“伯伯，上一辈的恩怨我没资格介入，也不想介入，但有点切身感受，还是想跟您交流一下。我爷爷对北京的激情的确让人费解，反正我是弄不明白，但是我敢肯定，老爷子是个好人，心软得看一场周信芳的戏都要流好几次眼泪。听说您唱淮海戏，除了周信芳，电视上他看得最多的就是淮海戏。老人家去世前的那些年里，多次想回到运河边，但最后还是作罢，是因为他觉得，误会不能消除，他回来就是刺激你。他想让时间来解决问题。但是您看，时间再伟大，有时候也是不作为的。”
“说得轻巧！你知道那种环境下，那样的机会对一个人有多重要么？我为什么唱戏？在一个小地方，只有唱戏，才能把你从平庸的生活里解放出来，过上另外一种生活。你以为我不想去北京？你以为这里的人不想去北京？不为要去那里过日子，而是因为生活在河边，从小就知道这条河一直流到北京，那是终点，都想去终点看一看，流过清江浦的水流到那里，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
“还是水。”
“水跟水不一样。那是谁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堂伯说完，瞳孔突然放大，他的言辞把自己惊着了，夹着香烟的手都抖了。
“赫拉克利特。”我能感觉到，堂伯确实是憋坏了。也因此我突然发现，这些年他对此事不能释怀，放不下的理由其实早有所变化。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固然十分宝贵，被冒名顶替的愤怒固然也相当暴烈，但时间总会打磨掉外在的棱角；时间唯一不能消除的，是内心里的好奇与渴望，不仅无力消除，反还做了帮凶，像病蚌成珠一样，时间帮你把一粒沙子越磨越大，直到变成再也不能忽视和排解的珍珠。也许很多年里，堂伯自己都没意识到，事情已经悄然起了变化。想起父亲跟我说过，仰止堂伯是个游泳好手，年轻时他们在运河里比赛，从大闸口出发，仰止伯伯总是第一个游到水门桥。“伯伯，我郑重邀请您去北京。愿意见见我爸妈，就见；不愿见，咱们就好好看看通州段的运河。就在我家门口。我可以陪您从这头一直走到那头。”
堂伯盯着我看，眼睛开始发亮，水珠聚集产生了光。他把烟吸得很响，吸烟的声音都带了鼻音，嘴唇也开始哆嗦。“我，考虑一下。”他站起来，脚底下飘飘忽忽地往南走。院子里谁在唱《萧何月下追韩信》，沙哑豪壮的唱腔传过来：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拔剑斩蛇天下扬。怀王也曾把旨降，两路分兵进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扶保在朝纲。也是我主洪福广，一路上得遇陆贾、郦生和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军威壮，我也曾约法定过三章。项羽不遵怀王约，反将我主贬汉王。
不知道这一去，是否还能再见。我在后面喊：“伯伯，能告诉我咱们谢家的祖坟在哪里吗？”
“回头我给你电话，”堂伯没回头，“告诉我酒店的名字。”
我大声说出酒店名字和房间号。不知道堂伯听见没有，他已经走远了。
“抱歉，没别的地方可去了。”
我敲响大厂房的防盗门。敲三下的响声之后，门就打开了，好像她就守在门后头。
“进来吧，”她说，“茶都泡好了。”
“谢谢。让我产生了自己挺受欢迎的错觉。”
“臭美！加个杯子而已。”
茶具在她房间。她先进了房间，我在门口停住了，深吸了一口女孩闺房的暖香，还有金骏眉的茶香。房间不大，也不小，一个人生活足够了。一张双人床；靠墙的书柜一直顶到天花板；一个门对开的原木衣橱；一张书桌，上面放着电脑、笔筒和两摞书；一把原色的藤条椅；还有一个带玻璃的五斗橱，柜子里放着相机等各种小零碎；此外就是书柜前的根雕茶具，茶盘上一杯茶正冒着香气，另有一只空杯子。我本能地多看了几眼床，素淡清雅的三件套，整齐温馨。
“进来呀。”
“不用把茶具搬到大厅吧？”
“好啊，那你搬呗。”她的脸突然红了，声音也凉了下来。
玩笑过头了。我赶紧一步跳到茶桌前，坐下来开始自己倒茶。杯子已经洗过了。“好容易被恩准进来，打死也不出去了。”
“我就说你这人挺讨厌，油嘴滑舌！”她好像真生气了。
我赶紧找补，来一段苦情戏，说刚才如何去找堂伯，再次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念我如此尊老，她的气儿过了，开始司茶。我说，我差不多能明白堂伯为什么这些年还放不下了。
“笨死了你，”她白了我一眼说，“早该想到了。你就是被庸俗的功利的目的论糊住了大脑。”
我撇撇嘴，那没办法，孙老师一直不肯因材施教。
“不过也不能怨你啦。”她又说，倒茶的指法很好看，这门学问她应该钻研过。“你不在河边生活。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对你伯伯来说，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你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你二十岁，会流到哪里；三十岁、四十岁，乃至你伯伯快七十岁的这时候，会流到哪里。每天在河边走，你会抓耳挠腮地想知道。你伯伯在痛心他失去了一个去到运河终点的机会。他也知道，这个机会他永远不会再有了。”
她说得投入、激昂，眼神里有一种我在商业谈判和各种酒局中从未见过的纯粹。那是一种动人的光，她的整个人都因为这种光像灯盏一样亮了。她的脑袋后头仿佛凭空生出了一个大光相。
“看什么呢你？”她端起茶杯在我眼前晃了晃。
“没有人告诉你，你在讲课的时候有多美吗？”
“又来了，”她遮住脸，脖子都红了。“一点正经没有！”
“我以《大河谭》的名义保证，我很严肃。”
“三句话不离《大河谭》。”
“咱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就是想把你这样的、甚至我伯伯这样的故事，在节目里讲出来。”
“咱们能不提你的《大河谭》么？”
“好，打住。现在来谈你的《大河谭》。还有剩下的‘五分之二’没说呢。”
孙家和摄影有缘。缘分也是种宿命，你想它也来，你不想它也来。这缘分肇始于先祖孙过程。孙宴临只是听说，孙过程护送过那位重要人物后，得到一件纪念品，就是相机。孙过程护送那人水路北上是在1901年，1901年即使用的是便携的箱式照相机。这款相机她没见过，她父母和祖父祖母他们见过。她的小祖父孙立心也见过，且对孙立心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家藏一件老古董，孙立心打小就对相机不陌生，又因为跟郎家做邻居，年轻时自然就玩上了这个时髦的东西。
孙立心也弄不清那个老古董具体是哪一款，机箱上的字迹早已经被磨损，漫漶一片，根本辨不清楚，但根据长辈们的描述，孙宴临查阅了相关资料，应该是布朗尼1号。1900年，布朗尼（FrankA.Brownell）为柯达公司设计了一种小巧的箱式照相机，称布朗尼1号（Biownell No.1）。这种照相机使用编号为117的胶卷，胶卷附有护纸，能在白天进行装卸，一次可拍摄57毫米×57毫米的画面6张，操作相当简便。孙立心这一辈见到布朗尼1号时，布朗尼1号只剩下一个空壳，半个多世纪里，不知道相机的内胆被谁拆了去。有外壳足够了，甚至有个关于相机的传说也够了，你就足以和它建立起一种隐秘的单线联系。反正孙立心第一次在朋友那里见到“莫斯科-5型”相机，拿到手里就开始摆弄，居然就上手了。朋友紧张得一直端个大笸箩在下面等着，怕掉下来。朋友担心的是孙立心把相机捣鼓坏，但他习惯性地把这个捣鼓坏理解成了掉下来摔坏。
就是这一款前苏联的相机启蒙了孙立心。“莫斯科系列”从1946年开始生产“1型”，到“莫斯科-5型”问世已经是1960年了。在仿制蔡斯折叠式腔室相机中，“莫斯科”可能是最成功之作。到“5型”已经是专业机了，使用120胶卷拍摄6×9大底片，适合拍摄风景照跟合影。孙立心对风景和合影兴趣不大，用它对准一个个人，拍出了一系列出色的人物肖像照。
正是人物照害了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孙宴临的小祖父还是针织厂的职工。之前郎静山故居充公做了厂房，此时改成了职工宿舍，就在家门口，孙立心也经常住宿舍，因为有一帮喜欢艺术的朋友。二三十岁的十来个年轻人，对兵荒马乱的外面世界闭目塞听，批斗游街、敲锣打鼓一概不理，自己关起门来，业余画画的、玩乐器的、搞摄影的、唱声乐的、练习舞蹈的，自己跟自己玩。他们针织厂之外，还有社会上其他行业的年轻艺术爱好者加入进来，逐渐形成一个地下艺术圈。在这个圈里，孙立心以人物摄影闻名。当时孙立心用的是一台“上海58-2”相机。该款相机产自上海，仿的是最高档的德国莱卡相机，仿出的效果如此之好，让整个世界相机制造业刮目相看。拍人体艺术照没得说。所以谈恋爱的找他拍照，结婚了找他拍照，亲戚朋友来了也请他拍照，艺术照当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然后出事了。
一个偷偷画油画的朋友，正在偷偷地画人体，确切地说，画女人的裸体。这个年轻的画家朋友尚无女朋友，就算有，女朋友也未必答应脱光了让他盯着看。那个时代，这件事得进了洞房以后才行。他只能照着书上画别人的，对着镜子画自己的，很快他对有限的临摹资源厌倦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偷偷画油画的朋友，是个女画家。两人资源短缺的异性画家决定相互画对方。不是面对面画，而是对着照片画。这就需要拍下对方的裸体，以艺术的名义，艺术地拍。他们提前设计好各种“艺术”的姿势，然后邀请到孙立心。只有他才能拍出他们想要的效果。孙立心也颇为踌躇了一阵，拍男人的身体他不怕，拍女人，有点怵。但他想拍，对一个摄影艺术家来说，这叫“创作”。他需要创作。为了相互都不给对方惹麻烦，他们达成共识，拍照时两个人都戴上一副印着五角星的面具。毋庸置疑，这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女画家没事，男体就是男人脱光了被画出来而已。男画家画女体，不行，大家把这个过程想象得极其复杂：女人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光着身子被画呢，显然是强行扒光了人家的衣服，这涉嫌暴力；接下来，如此丰腴美好，摆出这么诱惑的姿势，该凸的凸，该凹的凹，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该黑的黑，该白的白，完全是打着艺术旗号的色情，起码是包括（但不限于）色情。总而言之，画女人裸体，乃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为；给裸体女人戴上印有五角星的面具，又是什么意思？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还是某种隐喻？
男画家被抓了。顺藤摸瓜，孙立心也被揪出来。他的罪名甚至更大，男画家只是照着照片画，他是亲自对着一具活生生的女人裸体拍，显然他更流氓。两个人以流氓罪被判入狱，有期徒刑五年。“上海58-2”相机也被当成罪证没收。了解内情者，知道他们因艺术而成为流氓犯，不知道的，完全把他们当成流氓看了。
这个罪名把孙立心一辈子都搭了进去。待满五年出来，孙立心像个小老头，头发都白了。断断续续做了些零工，不再拍照，没娶妻，也娶不到。杀人犯有人嫁，流氓犯没有，老太太见了他都躲着走。孙立心孤身终老，一个人待在小屋里，写写画画，很多年后，孙宴临念了高中，他方缓过劲儿来。他开始辅导孙宴临画画。家里人才知道他在琢磨郎静山的作品，还写了两本跟郎静山有关系的书。事实上，很多年里也没几个人真正关心他在做什么。
孙宴临的第一部相机，就是小祖父用两本书的稿费给她买的。孙宴临独身至今，也是受了小祖父的影响。既然一个人被理解起来如此之难，那么独自生活也挺好。做饭都省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她在厨房里做饭，我站在门边随时待命，因为她不知道多了一个男人，饭菜的量分别要加多少。她讲我听，天就黑了。看在我是个乖学生的份儿上，她决定今晚亲自下厨。她做淮扬风味，三菜一汤。不能说味道有多好，但吃着贴心。你可以满世界乱窜，但胃是有祖籍的，找对了地方，它就会及时地告诉你。
比饭菜更贴心的是人。女人在厨房里时最美，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她认为此观点涉嫌性别歧视，很男权。我说你高估男人了，赞美一个厨房里的女人，男人不走脑，只走心，理智是使不上劲儿的。我没告诉她“美”的细节，因为关乎性感，说出来要讨打。家常氛围的性感，还有身体的性感：她穿宽松的家居服，围裙在腰间束了一道，一个大大咧咧的曲线就出来了；弯腰时，家居裤里的臀形半隐半现，而我站在她侧后方，围裙裹紧的上身胸部蓬勃而出；看料子，我想那家居服的手感一定很好。她转过脸，一绺头发垂到眼前，蓬松的头发有点乱。我身体里有个地方狠狠地疼了一下。
“发什么傻？”她问，“要辣椒么？”
“看你啊。”我说，“要。”
“去！”她白我一眼，“收拾饭桌。”
我把饭桌搬到画室中央，周围环绕着她尺寸不一的各种画。如果在屋梁上俯拍，大概能拍出一个孤岛的效果：那张小小的饭桌，连同我们两个人，如同被艺术围困的一个孤岛。她说，一个人吃饭，饭桌从来都是贴住画室一角，要不太空旷。她想用的词也许是“孤独”。我说，那是她一个人，现在是两个人，多空旷都镇得住。她端着碗直直地看我。
我放下筷子，把手伸过去，摸了摸她的脸。她的眼圈慢慢红了，两颗泪越聚越大，然后埋下头吃饭，筷子把饭碗磕得当当响。
“吃饭，”她说。
碗筷放下之前没再理我。
孙宴临对摄影有了兴趣完全是个偶然。跟先祖孙过程传下来的那部相机没任何关系，她懂事时，空壳相机也早已经不知所踪。跟小祖父玩过摄影也没关系，孙立心从牢里出来，“相机”“摄影”作为孙家的敏感词已经五年，早就被成功地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过滤掉了。
初中一年级，她到同学家玩。同学炫耀亲戚从日本给他们带来的佳能相机。EOS 700型，一款面向业余摄影者的自动对焦35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作为EOS 850型更新换代的机型，该款机器设有焦点预测功能和多种曝光模式。她只是想摸一下。同学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只许看，弄坏了赔不起。她是个好学生，成绩好到老师和同学极少拒绝她的要求。她觉得很没面子，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谁稀罕！我家邻居就是郎静山，摄影大师。1949年郎静山去了台湾，很多年里大陆业界对他都知之甚少，在这个小城，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就算都天庙街的街坊，你说摄影大师，他们也很难立刻把他跟家门口那个空寂破旧的院落对上号。小同学们笑她瞎说，咱们这地方哪有什么摄影大师。孙宴临只是嘴硬：当然有，还是邻居，但更具说服力的信息一条列举不出来。她说天不早了，先回家吃晚饭，明天再给你们普及。
回到家，父母也语焉不详。正好母亲煮熟饺子，让父亲端一碗给小祖父。父亲出了门把饺子交给孙宴临，在她耳边说，送去，问小爷爷。在孙立心的小屋里，孙宴临看到一摞手稿；六年后这摞手稿在一家偏远的出版社出版，书名《夜静春山空：郎静山和他的艺术世界》。那部书稿，文字问题不大，间或小祖父做点解释，孙宴临囫囵囵也看得下来；图片资料麻烦，孙立心隔三差五跑各家图书馆，郎静山的摄影作品他只能用铅笔临摹下来，经常一张照片要画一天，饶是如此精心，效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更兼若干图片资料可画性极弱，孙立心只好转着圈用文字解释，看得孙宴临脑袋一圈比一圈大。
收获倒也立竿见影。几十页手稿和几幅临摹图片看下来，不仅唬住了同学，还被同学们目为了专家。“专家”的虚荣逼她沉下心读完了小祖父的全部手稿。一本书看下来，她觉得自己跟摄影有了隐秘的关系。她跟小祖父说：
“我也要学拍照。”
“那玩意儿害人，”孙立心说。他的后半生一直很瘦，大夏天穿衬衫也要把扣子扣到顶。吸了三口烟后他又接了下半句，“太贵。要喜欢，就从画画开始吧。”
“这么简单？”晚饭后坐下来喝茶，我问她。
“那得多复杂？”
“一辈子的志业，总要隆重点嘛。”
“那是唱戏。平常人生，吃顿饭一辈子的决定可能就做出来了，哪需要天垂异象。”
“初一到现在，”我迅速心算了个数，“二十年。没动摇过？”
她摇摇头。这算动摇过还是没动摇过？
“咱俩好几顿饭都吃过了，你做出了啥决定？”
“你想让我做什么决定？”她低着头给我倒茶。
她细长的白脖子延伸到衣服里一小片光裸的后背上。我有把手伸过去摸一摸的冲动，为此我用左手抓住右手。“看你的了。”灯光没有调到最大亮度，粉白中透出毛茸茸的橘黄。地老天荒的静寂与安详。
“你竟然也学会含蓄了？”她笑起来，又给我倒茶。
“脸皮再厚也是有面子的嘛，你就不能让我装一装？”活了四十年我终于发现，真正严肃的问题你是没法嘻嘻哈哈、吊儿郎当地来谈的。你不想板着脸都不行，五官和肌肉不答应。
“不许催我。有了决定我会给你打电话。”
“每天早上请个安也不行？”
“不行。”她低着头说。然后抬头盯着我看，两眼里突然放出站在讲台上时才有的光，“你说，我的高祖父孙过程当年护送的谁？我查了资料，那相机好像是柯达1900年的款。谁把它拆成了空壳？那空壳相机最后又去哪里了呢？”
我摊开两只手，等有能力时空穿越再说吧。我也一肚子问号，我那伟大的祖宗平遥公听上去很有些传奇，但连一个空壳相机也没留下来。时间消磨了一切。这才几十年啊。所以，珍惜现在。这一杯十六年的熟普，是我们俩年龄差距的两倍，珍惜这杯茶。来，干杯。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在河边烧过几刀纸后，我就回北京了。来，干杯。
我们把茶杯端到了眉毛的高度。她的眼里因为涌出泪水，眼神显得更有分量。
她把我送到防盗门口。隔着防盗门的铁栅栏，我又问：“请安也不行？”
“不行。”
回到酒店，前台转告我，一位老先生留了封信。我打开信封，半张纸，只有五个字：永思园公墓。
第二天上午，我买了一堆火纸、水果和鲜花，手提、肩背、怀抱进了淮海西路的永思园。园林式公墓，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木扶疏，在管理人员的指点下我还是多绕了很多圈。在一片平民化、格式化的墓地里，找到了谢家的一溜坟墓。按顺序排开，最左边是先祖谢平遥，最右边是谢仰淳。平遥公的墓可能衣冠冢都算不上，只是个名字。几十年来天下纷扰，坟墓也不知道迁过多少回，每次丢一两根骨头，现在差不多也丢光了。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谢平遥”三个字在，我们就知道了源头和来路，我们也就有了源头和来路。毫无疑问，把平遥公以降的祖上迁葬这里，是堂伯谢仰止的功德。为此我对他又生出了些敬重，犹豫要不要推迟一天回京，下午再去周信芳故居碰碰运气。
鲜花和水果供上，我把火纸均匀地分到每一位祖先的墓前，点着。我把祖父和父亲想说的话给列祖列宗都说了一遍。我们没法逢年过节都来给你们烧纸上坟，但敬重和缅怀之心从未放下。真希望运河自济宁以北从未断流，我们就可以随时把想说的话放到运河里，一句句地让它们顺水漂流，一直漂流到你们身边。我像在电视台录节目一样，自言自语半天，我的祖先是最忠实的听众。说完了，我在谢平遥的墓前蹲下来，想象祖父回忆中那个坐在藤椅里的胖老头。祖先是一件遥远的事。我蹲在遥远的祖宗跟前抽了一根烟，站起来时，发现旁边站着一个人。两列坟墓之外的地方，背着手站着堂伯谢仰止。
“伯伯。”
堂伯对我点点头，背着手走过来。我递给他一根烟，他对我伸出两个指头，我又给了他一根。他把两根都点上，一根自己叼着，一根放到堂叔谢仰淳的墓前。“你叔叔是个烟鬼。”他说。又从裤兜里摸出一瓶洋河酒，从平遥公开始，每位祖宗的墓前倒了一些，到谢仰淳墓前正好倒光。“别人都好酒。”上坟也需要经验，我就没想到给祖宗捎来两瓶酒。
能告诉我祖宗的墓地，人还过来，至少说明他正视了历史。一辈子揣心里放不下的事，谁也无权要求他原谅，我说：“谢谢伯伯。”
他对我摆摆手，“不想提了。”昨夜休息得不好，他的声音沙哑不少。他对着祖先的坟墓说，“祖宗们在上，仰止和望和来看你们了。当年平遥先祖沿运河去了北京，今天望和沿运河又回到清江浦，这也是咱们谢家几代人聚得最全的一次了。大道理仰止也说不了多少，就给列祖列宗唱一段我自己写的《长河》，就当给祖宗们再奠一杯薄酒了。”
开腔吓我一跳，听上去完全是周信芳在唱淮海戏。从平遥公的北上到我的南下，堂伯简明扼要地把清江浦谢家的历史梳理一遍。几代人或为事业，或为志趣，或为生计，谢家的经历竟一直不曾远离运河左右。我明白堂伯昨夜为什么没休息好了，他熬到半夜，把我编进了唱词里。
除了管理人员，永思园里只有我们俩，堂伯把声音彻底放开，苍凉宽阔，悠远绵长，整个唱段里听得见洪波涌起、涛声阵阵。唱完了，堂伯拉我一起跪倒在祖先坟墓之间的空地上，行跪拜之礼。
离开墓地我们边走边说。堂伯跟我提及一件事，他小时候见过祖传下来的几册记事本，全是洋文，不知道是不是平遥公的手迹。“文革”之前捐给了本市某图书馆保存，此举也是遵平遥公之命。当初构思《长河》时，他去该图书馆查阅，被告知他们找不到这份资料。图书馆半个世纪来遭遇的磨难不比任何一个人少，开开闭闭，被洪水淹过，被大火烧过，被小偷盗过，搬家就四次，早不知道丢哪里了。堂伯与他们理论，怎么能如此慢待捐赠的物品呢？工作人员回答，要是早生几十年就好了，拼了命我也会保护好你们家捐赠的资料，不仅保护好那些珍贵的手稿，顺便把一些孤本也给保护下来，可惜的是，我没法早生几十年啊，真是遗憾。阴阳怪气的工作人员把我堂伯气得鼻歪眼斜，气也白气。
我诚挚地邀请堂伯方便时去北京，一为做客，二是想把堂伯请进演播厅，录作《大河谭》的一部分。他不置可否，只是嗯嗯嗯。在十字路口分别前，我到最近一家银行取了卡里最后的一万块钱现金，五千请堂伯和伯母笑纳，另五千请堂伯转交仰淳婶婶。来去匆匆，没带礼物，也未及登门拜访，区区五千，聊表孝心。这也是父亲的意思。堂伯坚决不收，最终没拗过我，装进了兜里。
回到北京，手机活过来了，从早响到晚。业务的，饭局的，借钱的，要债的，打错的，骚扰的；前妻和儿子也步步紧逼，以儿子的名义要挟我，已经成了前妻每天一剂的醒神咖啡。当然我也用手机去联系业务，去约饭局，去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他妈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了。总的来说，这个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基本上没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我想听的声音总也不出现，想看的短信迟迟不来，一天、两天、三天，一周、两周、三周，我有淡淡的绝望。人到中年，于感情的深入和绝望都有了点分寸。我依然信守“不请安”，答应过的。
第四周的第一天。头天晚上睡前，我在“望和历”又画一道斜线，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过去了。从淮安回来，我开始向母亲学习，在床头一本新的“望和历”上做标记。斜线之外偶尔会加一两个关键词，这是一天的日记。这一天我写的是：抵押。借债不成，只能先把房子抵押出去。《大河谭》的几个新策划出奇的顺利。“瑞拍客”西蒙·格朗瓦尔已经谈妥，再打磨一下本子就能实地拍摄了。堂伯谢仰止也没问题。我鼓动老头子给他打了个电话，多少年音问断绝，开始两人还矜持，对话的黏性堪忧，艰难的三分钟过去，两个老头抱着电话就哭开了。堂伯说，但凡需要，他还可以从大闸口游到水门桥，随便拍。我想好了，堂伯的这部分，起自他唱麒派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到他唱淮海戏《长河》止。
周转资金的确出了问题。
下午小王找我，说账上要见底了，要不接下来的几个活儿先缓缓？我说不行，打铁要趁热，气儿不能在咱们这里先泄了。他又提议，那这两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先停掉？我说更不行，兄弟姐妹们都指着这血汗钱养家糊口，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干。他还要再说，我挥挥手，洒家自有道理。小王出了办公室，我就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小羊，老子哪有那么多“道理”啊。我给前领导打了个电话，狗日的还算念旧，亲自接了。说真是没办法，《大河谭》的准下马状态也不是他的意思，“上头”没信心啊。我知道这是当官的一套修辞，但凡为难的球都踢给“上头”，“上头”是谁、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把球踢出去。挂了电话，我把可以当债主的朋友列了一串名单。抽了根烟，又一个个画掉，真他妈开不了口啊。在今天，借钱比借人家老婆用还可耻。就剩抵押房子这一条路了。那就抵押，我一拍桌子，老子愉快地决定了。
第四周的第一天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我以为是闹钟响了，听铃声又不对，是电话。我闭着眼摸到手机，我说喂。对方说：
“是我。”
我眼睛啪地睁开，一瞬间就醒透了。是孙宴临。“孙老师你这是叫早服务吗？”
“问你个问题。”
“请指示。”
“从淮安到北京，运河断流了。如果还想坐船一路北上，有可能吗？”
我有点蒙，人醒透了但智商还在睡着。这丫头啥意思？但凡事得往好处上说，这是原则。所以我说：“当然。必须的。”
“比如？”
“既然它曾经畅通过，就没有理由一直断下去。人心齐，泰山移，请孙老师相信，只要想，迟早会接上。”
“好吧，算你及格了。”她手机里传来呼呼的风声，“我在运河边。”
“哪个运河边？”
“你家楼下的运河边。”
我噌地坐起来，跳下床，抓一件外套就往外跑。母亲从外面买过菜刚回来，正给我准备早饭，问我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外面风大，换双鞋再出去。我说等不了了，回头再说，穿着睡衣睡裤和拖鞋，拎着外套已经到门外了。
一路小跑。在滨河路上就看见孙宴临，她真站在运河边。戴着棒球帽，风把一部分头发吹到她脸上。脚边是个拉杆箱。她看着我像个酒肉和尚一样风风火火地跑过去，慢慢笑了。
“你来了？”
“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网上搜到你的工作室。不都在西上园嘛。”
“孙老师果然聪明。”
“又来了！从家到河边这次多少步？”
“一千零六十二步。”我说，一把抱住她，嘴就往她脸上凑。“两步并作了一步。”
她做着样子推我，“下了火车就打车过来了，脸还没洗呢。”
“不嫌弃，”我支支吾吾地说，已经亲上了。“我也没洗。”
我们在河边抱了十分钟。散步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孙宴临说：“别人都看着呢。”
让他们看去。在台里客串主持的时候，走大街上还有不少人能认出我，现在不干了，人也胖了两圈，室内戴墨镜恐怕也没人注意我了。在这河边，认识孙宴临的人更是一个没有。我把她抱得更紧了，半个人被我包在了外套里。
十分钟后，我提议回家，早饭应该准备好了。她想先去我的工作室缓一缓。从决定订票来北京，这几天像坐上加速度的过山车，三十二年都没这么快过，她有点晕。也是，理解时间本身也需要时间。这会儿小朋友们正好还没上班。我拖着箱子陪她慢慢走。
“从河边到工作室，这次需要多少步？”
“五千零七十二步。”
“因为拖鞋？”
“因为你。”